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操控价格反托拉斯诉讼乙案，广明光电等被告遭提高三倍判赔4.3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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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对广明光电提出反托拉斯调查，在2019年10月22日德州联邦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成立，全体被告被判赔1.76亿美元损害金额。至于，惠普要求提高三倍赔偿部分于2020年1月3日法院判增补判决所有被告须付给惠普损害赔偿金额至4.39 亿美元。该增补判决系HP依据联邦法就陪审团作出事实损害赔偿金额认定后向法院申请三倍惩罚性赔偿，进而由地方法院法官行使裁量权。广明认为，并未直接与惠普交易，若二审败诉仍可能上诉。
根据广明光电声明全文，摘出要点如下：
本案反托拉斯调查起始于，广明2009年被美国司法部与各国进行不公平竞争案调查开始后，均依法配合调查。七年下来，韩国某公司的高阶主管已被美国司法部依刑事犯罪进行起诉、认罪、判刑。然而，美国司法部、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等各国政府机关启动的调查案多认定广明并无参与该不公平竞争之事实，进而取消对本公司的调查。
2019年10月22日，广明接获律师通知广明与惠普在德州联邦地方法院的案件已由八个人的陪审团作出一审判决书。陪审团认为广明有参与价格操纵，进而与其它六家厂商连坐，全体被告被判赔1.76亿美元。
惠普在取得该一审判决后，依联邦法进一步向地方法院法官要求将赔偿金提高三倍，广明也依联邦诉讼程序提出抗辩。地方法院法官在未具理由的情况下，仅以一页判决的方式就行使其裁量权准许赔偿金提高为4.39 亿美元。
广明坚持不与惠普和解，是因为广明从未直接与惠普有任何交易。
美国特有的司法体系与诉讼机制允许私人机构与律师事务所采取“后酬约定”（contingency fee arrangement）的方式进行以谋利为导向的民事诉讼；这类型的诉讼也多半允许律师事务按判决金额成数收取费用。因此，在过去的七年间，广明面对了包含惠普在内的七件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案件。广明在衡量诉讼成本、和解金额、股东权益等多项因素下，陆续与各个企业或集体诉讼原告达成和解，且和解金额多半尽具有象征意义。
事实上，碍于各和解合约书均设有保密条款而致使本公司无法将全部资讯予以揭露。然而，这数年期间，本公司业已与某企业原告A以二万美金、某企业原告B以三万美金、某政府机关原告C以五万美金，以及数百位私人原告D以四十万美金陆续达成和解。然而，对于非具有诚意或是不基于事实基础所进行的原告，广明则保持捍卫自身权益的作法与此类型的原告进行周旋。事实上，广明即在加州联邦地方法院针对“间接购买者集体诉讼”原告取得胜诉。
对惠普一案，广明之所以坚持不与惠普和解是因为，广明从未直接与惠普有任何交易，广明仅仅是索尼（新力）及飞力浦公司的代工厂，由其直接销售予惠普全球各地之分公司。惠普也知悉广明作为日本与欧洲大型公司的代工厂，并无操作价格之能耐。因此，惠普之诉讼在事实上并无所本。
另一方面，在诉讼成本上，惠普要求之和解金额以高达其他原告和解金额之数十倍，也显见其要求显非善意，因此，广明在充分尊重美国司法机关的情况下，仅能持续的与惠普周旋，而非无底线的让步。
广明认为美国法院对广明的制造与销售行为并没有管辖权。
类比于类似之案件，在二○一四年Motorola与友达光电的诉讼中，美国联邦第七上诉法院也表示了相同的见解，并判决友达光电胜诉。换句话说，当任何美国的原告指控外国公司进行价格勾结，致使其在采购上支付过高的金额而提起违反美国国内不公平竞争法时，原告必须证明，这些产品是由美国直接采购并运至美国，然本案中，广明并无直接销售予惠普公司之交易行为。
然而，当原告的海外子公司采购并使用于产品中，然后将这些终端产品在美国境外销售时，“纵使”是有不公平竞争行为也不应该受到美国不公平竞争法这类国内法的规范，除非零组件直接销售至了美国境内。广明从头到尾仅仅是索尼（新力）及飞力浦公司的代工厂且未直接与惠普公司有任何交易。这也是本公司坚持与惠普总公司进行诉讼的原因。
即使上诉仍判决广明败诉，广明仍然有上诉至最高法院的可能性。
另外，就本案的所有诉讼程序而言，美国一审法院是由陪审团就事实作出认定，二审三名法官仍然需要对一审法官就法律适用的指示与裁量权是否恰当进行判断。即使经美国上诉法院二审审理后仍判决广明败诉，本案的性质仍然有上诉至最高法院的可能性。
我国法院也不会承认该外国判决。
届时，若经美国司法程序确认后，惠普公司仍然需要亲自至中华民国法院进行执行。然而，我国法院在审理是否许可执行时，依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二条的规定，若依照我国法律，外国判决的法院无管辖权，我国法院仍然可以不承认该外国判决。同时，外国法院判决内容或诉讼程序违背我国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时，我国法院也不会承认该外国判决。因此，广明仍将透过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司法程序来捍卫公司及股东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