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赛的转变
尽管部分球员目前已承认滥用IPED，但毫无疑问，棒球比赛的问题已经很严重。2003
年季中，大联盟方面进行了抽样调查。根据现行的集体谈判协定(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CBA)，联盟当局可随机测试球员，以计算使用IPED的球员比例。测试结果，
有83个样本呈阳性反应，略多于全部样本数的百分之五，足以展开进一步测试，以获取确
定结果及公布罚则。尽管这项计画因为测试时状况频传、惩罚过轻，以及禁药种类过少而
倍受批判，它总是比过去的做法好多了。
至于更有力的药检与更严厉的惩罚，是否真能遏止IPED的流传呢？这里有两个案例。
熟知药检结果的棒坛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三年来，小联盟系统呈阳性反应的样本数并未减
少。2003年夏天，参加奥运资格赛的小联盟选手们接受奥运标准的药检，结果两名呈阳性
反应的选手被退回小联盟，另两位球员则离队；还有人怀疑，某些球员是为了避免进一步
测试和受罚的风险，而拒绝参加奥运。两位呈阳性反应的选手─天使队中继投手Derrick
Turnbow和国家队外野手Terrmel Sledge目前被禁止参加国际赛，但他们还是能在2004年
继续打职棒，没有受到进一步惩罚。
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棒球界的两位超级明星选手有意无意的使用了IPED，我们就必
须厘清以下的问题：这些药物的用途为何？又如何帮助野手或投手？大部分IPED的用途不
是促进肌肉质量以增强爆发力，就是延缓肌肉衰退，以减轻疲劳、缩短痊愈时间。毫无疑
问，这些药物都能达到它们特定的功效，尽管也会带来明显的并发症。
一个更强壮的球员能不能更强力的击中球心、更快速的挥棒、把球投得更快更远、或
将疲劳降低到足以改变体能、甚至在棒球界扭转乾坤的程度？目前还没有一个妥当的答案
。既然不能使用真人获取可靠的实验结果，研究者只能使用替代品。类固醇若能使球员更
强壮，更强壮的球员表现会更好吗？痊愈时间的缩短，能让投手赢更多场球吗？威奇塔大
学的体能教练，也是Rosenboom棒球重量训练计画的负责人Kerry Rosenboom相信，这种效
果被夸大了。“我可以透过机敏的训练计画，获得和用药完全相同的结果。”Rosenboom
在BP的广播访谈中说：“他们正冒着病痛递增的风险。这是很懒的方法，却也很愚蠢。”
出乎许多人意料，投手从IPED得到的帮助其实大于打者。棒球界对于类固醇使用者的
传统印象，总是满身横肉、二头肌突出、青筋毕露的强棒。没几个投手符合这种刻板印象
。投手每四到五天就得上场一次─救援投手的频率更高─投到肌肉衰竭，再也不可能完成
任务为止。一个正常的先发投手需要72小时的恢复时间，才能从“疲劳”状态回到“备战
”，力量在过程中回复了约百分之七十。能够控制身体复元过程的投手，则能在48小时内
恢复正常。“多出来的一整天是极大的优势，”投手教练Tom House说：“这样的人在每
一次出赛的后半段，以至于球季后段都会比别人更勇猛。”使用胰岛素或同化性类固醇等
IPED，足以将身体痊愈过程从正常的72小时加速到48小时，甚至更短；运动员体能以这种
方式提升的程度，可能很难算出确切的比例，但实际功效则呈等比级数增加。
也有人认为打者获得的真正优势，在于能把球打得更远；由于缺乏实证或科学研究足
以证明打者越强壮越好，检证这种假设的适当方法也寥寥无几。一个常被提出的统计数据
是，Barry Bonds在过去五年里轰出的距离450呎以上的全垒打，比棒球生涯前段更多；可
既然Bonds这五年来的全垒打数比其他人还要多，特大号全垒打的比率也就不见得比以前
更高；高于过去的是他敲全垒打的比率。只凭这种比率增加足以坐实他的犯规吗？Bonds
的职棒生涯平均单季击出37支全垒打，他来到旧金山的第一个球季─1993年，就击出46支
全垒打。那些一天到晚说Bonds体格如何显著增加的人，很少能指出1993年有什么不正常
增加。Bonds只有两个球季的全垒打数超过1993年，就是2000和2001年。挥棒速度的测量
准确性总有问题，但即使是这样的数据，仍无从证明Bonds从IPED获得什么优势。ESPN在
2001年纪录的挥棒速度前三名，有两个分属于Alfonso Soriano和Luis Gonzalez；而他们
并非满身横肉的大块头，而是两个瘦高个儿。人们常把Soriano和Hank Aaron相提并论，
特别是他敏捷异常的手腕和轻松写意的挥棒。
而Aaron这位堪称实至名归的全垒打王，对于增进体能药物可一点都不陌生。Peter
Gammons最近继Tom Verducci之后，写了篇关于棒球界如何使用安非他命的文章，几乎将
50、60年代以来的每一个伟大球员一网打尽。Aaron和Pete Rose、Mickey Mantle及其他
球员，都被指控服用过“红果汁”和“绿仔”。即使到了今天，不先服用点什么就上场比
赛的球员也还是寥寥无几，无论那是蛋白质奶昔、草药配方、一壶劲道很强的咖啡，还是
其他更邪恶的东西。
从BALCO丑闻案头号目标的两位球员的纪录里，很难真正找到什么使用禁药的痕迹。
Giambi从髌韧带炎(patellar tendonitis)到良性肿瘤的各种病症，足以作为任何只想靠
著药瓶子轻松成为明星者的鉴戒；当然，他那张几百万美元的合约也是个有力的反证。
Bonds从1999年至今的成绩总被认为超乎寻常，可即使以生涯单季平均的37支全垒打替换
那戏剧性的单季73支全垒打，他的成绩也很难不令人刮目相看；如此Bonds的全垒打数将
是667、而不是703，但仍能超越Willie Mays，也还有希望追上Babe Ruth；即使Bonds的
2001年真能归因于用药，说服力也还是不如Aaron的这句话：“我知道你不可能只靠着把
什么东西弄进身体，就能打快速球、变速球或曲球。”
不过，这两位球员─还有其他人，包括通不过2003年药检的83人，还有更多蒙混过关
，服用无从检测的药物而过关的人─总是抹黑了自己。社会大众甚至不需要在心里给他们
画上星号。然而，这些球员却都通过了2004年的药检。还没有哪个大联盟球员在被告知的
情况下通不过药检。在今天的媒体生态之下─大陪审团的证词，竟是头条新闻的来源─药
检的阳性反应几乎不可能保密。在没有更充份的科学研究证实类固醇对棒球的影响之前，
我们只能猜测；而棒球界对于赞助此种研究的无能，和他们在科技上的无能如出一辙；直
到2004年，大联盟当局才首度赞助相关的研究，只给了十万美元。可悲至极。
尴尬的收场
到头来，我发现自己置身一个前所未见的境地。我全心支持Bud Selig的决策，我也
尊重球员工会对于保护球员权益、提升球员地位的一切努力。但在这个案例中，我却感觉
工会的职责和最好的解决方式互相矛盾。放弃隐私权、将自己的饭碗押在有问题的检测上
、或是给予主席办公室超乎集体谈判过程的进一步权力，当然都背离了球员的最大利益。
但球员的最大利益，应在于尽力保护付他们这么多薪水，让他们发家致富的棒球运动
。球员的最大利益应是满足球迷最大的期望，因此，棒球运动对违规者有权予以惩罚也就
多少言之成理，即使规定有所瑕疵、甚至是不成文的。精灵不可能回到瓶子里去，即使是
趋近完美的药检程序，也无从改变对于更强壮、更快、更高的运动员，其优势必定来自服
药的成见。每一次大跃进、每一个昙花一现的球季、每一件个案都得面对铁石心肠的批评
者们对用药的质疑；没有一支500呎远的全垒打、一个只吃玉米就能长出20吋二头肌的选
秀球员、或是一个100mph连发的速球投手能躲过这特制的黏液。
为了反击这种成见，棒球界必须扮演好自身的社会责任。ESPN和大众电视网每一次把
麦克风递给球员、教练、和老板，都是前所未有的教育机会。Al Leiter该做的或许不是
公开说“屁”和装小丑，而是把一个球砸烂在炒锅里，借此提醒我们“用药的下场就是这
样”。棒球一定要清楚告诉球迷这个讯息：“我们是干净的，你也应该是”。
棒球运动也应该加入全球反制促进体能药物行动的行列。事实上，棒球界应该邀请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这样的组织推行他们的计画。Victor Conte
或许会把奥运称为“禁药马戏团”和“最高级的诈欺”，但不可否认，奥委会和旗下的机
构在执行药检计画及适当罚则这方面，领先大联盟棒球许多年之久。
Selig的公开声明，以及政府力量介入的威胁，让这个问题从谈判议题变成一项迫切
的危机。主席不能一意铁腕处理而不做任何让步，球员工会也必须保障球员应有的权益。
我的解决方式绝非完美，但这个问题也没有真正的解答。一套药检程序不足以使禁药彻底
绝迹，只会让使用者潜伏得更深。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经济效益和大乐透式的报酬，使用
者还是会领先检查者。相对而言，我的解决方法则是简单而实用的。
球员必须同意一项由棒球界以外的机构执行，专业性及机密性皆无庸置疑的药检方案
，并且同时接受小联盟现行的药检程序。这项方案的协议必须具备随机取样及充分理由要
件，并保障球员的隐私权。非球季期间不得进行突击检查。罚则应比照使用违禁娱乐药品
(illegal recreational drug)，以国家足球联盟(NFL)为典范，包括长期禁赛，严格执行
戒毒计画，并在必要时将累犯者逐出棒球界。
最后，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要求棒球界做到比整个社会该做的更多。在“反毒战争”里
没有真正的赢家，我们只能期待战局的缓和，以及公关上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