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专访》张茂桂︰在内部划分敌我 检核小组立场不正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4/new/feb/17/today-p1.htm
记者邹景雯／专访
针对教育部在社会歧见中公告的高中新课纲，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张茂桂指出，“拨乱反
正”说的原来是保皇党或正统赶走乱党或偏室的封建心态。其所反映的是把民主政治的政
党轮替，当成病态的错误。下一代需要的是面对未来的正面能力，而不是对过去的盲目崇
拜或者盲目敌视，这才是形成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为何要用教育的方式，进行
分化与分裂呢？
张茂桂同时表示，“检核”小组的立场不正。基本上“检核”就是根据某种上对下的标
准，那就要问社会领域以及国文科目，这“上对下”的标准是如何产生的？
问：您长期参与高中课纲的研拟，请简述源流。
张：高中“公民与社会”是删并原来三民主义、公民、现代社会三科科目之后的新科目。
二○○六年开始实行的九五课纲（又称暂纲）是第一本“公民与社会”课纲，而九九课纲
则是第二本。
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都需要支持民主的公民教育，民主治理的品质，更必须有高质量的
公民配合。中华民国由党国以及威权体制成功转型为民主政体，但是“主权在民”的概念
仍需要从头开始，民主、法治、人权的观念要能发展成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才能真正扎
根。未来的公民，要比现在的中老年一代，更了解民主法治的内涵，也更需要具备公民的
关怀与实践能力。因此，九九课纲的公民与社会学科，是把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议题，
对于现实现象的反思，连接青少年晚期的成长，整合到未来公民的养成过程中。
课纲委员 权力与监督失衡
问：课纲委员有什么权力或责任？
张：过去课纲小组委员的权力几乎没有任何法律规范，如果审查过程不严谨，或者官员下
指令授意，他们可以运作得很大但几乎不必被问责。教育问题其实和食安问题一样，都是
良心事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教育要教导的是别人的孩子，要改变的是未来世代的心
智、情感与态度。而课纲小组的责任，就是要研拟可能是最佳的“成长配方”，课纲小组
因此具有决定什么是最佳“配方”的权力。但是我国现行课纲，往往都没办法临床实验（
实验教学），都是在“赶、赶、赶”的情形下做出来的居多。万一有委员不小心乱调把配
方搞错了，“毒害”后代，受害者其实没有办法要求赔偿。而课纲小组、课纲委员的权
力，和他们受监督与可被问责的情形，不成比例。
问：如何防止课纲委员或委员会的失控？尤其是调整的权限？
张：第一是组成需要多元，第二是过程需要开放透明，第三要求委员的自制与沟通能力，
回归学科与课程专业，第四是课纲架构密度必须松且有开放性，这是订定课纲的“食安”
防护网，勉强可以防止课纲委员滥权而无法被直接问责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号称拥有所有
的知识，也没有人可以号称自己拥有的知识就是真理；所以，课纲小组绝对不能在一个独
断或者封闭的小圈子内进行。课纲委员的自制与戒慎，也是课纲委员时时该有的心态。
换个党就换课纲 永无宁日
此外，课纲虽然是以官方文书的方式呈现，但其功能与目的还是学科知识与课程。所以课
纲的终极价值必须基于学科以及课程考量，而不是在其能否配合政党或者政府的程度。有
人说换一个党执政就要换一套课纲，那教育恐难逃“昨是今非”的变动，恐怕是永无宁日
的循环斗争。教育必须有相对于政党政治能保持一定程度中立的空间。
所有的课纲从正式推出开始，几乎就要同时开始蒐集相关资讯，供下一波调整参考。公民
与社会课纲做为一门新兴学科，各界一直有很多意见；但有修改意见不等于要立即展开调
整。
课纲在设计时，本来就有指引性与开放性的双重考虑。指引性的考虑要求课纲保持一定的
抽象与稳定，可以实行较长久的时间，而开放性代表预留的调整空间，让社会变迁或者知
识变迁发生时，至少可以在教科书的层次进行更新，而不必去调整课纲。
现在施行不过三年就要进行迅速调整，代表有人认为，这课纲出现了重大问题，无法用课
本更新的方式来处理。
课程轴心大变动 并非微调
问：做为长达十二年的“体制内”推动公民教育者，请具体举出您出面反对的理由？
张：现在所谓“微调”是一个安慰并欺骗社会大众的话语，它和“检核”的用意一样，主
要是在过程中为了逃避监督与保密需要。从最后公布的结果看来，这次课纲的调整，不论
历史还是公民与社会，变动的绝不只是部分的用语、内容，涉及的包括课程轴心的大变
动。
我反对的理由有关于程序，也有关于内容的。关于程序，最严重的就是仓促以及敷衍的公
听会程序，一边改、一边通过，通过之后居然还可以有一直补考、继续改的便宜作法。教
育部不但迟迟不对社会公开相关草案，其间更还爆出了有不断拉下级背书，修改投票与会
议纪录，甚至可能作假的疑云。
新课纲 具反公民教育特性
第二是它所呈现的“反公民教育”特性。以公民与社会本科来说，除改了约二十处“中国
大陆”的用法之外，它还特别标举了中华文化（家族主义）优良传统以及（三民主义）立
国精神；删除了“白色恐怖”举例，这等于删除中华民国政府曾“违宪”“违反人权”纪
录，进而限制了公民教育非常基本的人权反思与转型正义的课题。它另外还要求淡化处理
关于人民直接参政权的部分。至于国家认同问题，原课纲采取“描述”且可讨论的开放立
场，但修订后这空间也没有了。课纲把国家认同不统一的现况变成一个“问题”，一个会
影响两岸关系的“问题”。而在新增加“恶法非法”的主题里，新课纲错误底限定“大法
官”释宪机制为唯一处理“恶法”的机构，还把其误写为早不存在的“大法官会议”。
另外，检核小组还大量偷渡了和宪法完全无关的修订，例如关于“自我”、“成年礼”（
成长过程）、“人我关系”、“亲密关系”的地方都被删除或任意更动，反映出非常“外
行人”的观点。至于修订版将第四册的“经济与永续发展”做了惊人的大幅度调整，新内
容不但再加重，而且已经偏离第四册原来的课本标题，还有自打嘴巴的地方，它一方面要
求强化“自由贸易”的正面讨论（配合ＥＣＦＡ或者服贸，还有自由贸易区的设置），但
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讨论“均富”与分配问题。这是“超现实”而且伪善，和二○○八年总
统大选时国民党的“六三三”文宣性质很像。
整体而言，新课纲修改了用语，回避或压缩了当代的重大人权、国家认同议题，还趁机掺
杂了一些文化保守观点、修改者并不了解高中生身心发展阶段、修订后也有逻辑不通且不
符合学科专业以及课程发展的地方，这是一个学科发展大倒退的修订过程，而这完全是小
组的非学科专业、封闭、滥用权力，以及修订过程的仓促所导致。
拨乱反正说 重回党国体制
最要者是关于“拨乱反正”的疯狂，不论王晓波或谢大宁都这么说，马英九也常附和的观
点。拨乱反正的前提来自于对于“正朔”或者“道统”的坚持，这用在民主体制实在是价
值错乱，仿佛回到党国体制时期。民主国家的常态，是将“大位”设定为有期限的“虚
位”，定期开放竞争。对这“虚位”的占有，必须经过相对或绝对人民的法定授权。而
所有的政党与其代表都有角逐据大位的资格。这是宪政主义下的“政党轮替”常识，又那
里是“奉正朔”以扫平“乱党”，“改朝换代”所可以比拟的？
退一步说假定“拨乱反正”好比和“选举割喉战”一样，都是政党竞争的形容词，那就算
了。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高中教育，事关所有同胞的子女的成长，涉及子女们的情感与认
知世界。难道，我们是要把下一代的学习，当成是被“敌人”蒙骗的子女，或者是有待重
新进行文明教化的人民子女吗？我们难道不是一个拥有实质主权的中华民国的“同一国”
的国民吗？
问：所以，拨乱反正等于在内部划分敌我阵营？
张：当然。在这个国家里，国民本属多元，有原住民族，有新移民，也有其他各种社会群
体；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党派立场，甚至对宪法或者对中华民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归属感，也
存在对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对殖民统治台湾的多重而复杂的记忆，这是历史遗留也是生活
中的现实；但无论如何，现状是我们最终还是“同一国”的人。而这同一国的人，何以能
允许课纲试图将人民设定为“被殖民奴化”的人民的方式来对付呢？
类似这种要改造国民的心态，我们在一九四六年的台人被奴化说，在一九五○年代对于文
艺界的肃清，一九七○年代右派国族主义对乡土作家的攻击，戒严时期警总对于党外杂志
的文字检查，甚至在几年前香港“爱国公民教育”的争议中，都可反复觉察到这种可怕的
心理与政治操作。
他们展现同一个模式：用“最高贵”不允许怀疑或讨论的国族主义来纠正其他不被认可的
人民思想或者认同，用思想灌输的方式来改造那些可能“危害”国家民族的“敌人”的子
女们，这是多么可怕的教育心理学？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与进行的将与未来的“国民教育”有关，而国民教育最不应该假设有内
部的敌人，不但孩子们不是，孩子们的父母也不是。教育的目的，原本就是不能歧视，且
要让所有的人民都有公平的机会，成为主动参与的公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权拥有者。而
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情境，去回应不同的认同召唤，选择成为不同政党与社会团体的参与
者、不参与者、或者监督者。
我忍不住要请问教育部的官员们，我们有两条路在前面，一条是去灌输现在的学生一种超
现实的国族价值，一条是要去培养他们在即将到来的未来，能判断与做选择的素养能力，
请问哪一条才是有效的教育正途呢？你们有做出明智抉择的胆识与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