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待定义的我的三十一岁、尚待定义的台湾／周婉窈（台大历史系教授）
　　突然要想“三十一岁时，我做些什么？”毫无头绪，无法从年岁想起，
只好开始换算西元，哦，是一九八七（一开始还算错一年呢）。我生在二月
中旬，因此严格来说，我的三十一岁是从一九八七年二月中旬到一九八八年
二月中旬。这期间发生什么大事呢？最直接想到的是解严——那个台湾历史
重要时刻的七月十五日，以及隔年一月蒋经国过世。而我自己呢？好不容易
在时间座标上找到自己的三十一岁。那年，我约一半的时间在美国耶鲁大学
，约一半时间在台湾，最后的几天则是在日本。
　　台湾的戒严是世界最长的，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七年，共三十八年又
五十六天。这是我一直记在脑海里的，最近因为教书的关系，才知道台湾不
是最久的——当时着实吓一跳，心想又是哪一国呢？怎么自己一直以为是台
湾。原来还要分“台湾省”和“福建省金门马祖”！后者一九九二年解严，
因此才是全世界戒严最久的地方，共四十三年。总之，以台湾本岛来说，我
一九八一年离开台湾赴美求学，我人生的前二十五年都在戒严体制下度过，
如果不出国，就是从生下来到三十一岁都被戒严！
　　这些像流水帐一样的数目，对我这种数字感特别弱的人来说，真够为难
了。让我们暂时摆开算数吧。何以三十一岁那一年我会在美国、台湾和日本
？是那些因素把我带到这个时段的几个地点呢？
　　可能年纪大了，最近和学生聚餐时，往往会提到过去在台大的种种，越
来越像个“白头宫女”。前几天，不知为什么提到大学时代送稿审查的故事
。我进台大历史系后，不久即加入《大学新闻》，由于年纪小，分派到校对
和送审稿等工作。我记得当时负责审查的那位先生坐镇在台大行政大楼一楼
的办公室。《大学新闻》每篇文稿都要他审过才能刊登，也可以删改我们的
文字。好几次，我从行政大楼出来，回头看这栋红砖建筑，很想把它炸掉。
如果说我曾萌生“恐怖分子”的念头，那当然有，但是要像当时的教官跑到
系主任室说台大附近有个炸弹案可能是我做的，那可是没的事。教官要系主
任孙同勋教授找机会安排我写什么的，以比对笔迹，孙主任和郑钦仁老师商
量此事，郑先生告诉孙主任，此事万万不行，绝对要拒绝。这是事隔多年后
，郑先生告诉我的。两位师长是我的贵人。
　　话说回头，这位审稿的先生，记性不好的我已经忘了他的姓名，印象中
是退伍军人，人可挺和气的，久了还会对我这个南部来的学生嘘寒问暖。有
一次，他指著一篇外文系的投稿，真诚地问我：“哈姆雷特是谁？”　
　　家二哥弘宪从嘉义中学考上台大法律系后上台北。我记得有一天他向家
父表示想去拜访党外民主运动领导者郭雨新先生，请家父替他写封信。家父
是中国青年党员，和郭先生算得上熟识。后来我听家兄说，他依约到长安东
路罗马宾馆郭雨新先生的办公室，郭先生和他讲话之前，先把收音机打开，
声量开大。那时候，墙壁有耳朵，这是“常识性”动作。家兄于是郭雨新先
生的秘书陈菊小姐，也因此陈菊“进到”台大校园来，变成党外人士和台大
学生的桥梁。
　　家兄比我大两岁，从小我就觉得他很沉着，很有思想。现在想起来，家
兄那时候不过才十九、二十岁，就是我现在教的大一、大二学生的年龄，再
怎么看都是很小。那时候，家兄独自想到去见郭雨新先生，实在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