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慧恩（成功大学台文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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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次在捷运上遇到陈挥文，我会特别打量他，转头特别打量。
　　因为我想到，如果这条捷运建在南部，他敢不敢坐捷运呢？请不要误会我要
挑起某些敏感的议题，我想把这件事纪录下来，是因为最近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
“陈挥文现象”。
　　几次搭乘出租车，与运将聊起台湾现状，出现过几次巧合，让我想到一种“
雷同性”。不只一个运将对我说，他觉得陈挥文在“大话新闻”里面是来“顾桩”
的，如果没有陈挥文在，人们怎么能一直记得“泛蓝”有多恶质，有多没人性？
有几位运将说，他透过萤幕看陈挥文说话时的眼睛，就觉得这个人不会说谎，但
是嘴巴说的却不是人话，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观众知道泛蓝心中真正的魔鬼，也
就是他说的这些“心声”。运匠帮陈挥文打圆场：他自己也不愿意说这些话，他
实在是言不由衷，但这却是必要之恶，这个“必要之恶”的词，是我自己加上去
的。
　　我听到这些观点，觉得很特别，在电视媒体已经被视为一种“乱象”的同时，
我们所接收到观众对于媒体的看法心声，都认为媒体“嗜血”、“乱报”，但是
这种面对陈挥文的评论的解读，表现了台湾民众面对媒体的一种“自觉的良心”。
　　如果我们把“大话新闻”观察个两三天，就可以发现许多观众根本是call
in进来骂陈挥文的，甚且连“陈挥文！你头壳甲我举起来！你是不是人啊？你讲！”
这些话都出炉了，然而底层之下，民众其实有另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来自于“狼
来了”的欺骗惯性。
　　综观台湾民主发展的几个过程，台湾的民主一直都在强势的媒体底下苟延残
喘，无论是之前民进党组党后，媒体还不愿直称其名，而叫“民Ｘ党”或是“Ｘ
进党”，我们在520事件，看见手无寸铁的平民被“镇暴”，却又被称为暴民；
许多例子都使思索台湾前途的民众，似乎养成了一种自我救济，或者说繁衍了一
种出自于自我教育的“观看”模式，我们习惯把新闻倒过来看，把加害者跟被加
害者对调，把事实Ａ与事实Ｂ的正反对调，然后变成民众自己相信的那个版本。
所以，在这个岛上，有许多人相信他们“眼睛”看到的，有许多人相信他们“心
里”看到的，更多的是，人民心里都有一个族群的“概念股”。这个概念股彼此
之间似有相关，却又不全然相关，你提得出他们的间接相关，却又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他们可以、必然、绝对相关，在台湾，更诡异的现象是，当你问到他们心里
的概念股，他却又提出一堆无法说服你，更无法说服自己的言语：喔！我不是！
我绝对没有族群偏见。所以，当他刚踏出投票所，你怎么请他整理自己的千头万
绪，怎么对你交代他深层盘密延伸的教育和记忆的背景，对你坦承说实话：我到
底投了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投票“出口民调”无法真正准确的原因。
　　运将对我说，他觉得这些大话新闻的来宾，上节目前必定例行吃饭聚餐讨论
看法，但是台面上，陈挥文卖力扮演反派角色，这个可能性很高的原因是，他觉
得林建隆这个流氓教授，就坐在陈挥文的附近，如果陈挥文真的这么恶质，难保
林建隆不会舍下教授头衔，先海扁他一顿，操出枪子来先处理他，为了陈挥文“
重出江湖”，怎么还能这样谈笑风生，任由陈挥文谩骂？我笑出声，发现台湾民
众因应挤压变形、扭曲歪折的大环境下，思考出了一种属于台湾人民的“小叙述”，
这样的小叙述聚集起来，就是台湾民众面对自我的历史断裂、价值被贬抑的过程
时所衍生出来的“大叙述”，这样的大叙述就是台湾民众相信的历史，而我们相
信的那个版本，就是真实。
　　我想到法国创造概念的大师德勒兹(Deleuze, Gilles)跟瓜塔里一直试图找
寻表层之下隐蔽的深层意义，试图在表像的背后阅读出一个意义的真实存在，挖
掘出一个现象的呈现(ultimate being or presence)，他们不是要找出文本与意
义之间有什么关系，他们要理解的是文本与客体之间、文本与外部关系，或者说，
文本的“能指意义”、“所指意义”都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相反的，他们关
心何谓“一本书的功能”，它所传达或者不传达的强力是什么关系？它进入了怎
样的繁殖？又引起了哪些自身的变形？它又怎样的与“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达成聚合的状态？
　　德勒兹的主要论述强调思想由“条纹空间” (striated space)或“网格空
间”从社会和文化现实当中逃离，带入了一个“平滑空间” (smooth space)，
这条路线将从密闭的、具阶级性的思想独裁逃亡，这种“游牧思想”对抗的是由
特殊符号系统组成的思想独裁，每一个符号都是由异质因素引起的个体性，每一
个个体性却又因为其个体性聚合成为另一个整体，换言之，每个现象我们所看到
都是这些个体组成的符号，我们都活在符号当中。德勒兹认为游牧生活犹如幕间
曲(intermezzo)，他肯定“中间地带”，高扬反抵思想(anti-thoughts)，反对
理性而推崇多元，他认为推翻个人式的“我思”，宣扬所谓的“生成”，否定一
切关于起源的思想，并且向一切的抑制系统开动“战争机器”，才能走出这样的
一条逃逸路线。它必须要建立一种外部思维 (outside thinking)，攻击总体性，
抵制普遍的思维主体，结盟特殊的个别种族。它并没有内在性(interiority)，
因而得以在外在元素中自由运动，它不依赖同一性，不尊崇人被划分为主体、概
念和存在这三个“再现范畴”，而要用无限界的传导活动(conductivity)取代机
械的类比。
　　当然，德勒兹不可能知道某一个神秘的时刻，在他所无法理解也无法逆知的
一个国度里，有一群人心里竟这样上演着不可言说，而与他这样相似的秘密，无
需他的提醒与教育。台湾人民找到了一个平滑空间，那样的平滑空间使得他们自
己滑入了一个润泽、易于流动、易于改变方向的自由思考方式。当我在夜晚的台
北街道上望着车窗，想到自己最近这一系列细读过的理论文本，发觉到这各自紊
流在不同系统里的血液当中都有的“反骨”，欣慰的微笑。
　　莒哈丝说：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我迷失在文里。写作
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我生活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它没有
中心，没有路，没有线。有大片地方，大家都以为那里有个什么人，其实什么人
也没有。这段我极为钟爱的话，使我这趟的旅程生动活泼起来，德勒兹大概也希
望解构到最后什么都不在，但是我觉得，对台湾人民来说，“那里”当然有个什
么人，不是别人，不只自己，最后当然所剩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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