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白天，竞选总部会有一些年轻人来要工作，也就是分发传单，赚点小钱
。我们负责分派地点，有几次还搭出租车去抽检，发现传单都确实塞到公寓
的信箱，这些看似“小混混”的年轻人真是有认真在工作啊。同样印象深刻
的是，有一位看来出身和职业都相当不错的中年男士，来要求代发传单，他
不拿我们发的车钱。当时我就常想，我们绝对不能辜负这些默默支持党外运
动的人士。
　　得知周清玉女士顺利当选之后，我和弱水没去参加当晚的庆功宴，我即
刻回到我的硕士论文，专心撰写，当时离提交论文只剩半年不到。美丽岛事
件发生之后，我觉得思想上快要窒息掉了，那时候，台大罗斯福路的地下道
，墙上贴著整排海报，说要枪毙某某、某某。每次走过，都不寒而栗，感觉
非离开这个岛屿才能呼吸。
　　出国留学的事，又给父亲带来困扰。我想我一生的几个重要抉择，都违
反了父母的期望。几年前看小津安二郎的《东京暮色》，片中父亲对女儿不
可解的行径，两度喃喃说道“令人困扰的小孩啊。”(困った奴だよ)家父已
不在人间，即使今天，我仍想像父亲喃喃自语：“困った奴だよ。”
　　就在我写完硕论前后吧，陈文成命案发生。研究图书馆，简称研图，是
我们历史研究所最常利用的图书馆，图书馆后面的草坪，我们平常不去。对
我而言，陈文成命案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环，在白色恐怖时期，你说它是必
然的偶发事件也可以，说它是偶发的必然事件也可以。但他肯定不是从研图
四楼跳下来。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选择研图当“自杀”
现场？有地缘逻辑吗？有人脉关系吗？
　　那一年初秋，我离开台湾，来到美国留学。党外领导人之一的康宁祥（
我们暱称他“老康”）得知我要到加州史丹福大学留学，热心替我写一封引
介信给当时在胡佛图书馆任职的张富美女士，原本待人热心亲切的张女士更
加照顾我。史丹福大学，校园很大，张富美女士替我从同乡那里弄来一辆脚
踏车。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张富美女士带我参加一个聚会，结束得太晚，
我回不去宿舍，于是被安排住一位同乡家，和那位同乡的女儿睡上下舖。女
儿才九岁，告诉我她有酒窝，还展露给我看，又深又圆，她说她长大后要去
竞选美国小姐。好率真可爱的女孩！现在应该也快步入中年了。
　　年龄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人往往好像只能以自己年岁的眼光来看待别人
。小孩看比自己大的人，总是觉得那种“大”是绝对的。例如，前面我提到
家二哥大我二岁，我总是觉得他比我大，不觉得他也“小”过。当陈文成被
发现躺在研图草坪时，他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教书。二十五岁的我，
还是个学生，总觉得陈文成博士已经是个“成人”了。直到最近Michael(林
世煜）和胡慧玲伉俪要大家书写自己的“三十一岁”，以纪念三十一岁被剥
夺生命的陈文成博士，我才惊觉，陈文成博士当年那么年轻！
　　我今年五十三，已多活过陈文成博士二十二年了。我在三十一岁那年获
得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 的奖学金
，赞助我回台湾并到日本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我于前一年考过博士后选资格
考，在此之前我说服指导教授让我以战争时期的台湾历史作为博士论文的主
题。那年夏秋之际，我回到台湾，回到刚刚解严的台湾。在台湾的半年，我
深切感到，台湾的社会和文化出了很大的问题，有些深层的东西不是政治可
以解决的，我于是下定决心，要在政治以外的园地耕耘。后来我“学成归国
”，从没和过去认识的党外朋友联络，就是这个原因。我生命中有两次的发
愿，那是第二次。第一次发愿，和研究台湾史有关。
　　第二年年初，我从台湾到日本，在日本停留了约半年。日本的经验对我
日后研究日治时期的台湾历史帮助很大，也使我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产生浓厚
的兴趣。那时候，我的博士论文才刚有个雏形。假如今天我有任何算得上有
意义的工作成果，在三十一岁的那个时点，这些都还只是个起头。如果我的
生命突然被迫停止，那么，这些起头就是结束。一个尚待定义的人生被定格
了，也被定义了。
　　如果我的生命结束于一般认定的不可抗力的意外，如车祸、空难、或罹
患某种致命的疾病，我想那是“天”。我常觉得人要有“命运”的观念或是
类似的觉悟，要知道生命没有任何保证，没有人能跟你保证过了这一刻你还
活着。面向死亡而生，让我们更真切了解“活着”的难得和可珍贵性。当“
命运”降临的那一刻，我们也比较能坦然接受。
　　但是，陈文成的死，如同林律师的母亲和双生小姐妹一样，不是意外，
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同样不能接受真相不明。但是我们有可能研究真相吗？
此刻的我，怀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