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闻来源：
苹果日报
2.新闻标题：
从云端落实到人间的没收新法
3.新闻内容：
黄士元／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
昨天台南地院林法官臻嫺于贵报论坛表达对于新《刑法》没收规定条文之疑虑，惊觉司法
同仁对此议题之陌生与误解，恐致7月1日施行后之良法美意大打折扣，甚而产生排拒之心
态，兹事体大，不得不澄清说明。
我国援引自德国《刑法》规定之利得没收（Verfall）制度，德国学界与立法机关早自半
个世纪前即开始密集讨论，现行德国《刑法》第73条以下关于利得没收之规定，即是以
1962年政府草案、1966年14位《刑法》学者对案为基础，嗣于1969年7月公布第2次《刑法
》改革法，并自1975年1月1日实施，迄今亦逾40年矣。该条第1项明文利得没收之对象系
以刑事违法行为为依据，不从属于罪责，何以故？利得是否应予剥夺，不应取决于行为人
罪责之有无，否则无罪责者（如14岁以下之少年）窃得他人之物即可保有利得而无庸返还
被害人，岂有此理？是以“非以定罪为基础”之利得没收，无论是英国（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美国（1970年RICO法案）或欧洲人权法院（ECHR, walsh v. the
United Kindom, 2006）均肯认刑事不法利得之剥夺，仅系剥夺原即不属于被告之非法财
产，非属刑罚，自无“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原则之适用，举世皆然，无一例外。
至于林文质疑被害人财产法益受侵害时岂可没收国库？无论德国《刑法》（第73条第1项
第2句）或我国新《刑法》第38条之2第5项规定，均以发还被害人优先于（排除）没收之
适用，此时自得于判决前之任何阶段（包括警局、检察官或法院审理期间）发还，并无疑
问；在被害人或数额未能特定时，则依然先没收（此时可视国家为暂时保管人），待权利
关系确定后再由国库（不会倒闭的庄家）发还。
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39条、第442条尚有事后程序，得由被害人声请法院撤销原没收
之确定裁判而足以面面俱到，总比不谕知没收而让利得人（行为人或第3人）领回，再由
被害人自力救济（声请民事庭假扣押再打官司求胜诉判决）要稳当。难道要信赖利得人绝
不会脱产待被害人索偿？
何以利得没收之判准是“准不当得利之衡平措施”？就是从利得人（不见得是行为人）的
角度观察，目的在剥夺其全部不法利得；而非从“损害赔偿法原理”（从被害人的立场）
出发，填补被害人的损害。是以若被害人或其受害法益之数额未能确定前，当然还是要剥
夺其利得，方能贯彻该衡平价值，所以仍应谕知没收。
如林文所见，管见以为我国新《刑法》利得没收之规定，漏未援引德国《刑法》第73条明
文之2种利得类型：“产自犯罪”或“为了犯罪”，导致执法者未能掌握何种犯罪类型应
发还被害人（前者，指实现犯罪要件本身就会产生之利得，如诈欺罪），何种理应没收国
库（后者，系为他人实现犯罪要件而给付之对价，如教唆杀人之酬金），致生疑虑。然现
阶段仍可借由教育训练辨明，瑕不掩瑜，尚难认系“粗残”之立法。
我国《刑法》学家及实务界认真讨论利得没收议题约有10年左右，之前都是到云端参考各
国立法例，确定此乃打击财产罪犯之普世价值与最有效工具，并无违宪疑义后，乃赶紧修
法，已属后知后觉，庆幸立法者终将其落实到人间，得由司法机关担任被害人法益之积极
照顾者。当务之急则是，在7月1日没收新制施行前，立法院尽速修正刑事诉讼实施（假）
扣押犯罪利得之配套措施，一方面让财产受干预人享有程序参与及救济权，另方面让被害
人藉事后程序撤销没收之裁判而取回原属于自己之利得，否则非但实体刑法不足以自行，
司法官恐因此对适用新法产生更多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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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备注：
目前进度：政院版20160219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