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美中渐行渐远 “战略竞争”取代“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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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在特朗普任内走近尽头，专家估计“选择性脱钩”在所难免。图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左）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去年6月在大阪G20峰会期间会面。（
资料图片）
【明报专讯】记者周宏量
中美关系是美国大选最重要外交议题，随着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渐在两党共识中走到尽
头，评论普遍认为下届美国政府将延续较对抗的路线。著名亚洲事务专家葛来仪上月接受
本报电邮专访，直言中美“选择性脱钩”符合美国利益，相信双方关系未来多年都会以“
战略竞争”为主调。内地学者则认为中美存在战略竞争属正常，但双方不应误判，尤其美
国应改变思维，停止挑衅行为。
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特朗普政府对华新政策的演说，普遍被视为宣告1972年
尼克逊访华以来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寿终正寝，所谓“脱钩”（
decoupling）可能性渐受重视。但这股跨党派战略变化有迹可寻（见表），到后来中美贸
易战如火如荼，围绕“新冷战”的讨论更不绝于耳。
葛来仪：选择性脱钩符美国利益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资深亚洲顾问兼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来仪（
Bonnie Glaser）向本报直言，中美“选择性脱钩”是不可避免，“无关谁人入主白宫”
。她解释，中美政治体制存在鲜明差异，两国却又有深入的经济相互依赖，两相结合下导
致中美之间出现的激烈对抗。在这情况下，华府寻求减少相互依赖、在涉及国家安全的特
定范畴降低对华依赖、限制中国进入美国欲维持优势的范畴等，其实“符合美国利益”。
“战略竞争在未来很多年——如果不是数十年——很可能仍会是中美关系的中心特征”。
葛来仪认为华府与北京会在不同范畴展开竞争，并重点提到军事和科技的部分。
谈到军事层面，葛来仪预计竞争会聚焦于两点：一、中国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
）能力的开发——即旨在防止美国军事力量介入中国边陲的潜在冲突，尤其是台湾海峡；
二、美国维持介入能力和机动性的努力。她相信美国会继续在南海作“自由航行行动”，
并会派军机和军舰驶靠中国，解放军则会寻求迫使类似行动后退。
有观察认为，对中方反介入能力的忌惮，正是特朗普政府前年决定退出《中程导弹条约》
并要求中方加入新条约谈判的关键。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库珀（Zack Cooper）
两年前接受本报访问时，也指中美之间长期存在“中方反介入能力 vs. 美方力量投射能
力”的竞争，但在中国正开发力量投射能力下，美国也变得有需要开发反介入能力。
库珀本月再向本报称，这趋势仍在继续，并提到两个例子：一是北京正加速开发航母和其
他长程系统（例如轰炸机和后勤船舰），及发展外国基地和接入点；二是美国更多讨论开
发长程导弹，令美军无法在第一岛链内巡航时仍可远距轰炸目标。他相信未来会更多循这
方向发展，“尤其如果美国国防预算面临巨大压力”。
谈到科技层面，葛来仪则指美国会收紧对科技转移到中国的限制，“以阻碍中国利用其‘
军民融合’项目取得21世纪军事科技的主导地位”。她直言科技会是中美竞争的中心焦点
，双方皆寻求在人工智能、量子电脑和半导体等21世纪科技范畴成为领导者。葛来仪相信
中美还会对“构成国际秩序之规则及惯例”展开竞争。
周永生：战略竞争属正常 双方勿误判挑衅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向本报称，中美社会性质和政治体制不同，存在战略
竞争肯定是不可避免，认为这“没关系”，但双方不要相互误判，政策上“不要挑衅对方
”，保留回复合作的可能性。
周永生呼吁美方“不能把战略竞争当成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他直言中美过去都有战略
竞争，但以前有苏联作共同对手，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也未把中国当成最大和最危险的对手
，因此也能跟中国合作，“从这角度来说，美国政治领导人真的应改变某种思维”。
他强调中国其实“不想跟美国对着干”，又指中方竞争形态“总体来说还是良性的”，只
为国家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须在经济和高科技领域追赶美国，属“非常正常”。
韩磊：关系取决于双方 不随选举结果改变
不过，曾任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的韩磊（Paul Haenle）向本报称，中美要回归更具
建设性的关系——“即使仍主要由竞争所定义”，并非只取决于特朗普还是拜登入主白宫
后做些什么。他强调美国大选结果不会改变中美关系进程同时取决于双方的事实，倘若中
方不愿承担自身对中美关系迄今恶化的一部分责任，双方也无法有建设性对话，“正如中
国学者陈定定在我的Podcast节目上跟我说的：‘一只手掌拍不响’”。
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渐见尽头
2017年
12月：“修正主义大国”
特朗普政府发表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修正主义大国”（
revisionist power），认为两国是意欲改变现状的美国战略竞争对手。
2018年
2月：反思接触政策
两名前奥巴马政府高官、现拜登对华政策高级竞选幕僚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事务》期
刊撰文，批评接触政策未收预期效果，反映民主党外交建制在检讨对华策略。
10月：彭斯政策演说
副总统彭斯发表对华新政策演说，被视为宣告接触政策终结；他指美国对中国之百年帮助
原是盼中国自由化，却换来面临北京军事和科技等威胁。
2019年
7月：“中国不是敌人”
逾百名中国和亚洲事务专家或前官员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批
评特朗普政府强硬对华政策反令美国陷孤立；对华鹰派随后在《华盛顿自由灯塔》发公开
信打对台，斥“接触政策派”过去40年误判中国
2020年
7月：鹰派四箭齐发
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说，明言接触政策失败，点名剑
指中共，呼吁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合组新同盟，被评为“新铁幕演说”；这是特朗普政府
一连4篇对华政策演说的总结篇，另外3篇由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
斯托弗雷和司法部长巴尔发表
美危机管理机制存弱点 专家料弃“大交易”聚焦特定议题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本月初警告，中美领袖须为日趋激烈的竞争订立“交战规则”，商讨
叫停威胁的界限及其定义方式，否则恐如一战前随时擦枪走火引发世界大战。这说法进一
步呼应美国战略界对中美缺乏有效危机管理机制的连串警告，但曾经任职白宫国家安全委
员会和五角大楼的国防专家库珀向本报称，预期下届美国政府将不再容许有关危机管理机
制的谈判跟其他中美议题挂钩。
指北京乐于“碰运气”施压对手
库珀与曾任拜登副总统亚洲政策特别顾问的斯托克斯（Jacob Stokes）上月底在美国军事
评论网站War on the Rocks撰文，敦促美国决策者须“以战略方式思考”中美危机管理机
制。二人指中国一向以战略方式看待危机管理机制，只有在无法自信可掌握局势升级主动
权下，才肯认真执行。换言之，几乎只在避免与美军发生直接和传统冲突时，才会重视相
应机制，否则乐于利用“试碰运气的威胁”来施压牌面较弱的对手。因此二人认为美国决
策者也应现实地看待危机管理机制，避免过度依赖机制工具来处理对华紧张局势。
称美易妥协 助长踩界行动
库珀接受本报专访时解释，中方只会在事态升级选项不够吸引（大多是指对美国的大型传
统冲突）之时，才会去限制升级的可能，但美国不理会危机管理机制的“相对价值”，只
简单接受中方大部分的提案，因此忧虑部分中美危机管理机制“会令中方领袖更有信心从
事在灰色地带的行动，而毋须面对美方大幅升级紧张事态”。
库珀认为，北京经常要求华府牺牲自身安全利益来保护中美关系的其他部分，这点在过去
几年可见于经济关系、外交联系和对抗气候变化的合作。他说：“但我怀疑下届华府会否
参与这种形式的议题联系，我认为华府会代之以大体上放弃寻求跟北京达成‘大交易’，
并转向更多聚焦特定议题的互动。因此，我怀疑危机管理（机制）会否跟其他议题扣紧，
相信那大体上会被视为单独的关注事项。”
美保守派战略新星：不强调意识形态分野 免限对外合作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还有另一争议面向：意识形态。美国政界普遍强调中美之间存在专制
与民主的政治制度角力，近来特朗普政府还额外强调中共与中国的分野。但有评论质疑，
意识形态非中美角力本质，华府不应过分强调这点以免自我设限。
特朗普政府强调中共中国之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发表“共产主义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说，强调要牢记中共政
权是“马列主义政权”，总书记习近平是其“真实信仰者”，因此号召“志同道合”（
like-minded）的国家合组新的民主国家同盟，应对中方挑战。其头号对华政策顾问余茂
春随后罕有接受《华盛顿时报》专访，指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及中国中心民族主义的结合，
有份促成中国如今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挑战西方自由民主制度。
拜登团队虽不如蓬佩奥般高举中共与中国之分，但也强调要跟民主国家合作，核心幕僚苏
利文曾称，拜登相信美国跟“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友合作以达成共同目标”，方会更为强大。
然而，曾在特朗普政府任副助理防长的柯伯吉（Elbridge Colby），上月与著名地缘政治
作家兼智库学者卡普兰（Robert Kaplan）投书《外交事务》网站，提出“意识形态并非
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华府不宜过度强调自由民主，免令对外合作受限——毕竟美国许
多潜在合作对象要不属非民主国家（如越南），要不属被批评非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如
印度）。
倘达稳定平衡 中国体制非关键
柯伯吉与另一特朗普政府前高官成立专研大国竞争的小型智库，获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赖特
誉为共和党其一最有影响力的地缘战略新星。柯伯吉接受赖特访问时直言，中国带来的挑
战来自其国力上升多于中共，美方面临的风险是中国“可主导全球最富裕地区，并以损害
美国的方式塑造全球经济和秩序”。他不否认中共令情况更坏，“但假使中国是民主政体
，我们仍需要担心这样强大的国家”。
柯伯吉宣称，他的强硬派立场是因美国决策圈漠视中国太久，但他指“强硬派立场的目标
是抵达‘令低荡（detente ，即关系缓和）变得可能’的有利位置——当我们去到稳定的
平衡，则应准备接触中国，不用理会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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