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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李敖先生——出版背后的故事（连载一）
文|李昕 2016-03-20
第一次闻知李敖大名，是在1985年。那年北大举办一场报告会，请专家介绍台湾思想界状
况，我去旁听了。从报告中，我知道了柏杨和李敖这两个名字，了解到他们反权威、反传
统、反专制、反暴政的言论和事迹，很有几分景仰。
那时他们的著作都没有在大陆出版。但是很快，湖南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柏杨的《丑陋的中
国人》。找来一读，颇感作者的“中国文化酱缸论”振聋发聩，但事后细想，又觉作者不
免危言耸听，有哗众取宠之嫌。
最早读李敖的书，是当时大陆未经授权而“内部出版”的《蒋介石研究》。三大卷，厚厚
的，里面有颇多史料，我们在当时闻所未闻，见解也有耳目一新之感。读后发现李敖在史
学研究方面的功底远胜于柏杨。而他的文笔犀利、尖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文采飞扬，
胆识过人，有鲁迅风。
读李敖的书，并不曾想到出版他的作品。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文学类图书，把李
敖当做思想家和学者，并非文学家。但两三年后，李敖的一位友人的到来，使我和他结下
了不解之缘。那人是李敖的朋友陈中雄，来自台湾，时间是1988年底。
陈中雄是为李敖送书的，说李敖指定要将自己的一批书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本人不能
亲自前来，因为他在台湾与国民党政府对立有年，国民党恨不得驱逐他出境，如果他离开
了台湾，国民党非乘机拒绝他重新入境不可，那他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所以他要
留守台湾和国民党共存亡。
我接收了这批书，一共20多本，都是李敖80年代以前的代表性著作。适逢1989年1月，出
版社成立综合编辑室，由我担任主任。此编辑室的分工，要突破狭隘的文学局限，组织出
版思想文化读物。于是李敖著作的遴选、编辑和出版的责任就落到我的身上。
我首先看中的是他作为杂文家的两本代表作《传统下的独白》和《独白下的传统》。这两
本书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剖析和揭示，独到而深刻，入木三分，却又不像《丑陋的中国人
》那般偏激。
《传统下的独白》，1963年在台湾首次出版，是李敖的成名作，他自己说：
“这本书包括二十篇文字，篇篇都是名副其实的‘杂文’，有的谈男人的爱情，有的谈女
人的衣裳，有的谈妈妈的梦幻，有的谈法律的荒谬，有的谈不讨老婆的‘不亦快哉’……
各文的性质虽是杂拌儿，但是贯串这杂拌的却是一点反传统、藐视传统的态度。”
这种态度，使李敖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独感。面对芸芸众生，却感落落寡合。
于是他把这些文字称为“独白”。
他以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走上文坛，几年以后，便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在狱中和出狱以
后，他关于中华文化传统的认识更加深刻和系统化了，但是仍然无人与之对话，于是他再
次“独白”，写下了《独白下的传统》。
这本书一下就吸引力我。别的不说，只是序言《快看独白下的传统》里面的几句话就牢牢
把我抓住了，李敖说：
“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还在雾里。”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简直没有合适的书看。”
“中国没能被了解——全盘的了解。中国被误解了。中国被瞎子摸象。”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
鬼子——别再误解中国。”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本书的由来还有故事。几年以后，认识了台湾出版界的“小能人”、
被李敖称之为“最有眼光的出版家”的沈登恩先生，才知道，这本书是他催生的。
1979年，李敖出狱已经两年多了。但是他仍然在媒体上处于被封杀状态。沈登恩自中学时
代就是李敖的粉丝，此时作为远景出版社的老总，他三顾茅庐，邀请李敖重出江湖。但当
时他想的，只是要再版李敖未曾被查禁的《胡适研究》和《胡适评传》。然而李敖不甘与
此，他说：
“李敖十四年被封锁，如今重返江湖，只出版两本出过的书，未免太寒酸了，总该出一本
台湾没发表过的。”
于是李敖精心包装了《独白下的传统》，亲自为它写了全套的广告词。那一段著名的吹牛
文字，就印在这本书的扉页上：
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
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
李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
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李敖
此外，此书的封底，还有一句令我印象颇深的广告词，李敖说：
“远景过去没有李敖，李敖过去没有远景，现在，都有了。”
这便以双关含义，把自己和远景出版社联系起来。我读了便想，李敖真是仗义，硬是要拉
著出版社一起出名。
这两本小书令我爱不释手。我们决定第一批推出。但是因为两书篇幅都很小，总共不足20
万字，在当时所有的图书都采用52克胶版纸的印制，所有的版面都用老五号宋体铅字排版
的统一格式下，分作两本出版，就成了两个小册子，不够大气。于是我们把两书合二为一
，定名为《独白下的传统》，在1989年春季推出。这是李敖作品首次通过正式授权在中国
大陆出版。
如何做宣传？那时也小有争议。我希望来一点先声夺人的声音，于是准备将那段五百年来
写白话文前三名全是李敖的广告词印在封底。但当时编辑部有人批评我不够庄重。我能理
解，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家极其严肃的出版机构，难以容忍此等花言巧语。哪怕是另
行印制广告，也不可肆意夸张，何况这是要印在书上的文字。但是，为了打开市场，我坚
持未改，可以算是打破了这家出版社的老规矩吧。
当时的图书发行主要靠省地县三级的大约3500家新华书店。我们专门和新华书店总店联络
，根据他们的要求，印制了1万张介绍此书的海报，委托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分发。海报的
内容，我们是颇费心思的。我和编辑们分析了文化界的情况，认为此时尚处于“文化热”
的末期，读者对于中国文化题材的图书热情尚未消退，因而此书有潜力成为畅销书。
但是，李敖的知名度还没有打开。他和柏杨在台湾齐名，可柏杨前两年靠着《丑陋的中国
人》已经名声大噪了，而李敖在大陆仍然不为人知。于是我们觉得应该把柏杨和李敖绑在
一起宣传，制作海报时，我们就特地强调，柏杨和李敖双峰并起，各有千秋，他们的著作
，可以两相对照，相得益彰。一时间，此书的海报贴满了全国各地大大小的新华书店。那
时，国内还很少有人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图书促销，我们的宣传顿时奏效，此书首印5万册
一抢而空，很快重印发行到近20万册。（未完待续，逢周日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