太阳花学运落幕近两个月，但迄今仍余波未平。政府基于维护社会法治的精神，自有究办
强闯公署、破坏公物等不法行为的必要；相对的，当初满怀热血占领国会和政院的学生和
民众，却也必须面临国家司法的侦审和追诉。在此一过程中，政府如何一方面顾及公权力
尊严的维护，在另一方面又展现对一般参与者最大的宽容，避免浮滥扩大打击，恐须审慎
拿捏。
目前看来，检警侦办的过程显然并不顺利。原因是：一，这场学运参与人数众多，时间又
长，至今检警约谈已超过四百人，但许多情境复杂，未必能在短期内厘清。二，舞台中央
的学运领袖因为有强大的律师团撑腰，显得有恃无恐；相形之下，一些周边的个别学生，
则可能在侦讯过程备受无谓骚扰。三，在战略技术考量下，核心学运领袖故意拒绝警方的
传讯，而主动集体赴北检向检察官说明；这类不断挑战体制的作为，对司法侦办行动必然
构成相当压力。
就在近日，学运领袖林飞帆公开指控检警的约谈行动，说“这是台湾民主化后史无前例的
大规模司法滥诉追杀”，抨击政府是“故意凌迟，以约谈方式制造恐怖气氛”；他并质疑
检警向医院索取当时就诊民众的医疗个资，是“严重侵犯人权”。与此同时，陈为廷也宣
称，执政党若敢利用立法院临时会通过“服贸协议”，随时都会再次上街。
从这种种现象观察，少数光环加身的学运领袖，对于司法侦办行动根本毫不在意；甚至，
由于背后有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援，使他们一再大胆挑衅政府的行动。如此一来，这也就对
司法人员的侦办构成强烈的干扰：如果检警放著这些第一线的领导者不办或不敢办，却要
在广大群众中找寻那些没头没脸的人，指控他们才是该负脱序责任的祸首；那么，浩大的
约谈侦讯行动最后获致的起诉结论，真能公平、适切且禁得起公评吗？
要追究一场群众运动的责任，并不容易；要追究一场学生运动的个人责任，当然更困难。
无论《集会游行法》对“首谋”的定义为何，以台湾社会对于学生惯有的包容，除非特定
学生做出不可原谅的违法或暴力行为，恐怕难以用什么严苛之罪名究办。但话说回来，立
法院被学生占领廿多日，行政院也曾遭强闯破坏，警分局被群众包围，政府可能在一夕之
间停摆；这样的行为若不依法追究，无异是在“鼓励效尤”，正当抗争团体磨拳擦掌、跃
跃欲试，台湾将难有宁日。
最近的六四事件纪念活动中，几名太阳花学运领袖正好有机会和流亡的六四学运领袖在自
由广场同台，并同时谈到对民主的追求。虽然同样是学生运动，同样是对现状不满，但两
岸这相隔廿五年的学运，不只是人物的不同、时空背景的不同，他们所面对的体制和执政
者，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言。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说，“廿年后的中国，最理想的状态
是像现在的台湾”，这话已说明了一切。
两场学运全然没有相提并论的余地，因为两者的基本差异如同天壤：太阳花学运面对的是
民主政府，六四学运面对的是专制政权；也因此，台湾学运以和平收场，六四学运却被指
为“反革命”而遭血腥镇压。六四学运的参与者，有人命丧坦克，有人被捕入狱；有人则
流亡海外，迄今廿多年仍未获准返回中国大陆。而台湾学运领袖则可以当街辱骂元首，可
以拒绝警方的传唤，甚至把保护官署、维持秩序的员警指为“国家暴力”。
台湾学运领袖之所以能如此肆无忌惮，正是因为置身民主体制而享有的自由，是利用蓝绿
对立的矛盾而受到的特殊保护。事实上，他们正以自己不断的踰越行为，在民主和法律的
安全墙上凿洞，同时也在破坏法治对其他人民的保障。故意践踏法治而自称是在争民主，
这种辩术毫不高明。
约谈四百人是件大工程，但无论如何，有效的司法侦办必须要解答学运引发的这类基本疑
惑。至于个别学生的枝节，恐怕应力求从宽，切不可本末倒置。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8728192.shtml
到现在还在讲强占公署 还有脸说自己是民主政府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