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市历史人文观光指南:历史篇(三)江户时期(下)
巴哈姆特小屋图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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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相关景点
出岛
福砂屋本店
西伯德纪念馆
新地中华街
唐人屋敷迹(土神堂、天后堂、观音堂、福建会馆)
兴福寺
崇福寺
眼镜桥
本篇讲述长崎江户时代的历史，分为上下两篇，下篇主要是讲述荷兰与中国商人的贸易与
生活与外国文化的交流。在江户时期的锁国政策下，荷兰与中国不但贸易额随时间减少，
商人生活空间也被压抑，但贸易仍对日本产生影响。由奉行荷兰语翻译为首所发展的“兰
学”，扩展了日本的学术视野。中国传来的宗教、技术、绘画与饮食，也对长崎与日本文
化产生影响。
荷兰商馆的贸易与生活
上篇提及位于长崎外海的人工岛“出岛”，是锁国时代荷兰在日本的唯一商馆与生活据点
。每年荷兰商船入港的时间约为旧历的6-7月，出港约在9月20日前，每次入港时长崎奉行
所会派出2位“检使”，1位上船检查出航纪录、船员与贸易货品，1位指挥将船上的大砲
与火药卸下暂时于特定处所保管，直到出港才能返还。
检使检查上列事项后，便将船上的货物卸下到出岛，分为“本方”与“脇荷”两种货物分
别储藏，本方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品，脇荷则是商馆人员的私人贸易品，利益归于
商馆人员所有。贸易品在经过检查之后会做成目录，重要的贸易品会运到长崎奉行所，由
该所直接检查。
荷兰贸易的数量随者时间逐渐减少，例如17世纪下旬每年保持3-4艘以上，但1715年的“
正德新例”限定在每年2艘，1790年后更限制到每年仅1艘。荷兰贸易的主要输出品为银、
铜等金属，尤其江户时代初期银的输出曾是主力，甚至曾高达九成以上，后来幕府害怕银
大量外流而禁止输出，主力由铜取代，其他输出品包含樟脑、陶瓷器、漆器等。由于幕府
始终顾虑金属外流，造成限制贸易数量的主要因素。
荷兰主要输入品以蚕丝与砂糖为主，前者是初期主要输入品，后来日本自制蚕丝增加后，
输入品以砂糖取代，尤其东印度公司所在的现在印尼产砂糖大受欢迎，其他输入品包含玻
璃、欧洲陶瓷器、药物、金属、书籍等。现在长崎的名产“长崎蛋糕”(カステラ)底部的
砂糖，就是长崎饮食文化受到贸易影响的象征，而1624年所创立的“福砂屋”以长崎蛋糕
的老店闻名。
由江户时代出岛的绘图可以看到，出岛的建物包含仓库与住宅两类，其中除了部分商馆人
员住宅外，其他都是日式房屋，另外可以看到菜园，也有养牛猪等牲畜，就是为了这些商
馆人员使用。每年如耶诞节、新年等西洋重要节日，商馆人员会开办宴会，准备丰盛的西
洋料理与美酒，邀请长崎奉行的官员、翻译与会。
在出岛的荷兰商馆人员除了商船进出日本那几个月以外，由于未经准予不能随意离开，岛
上的生活可以想见相当沉闷无聊，因此往往邀请“游女”这艺妓到出岛陪伴，有趣的是游
女也是唯一可以随意进出出岛的平民。商馆人员与游女陪伴下难免有私生子的出现，这些
私生子不能跟随父亲离开日本，往往生活坎坷，不过也有像西伯德(シーボルト)女儿楠本
イネ这种后来事业成功的例子。
西洋学术与“兰学”的发达
日本进入锁国与禁教之后，虽然也限制了西洋学术，但到了18世纪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
川吉宗时，由于他奖励学术研究，因此放宽了西洋图书输入日本的限制，因此开始以荷兰
语作为西洋学术媒介的“兰学”。长崎身为西洋贸易的入口，有借由西洋科学研究日本的
出岛学者，也有藉荷兰语翻译而进行西洋学术研究的日本学者，使得长崎成为西洋学术的
核心。
出岛的商馆医生部分是学者出身，他们借由来到日本的机会，以西洋学术方法来研究日本
，并教导日本人，除了有助于欧美对日本的了解，也对日本的西洋学术有所贡献，俗称“
出岛三学者”的肯普佛(ケンペル)、通贝里(ツュンベリー)与西伯德(シーボルト)便是其
中代表。
肯普佛(ケンペル)是德国人，1690起在日本待了2年，曾研究日本的历史、风俗、动植物
等，回国曾著有“日本志”，是欧美首次对日本的系统著作。通贝里(ツュンベリー)是瑞
典人，1775年在日本一年期间采集与研究日本植物，回国后著有“日本植物志”、“日本
植物图鉴”等。
西伯德(シーボルト)是德国出生的医师，在江户时代末期1823-1829年以医师身分前来日
本，除了从事医疗外，曾在长崎郊外开办“鸣滝塾”，除了当作诊疗所外，并讲授西方医
学等知识，培养相当多日本的医学人才。1829年西伯德被幕府人员发现携带被禁止输出的
日本地图而被驱除，直到幕府末年开港通商，1859年才以荷兰贸易商顾问身分再度前来日
本。西伯德在日本期间也对日本的历史、风俗与动植物有广泛研究，回国后也曾出版不少
介绍日本的专著。如今鸣滝塾旧址附近有西伯德纪念馆，纪念他对日本学术的贡献。
由荷兰传入的“兰学”，是以荷兰语的研究为基础，这方面尤其是在长崎奉行担任荷兰语
翻译贡献甚大，如志筑忠雄曾著有“兰学生前父”、“和兰词名考”等，另外江户时代晚
期在荷兰商馆长指导之下，由中山时十郎、吉雄权之助等11名翻译所编著，俗称“长崎ハ
ルマ”的兰日字典为集大成，另外也有英语、法语的研究著作。
在荷兰语翻译的努力之下，许多西洋书籍纷纷翻译成日语，成为“兰学”的养分，例如志
筑忠雄译有介绍万有引力的“历象新书”、数学书“三角算密传”、地理书“万国管窥”
等，本木良永译有“阿兰陀地球图说”、“太阳穷理了解说”等天文学书，包含介绍哥白
尼的地动说。
在学术上也有专家辈出，例如18世纪时的吉雄幸左卫门(又称吉雄耕牛)师事荷兰商馆学者
，精通许多西洋学问，尤其外科医学上贡献甚大，被称为“吉雄流”，并曾向通贝里学习
梅毒的水银疗法。江户时代影响极大的西洋解剖书籍“解体新书”，作者前野良泽与杉田
玄白也曾向吉雄耕牛请教，后来吉雄为本书作序。楢林宗建师事西伯德，曾在1848年从荷
兰商馆习得牛痘的治疗，并在隔年在日本试验成功。
中国商馆与唐人屋敷的形成
长崎除了荷兰以外，也是中国商人的通商港口，当初并没有像荷兰出岛一样限制商人住居
，但后来为了防治走私，因此于1690年建造了“唐人屋敷”，比照出岛成为中国商人的居
住地。由于中国商人人数比荷兰大很多，因此唐人屋敷面积是出岛的2倍以上。
唐人屋敷位于今长崎中华街附近的山坡上，依据江户时代的图片，屋敷出入口只有一个“
大门”，进去有一个小型的广场，其中有配置“检使”、“乙名”、翻译等职员办公室、
警卫所、仓库、牢房等，之后便是“二之门”，进去之后便是中国商人的居住地，门口戒
备与荷兰出岛一样森严，禁止随意进出(不过跟荷兰人一样，中国人也有女子陪伴需求，
因此“游女”这艺妓除外)。唐人屋敷内有土神堂、观音堂、天后堂等庙宇，目前依然存
在，已经被长崎市列为古蹟。
有关中国贸易的设施除了唐人屋敷外还有“新地”，主要是因为1699年本来存放中国货物
的仓库遭遇大火，许多货物遭到烧毁，损失惨重，因此1702年建造了“新地”这人工岛来
存放货物。江户时代结束后，这里成为华商的聚集地，也就现在俗称的“新地中华街”。
与出岛类似，长崎奉行也有不少人员来管理唐人屋敷，领导人同样被称为“乙名”，也有
“组头”、“笔者”等职员辅佐乙名执行业务。职员中也有“唐通事”，也就是中国语的
翻译，由于中国商人较多，因此中国语翻译人数曾达荷兰语的2倍，职权也有细分化，例
如有大通事、小通事等级，与幕府将军的专属翻译。与荷兰语不同的是，中国语翻译几乎
都是中国人的后代，后来有些归化成日本人。
中国商馆的贸易
由于日中贸易关系密切，中国贸易的数量自然大于荷兰，尤其初期尚未锁国前相当繁荣，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船队尤其活跃。但随者日本进入锁国，为了担心银、铜金属外流，
因此逐渐紧缩贸易数量。1689年中国入港船只限制在70艘，1715年颁布的“正德新例”限
制到30艘，1791年后更限制到只有10艘。由于贸易数量减少，唐人屋敷内的商人也随者时
间减少。
当中国船只入港时，与荷兰一样会派出2位“检使”来检查出港地与船员，由中国语翻译
来询问船员是否携带违禁品前来，之后搬运货物下船，船只则由专人保管。与荷兰不同的
有几点，例如船员被要求脚踏耶稣或圣母玛利亚像的“踏绘”，检查有无信仰天主教，另
外当时中国船只都会携带妈祖像，下船时会把妈祖像寄放在天后堂中。回程时会计算中国
商人在长崎的费用，并严厉检查船员的行李，再把妈祖像上船。
江户时代初期中国贸易品与荷兰类似，主要输入品为蚕丝与丝织品，后来为砂糖，输出品
为银、铜等金属，另外中期以后主要输入品还包含药材与书籍，输出品还包含被称为“俵
物”的海鲜干货，包含海参、鲍鱼等高级食材。后来进入近代后，这些海鲜杂货依然是长
崎华商的主要商品之一。
除了正式贸易外，在海上进行的走私贸易也相当盛行，当时被称为“拔荷”与“拔船”，
甚至形成不小的商业集团。成员除了铤而走险的商人以外，也包含长崎的市民与在奉行任
职的职员与翻译等。江户初期走私便相当普遍，后来幕府限制船只数量后，反而让这现象
更为盛行，手法也逐渐精致化。幕府末期的雄藩萨摩藩，除了独占琉球的贸易外，也在长
崎等地进行走私贸易，累积不少财富，成为后来击垮幕府的力量。
中国文化的传播
随者中国商人在长崎的活跃，起源于妈祖信仰的中国寺庙也纷纷建立。当时航海人妈祖信
仰极为普遍，如上述每艘船上都有妈祖像，上港之后便把妈祖像放在天后堂中，也因此长
崎市中有许多天后堂，至今仍有许多留存。当时中国商人来自于江苏、浙江与福建等，而
福建又分为福州、泉州与漳州商人，各自借由地缘关系上互相竞争。由天后堂为基础而建
立的中国寺庙，其中兴福寺、崇福寺及福济寺等“长崎三福寺”，又称为南京寺、福州寺
、漳州寺(泉州寺)，显示信仰者的地缘关系。
江户时代长崎中国寺庙对日本最大的影响，便是佛教新宗派黄檗宗的传入。当时兴福寺于
1654年从中国福建招来隐元隆琦这禅宗高僧，引起日本佛教界很大的轰动，包含德川幕府
将军与天皇都是忠诚信徒，他也成为黄檗宗的创始人，1661年创立于京都宇治市的万福寺
成为该派大本山。跟随他引进的煎茶与普茶料理(较油腻的中国式素食料理)也曾在日本流
行，对于日本佛教与文化的影响甚大。
除了宗教以外，也有其他技术与文化由中国传入。今日长崎的著名观光景点眼镜桥，便是
1634年最早由兴福寺的住持引进中国的石造工人来建造，14年后再度损坏修护后，曾维持
了300年之久，显示中国建造技术的精勘。中国绘画也从长崎为起点影响日本绘画，例如
兴福寺住持逸然本身也是画家，创立“汉画派”，门下子弟甚多，另外清代画家沈南苹曾
在1731年起在长崎生活2年，创立“南苹派”，其细腻与鲜明的花鸟画也曾在日本流行。
不同于荷兰商馆的节日，在长崎中国的节日不但十分盛大，也欢迎长崎市民一起同乐。每
年农历正月15日的元宵节，各寺庙会举办“上元祭”，许多人前往参拜，屋敷内挂满了灯
笼还有舞龙舞狮表演，这也是现在长崎灯会的原型。农历7月26-28日的“普渡”，会准备
大量的供品祭拜众生。每年3次祭拜妈祖的“菩萨祭”，祭典结束会办桌招待，晚上也会
在船上挂上灯笼，形成水上“千灯笼”的优美景观。另外长崎独特的宴席料理“桌袱料理
”，就是长崎的在地饮食与中西双方混合后的代表作品。
(下篇待续)
本篇参考书籍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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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田伴彦，《长崎：歴史の旅への招待》(东京都：中央公论社，1964年)。
长崎市史编さん委员会，《新长崎市史 第二卷近世编》(长崎市：长崎市，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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濑野精一郎、新川登亀男、佐伯弘次、五野井隆史、小宫木代良，《长崎県の歴史》(东
京都：株式会社山川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