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继承五四传统的李敖，早在2005年就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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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李敖的死讯传出，我唯有摇头而已。对我来说，李敖不是死于2018年，而是死于2005年—
—那一年，声称一辈子不离开台湾岛的李敖展开了“神州文化之旅”，由反对国民党的斗
士，沦为谄媚共产党的奴才。
台湾的中年以上的朋友，早年受过《文星》时代的李敖文化思想启蒙的朋友，谈起李敖来
，多少还有写怀旧的意思。我在中学时代也是李敖迷，不过经过六四屠杀的洗礼，进入北
大后，我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已远远超过了李敖对威权主义的国民党的嬉笑怒骂。然后，
就是看到李敖的这趟毁灭之旅。
李敖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来到他曾经生活过的作为“皇城”的北京。这个舞台
比台湾大千百倍，这里的聚光灯也比台湾亮千百倍。
然而，在我看来，与其说那是一次“文化之旅”，不如说那是一次“商业之旅”和“统战
之旅”。这是一个在业已初步实现民主化的台湾找不到位置的过气人物，不甘寂寞的“最
后一秀”、“最后一搏”，宛如白先勇笔下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一场耗费中国纳
税人无数金钱的辉煌之“秀”、辉煌之“搏”，却“秀”掉了、也“搏”掉了李敖在台湾
白色恐怖时代靠坐牢积攒下来的所有老本。
为什么说李敖此行是“商业之旅”呢？90年代初以来，李敖作品的市场已悄然转移到中国
：在已经拥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台湾，他那些骂骂咧咧的大胆言论，无法继续为他赢
得满堂喝采，民主化之后的台湾需要建设性的、前瞻性的思想；而在言论不自由的中国，
刘晓波等真正的自由思想者都被消音了，一般读者只能通过阅读李敖谩骂蒋家王朝的文字
，来发泄对更加暴虐的共产党的不满，这就是李敖在中国走红的特殊原因与背景。
另一方面，作为中共国安背景的香港凤凰卫视的雇员，李敖的中国之行由凤凰卫视一手策
划，凤凰卫视获得全程跟踪报导和播放的特权。李敖与凤凰卫视的关系，从来都不简单。
一直以来，凤凰卫视都是中共“大外宣”战略中的一枚棋子，是中共在海外的统战机构。
它愿意为李敖的行程买单，不是敬仰李敖的才华，而是以此完成党交付的任务，同时制造
媒体热点，提升收视率，获得更高的广告报酬。
李敖与凤凰卫视的合作，无疑是中共对台统战的一大成果。对双方而言，这种合作如同“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李敖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在这趟行程中刻意呈现其
作为“留在党外”的“编外党员”的角色，这样中共才会视之为一支“优绩股”。
李敖不是“文化使者”，而是精明无比、善于投资的“另类台商”。为了商机，商人可以
没有祖国；为了版税，李敖可以没有立场。在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图书市场上，李敖长期是
一线畅销书作家。他十分看重在中国图书市场占有的份额（龙应台等人也是如此）。为了
保持和拓展在中国图书市场的利益，李敖不惜克服他渲染的“飞机恐惧症”，飞到中国作
这场大秀。李敖到中国，跟数十万在中国挣钱的台商一样，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无非为
了一个“利”字。
李敖在中国所享受的待遇绝非独立知识份子、作家和学者所能享受到的。且不说在钓鱼台
国宾馆住宿、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举办家宴，如此“顶级作派”全都得到中共高层的首
肯；单单是一路上数十名来自中央警备局、熊腰虎背的保镖贴身护卫，其派头就不亚于到
北京朝拜的连宋等政党首脑。我不知道“中南海保镖”的费用由谁买单，当然不会是李敖
本人掏腰包——大半由中国纳税人出钱。在中国，纳税人的钱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共的“私
房钱”。为了“统战”需要，中共不会吝惜这点小钱。
中共的钱是烫手的，是需要回报的。“拿人钱财，与人消灾”，难怪李敖一启程就高调宣
布他是来“向党中央报到”的，也难怪李敖一到北京机场便对中外媒体大骂台独势力、鼓
吹“祖国统一”，难怪李敖在作为“屠杀的现场”的天安门城楼上写下“休戚与共”（“
共”，李敖解释说，亦暗示“共产党”）的媚词。真可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也。
李敖访问中国，足迹只是停留在北京和上海，连他的东北老家都没有回去。北京和上海，
用经济学家何清涟的话来说，是中共苦心经营的“现代化的橱窗”，像孤岛一样突兀于广
袤而苦难的中国之外。一贯标榜关心民生疾苦的“大陆型知识份子”李敖，为什么不到北
京、上海之外的、真实的中国大地上走一走呢？去看看河南的上千个爱滋病村，去看看云
贵山区数百万的失学儿童，去看看老家东北失业工人居住的贫民窟，这才能让号称“一百
年来白话文写作第一”的李敖获得丰丰富富的写作素材。
平心而论，李敖在北大的演讲比我想像中的好——因为他晚年的表现太糟糕了，让中国有
良心的知识份子早已对他不抱任何幻想了。他偶尔说几句人话，反倒会让人刮目相看。
李敖是绝顶聪明的才子，他没有像中国某些御用文人那样肉麻地、拙劣地吹捧中共，吹捧
得让被吹捧者感到不舒服。李敖深知，不批评中共无法显示其勇气；但他更深知，中共的
秦城监狱比台湾的绿岛恐怖千百倍。于是，他对中共的批评采用“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方
式，甚至大段引述毛语录为自己壮胆。不过，李敖总算抓住“言论自由”的主题，申明言
论自由对一个国家民族有益无害，也暗示他知道“祖国大陆”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李敖
的作品在中国出版时就经常遭删节，如他很得意的《孙中山研究》仍不被允许出版，因为
中共要保留孙文这个神主牌，不容李敖亵渎孙文。
李敖从来不抗议中共宣传部对其作品的阉割，他敢得罪“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国民党
，却不敢得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共产党。
北大讲台上那些惊人之语很快回馈到主人那里——中宣部哪里容许你如此插科打诨？你又
不是美国总统。中宣部将凤凰卫视的高层主管找去训斥一通，李敖晚上也睡不好觉了，赶
紧鞠躬道歉、反省认罪。此后在清华和复旦的演讲，立即变得规规矩矩的，连“扛着红旗
反红旗”的言论亦荡然无存了。中共这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主子，可比台湾挑剔而善
变的选民更难伺候，李敖总算领教了一回。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李敖绝口不提自由主义，
而津津乐道于爱国主义。如《圣经》所说，“那入口的不能脏人，那出口的才能脏人”—
—李敖爱的是哪个国家？李敖拿的是哪个国家的护照？
人心确实比万物都诡诈。从本质上来说，李敖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任何一种价值观的
持守者。他是精明的买卖人，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罔顾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在评论
中国问题时，李敖从来都是“小骂大帮忙”。他的中国之行，对中共而言，利远远大于弊
。李敖在台湾指名道姓地大骂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等历届
总统，却不敢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独裁者有任何一点不敬
的言辞。他知道“入乡随俗”，更知道“柿子挑软的捏”。
李敖曾经撰文严厉批评70年代到台湾访问的苏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
Aleksandr Solzhenitsyn）。李敖认为，作为《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忍尼辛访问在威
权主义统治之下的台湾，没有为台湾狱中的良心犯呼吁，此一行动是对台湾当局的支持，
也是对台湾的异议作家同行们的伤害。对于索氏这位反抗专制的斗士来说，那趟台湾之行
是其生命中的一大污点。如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敖对索忍尼辛的批评变本加
厉地回应到他自己身上，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的一幕。
李敖在面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时的不同态度，与其说是他本人的重大转变，不如说这一个案
生动地显示出共产党比国民党邪恶、诡诈一百倍。国民党对付不了李敖，共产党却将其玩
弄于股掌之中。
从那时起，我便宣布废除此前对李敖的所有赞扬——我曾经将李敖视为北大精神和五四传
统的继承人，他也是我早年引用警句最多的作家之一。向李敖告别，似乎是我走向成熟的
重要步骤。而那趟到中国的“败德之行”的13年之后，早已如一具行尸走肉的李敖终于风
光不再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唯有一片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