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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申虹
李敖对我谈到了找人合作办杂志的计画，一切印刷费，杂支，编务支付，所有稿件，
编辑部房舍，都由他负责，合作人只要申请杂志证照，担任发行人就可以，一切盈亏由李
敖负责，法律责任也完全由李敖担负。
这是几乎一面倒的合作方式，那时候的传媒不多，当传媒的发行人，是极大的荣誉，
而且一切的经费，法律责任都不必负，这实在是不可思义的优厚条件，我考虑了一下，立
刻想到了最理想的合作人：汤炎光先生。
谈到我和汤先生结识的经过，那又是一次相当奇妙的遭遇。
我还在政工干部学校当学生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位住在高雄的表姊到台北，我陪了她
在红宝石茶楼吃广东点心，不知道为什么谈到了我的爸爸，隔桌坐的汤先生，竟然认识我
爸爸，于是隔桌和我聊天，交了朋友，他拿出了名片，是一位国民大会代表。
我和表姊都叫他汤先生，一方面是因为他年纪比我们大，而且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关
系，除了礼貌性的称他先生以外，也真的想不出应该怎么称呼，不过汤先生说，他是我爸
爸的晚辈，而且也当过我爸爸的部属，所以要我叫他汤大哥，我表姊还在不好意思，我却
已经毫不客气的真的叫他汤大哥了。
汤大哥当时除了是国民大会代表以外，还担任了其他公职，中央公教人员保险监理委
员会的祕书长，以及公保月刊社社长。公保监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公保月刊的发行人，
都是当时的考试院铨叙部长石觉先生。
一直到了汤大哥和我非常熟了以后，他才告诉了我他和我爸爸的关系，他是军统局的
老干部，在广西当选了国民大会代表、也当过情报局香港站站长，后来他离开香港回台湾
，被石觉先生请到公保会兼了秘书长和社长的差事。
汤大哥的朋友非常多，而且亦以香港来的广东朋友最多，所以他是红宝石的常客，他
认识了我以后，经常约我在假日到红宝石去饮茶，而且他知道我喜欢吃叉烧包和马蹄糕、
每次都会特别为我点了这两种点心、让我ㄧ个人吃，于是一大桌的朋友一面和我说笑话，
一面看我吃点心，在结帐的时候，大家都会抢了付帐，只有我视若无睹，一副只会吃白食
的架势。
后来汤大哥知道了我在干校的经济状况以后，竟然要石觉先生出了聘书给我，要我担
任公保月刊社的顾问，以及为杂志写稿，稿费另算，而且还要我别再编‘中华青年’以免
太累，我在公保会得到的待遇，已经是干校学生薪给的好多倍了，很难为情的是，我因为
要想多赚一点钱，没辞掉中华青年的工作，最大的原因，我在公保月刊上的文章，必须写
得非常严肃，而在中华青年半月刊的‘上下左右谈’和‘天南地北’我可以随意写，非常
过瘾，爸爸曾经看过我的‘上下左右谈’谈到抗战时候的名将张发奎先生要到台湾来‘共
赴国难’的评论，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笑着对我说：‘我本来非常反对你当记者，不过现在
看过你的东西，知道你当记者也没什么不对’，因为我在还没有进干校以前，他就告诉过
我，我们中国这么多记者中，真正够资格当记者的只有一个：张季鸾先生，抗战时期大公
报的老板。
我想到了和李敖合作的对象，把汤大哥和我的关系以及他的情形向柏杨老师和李敖说
明了一下，两位都相当赞成，于是我立刻打电话给汤大哥，约了他和柏杨李敖两位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