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澳大利亚总理敦促美中维护国际共同准则，和平解决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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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voachinese.com/a/us-china-morrison-08042020/5531080.html
2020年8月5日10:21 斯洋
华盛顿—
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敦促美中和平解决分歧，维护旨在加强
地区和全球稳定的共同规则。他还说，澳大利亚希望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期待澳大利
亚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看法完全一致是错误的。不过，他又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所做所
为并非无知，澳大利亚已经在采取措施以保持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
美中应尊重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
斯科特・莫里森星期二（8月4日）通过视频参加了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在演讲中，他督促美中两国履行其“特殊责任”，以尊重国际法并寻求和平解
决争端。莫里斯说，澳大利亚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应该在增强区域和全球稳定方面发挥
作用，以“与其新地位相称”。崛起的力量需要承担起“更广泛的全球和区域利益，而不
是狭隘的国家利益或抱负”。
莫里森说，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对中国的期望变得更高，而全球对美国的期望一直很高
。他说，两国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莫里斯说：“中美两国共同负有特别责任，要维护
（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描述的建立国际社会的共同
规则。”
他说：“这意味着尊重国际法以及和平解决争端。这意味着致力于基于规则的经济互动。
强制或是放弃国际体系都不应是未来前行的道路。”
期待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看法与美国完全一致是错误的
莫里斯在被问道如何看待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时，莫里斯说，澳大利亚希望与中国保持经
济联系，因为这是一种互利的关系。他说，期待澳大利亚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完全一
致是错误的。他说：“假定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完全相同是错误的，因为情况完
全不同，地理位置完全不同。”他说，澳大利亚欢迎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不希望那样的
增长变成地区不稳定的因素。
一个最新的不同是有关流行的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国际版TikTok的。莫里森在视讯会议
上还表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澳大利亚需要限制TikTok。
莫里森说：“显然我们会继续观察，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封禁TikTok在澳大利亚运
行）是必要的一步。” 他说： “在这一点上，没有证据可以向我们表明，我们的国家安
全利益正在受到损害，或者是澳大利亚民众的利益正受到损害。”
美国官员日前称，由于TikTok对个人数据的处理，它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安全风险。特朗普
总统8月3日表示，除非达成出售在美国业务的协议，否则TikTok将在9月15日之前被强制
关闭其在美国的业务。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天真”
虽然如此，莫里森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看法并非“天真”。中国是澳大利亚的最大的贸
易伙伴，但近两年，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也处于紧张之中。
自从2018年莫里森政府因国家安全原因禁止中国的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5G网络建设之
后，两国之间的摩擦明显增加。同年，澳大利亚为应对中国的干预而启动了立法程序，意
图阻止外国对于澳大利亚政府、媒体和教育等方面的干预行为。
今年4月，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提出应该对新冠疫情进行国际独立调查，以查明新冠病毒的
源头。澳大利亚的这个行动导致澳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上星期，美国与澳大利亚在华盛顿举行了第30次部长级磋商。双方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
中重申两国在香港《国安法》、维吾尔人权、台湾、南中国海、网络安全等诸多问题上的
一致立场，并承诺在一系列领域加强合作与协商，包括防务合作，共同应对中国。
从4月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大麦加征高
额关税；暂停进口澳大利亚四家主要的牛肉加工商的牛肉产品；并劝阻中国游客和学生前
往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正在在采取措施保持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
莫里森说，当务之急是在印度太平洋建立持久的战略平衡。这需要美国在该地区的持续存
在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调整其利益，“更加团结，更一致，更经常地行动”。莫里森说，
澳大利亚正在与日本、印度、越南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接触，以建立新的合作网络。
莫里森7月1日还宣布将大幅度增加军费，加强澳大利亚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以
应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军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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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拟于8月15日举行会谈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0511/4756479
2020-08-05 07:57经济日报 编译季晶晶／综合外电
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国和美国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两国高阶官员计划本月评估双方第
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遵守情况。该协议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货，
但目前在农产品和能源商品的采购步调显然远远落后进度。
根据知情人士，会谈将由美国贸易代表赖海哲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军，在8月15日
或前后举行，即双方协议规定生效之后6个月。会议很可能以视讯会议的形式进行。白宫
新闻秘书长 Kayleigh McEnany 4日稍早在记者会上说：“我们鼓励中国落实第一阶段协
议的义务，履行协议中的部分。”
美国总统川普近几周再三强调，因为中国在新冠疫情中扮演的角色，这项协议对他的重要
性已不若以往。刘鹤有可能在会中提及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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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美国的进步派和强硬派都错了
https://www.guancha.cn/StephenMWalt/2020_08_04_559940.shtml
【文／《外交政策》斯蒂芬・沃尔特、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近年，美国政坛两极分化变的尤为严重，但几乎所有人似乎都同意中国是个大问题。特朗
普当局从上台第一天起就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发生争执，还在其《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中给中国贴上了“修正主义大国”和主要战略对手的标签。（如果有助于特朗普总统
连任，他本人似乎愿意给北京一张自由通行证，但这只是他自己贪得无厌的表现，而且与
政府的其他政策并不一致。）民主党候选人乔・拜登在2019年开始竞选活动时，可能淡化
了美国人对中国人“吃我们午餐”的恐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竞选过程中的对华调
门会变得越来越强硬。
毫不奇怪，强硬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如乔希・霍利（Josh Hawley）和马特・盖兹（Matt
Gaetz）也一直在敲警钟，而进步人士和温和派则警告称中美两国间将出现“新冷战”，
并呼吁重启对话以管控两国关系。尽管他们的药方各不相同，但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中美关
系至关重要。
不幸的是，在讨论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时，他们还都倾向于重拾自己熟悉的套路，将中美
冲突归结于对手的内在特点：他们的执政理念、国内制度或某位领导人的个人品性。这种
倾向性在美国由来已久：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了打败德国军国主义，保护世界民
主不受侵害，后来又为了战胜法西斯主义而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冷战初期，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臭名昭著的“X”文章（《苏联行为的来源》）
认为，莫斯科怀有一种无情的内部冲动去进行扩张，这么做是为了找一些外部敌人来为共
产党的独裁统治作辩护。他认为绥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选择是遏制苏联，直到其国内制
度变的“平和”。
更近的例子是，美国领导人将美国的问题归罪到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鲁莽而又邪恶的野
心上，把伊拉克的一众领导人刻画成毫无理性的宗教狂人，这些人仅在其意识形态信仰的
驱动下制订外交政策。
在所有这些冲突中，麻烦都来自于这些对手的基本属性，而不是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或国
际政治本身固有的竞争属性。
美国对付今日中国也是套用这个思路。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
，“因为中国领导人正在推动一种封闭的威权模式来代替民主治理和自由市场经济。”国
务卿迈克・蓬佩奥同意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中美关系恶化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
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共产党了。……这个中国共产党开始认为自己必须坚决摧毁西方的
思想、民主和价值观。”按照参议员马克・鲁比奥的说法：“中国共产党行使权力有且只
有一个目的，就是巩固党的统治并将党的影响力传播到全世界。……在民族国家、工业产
能或是金融一体化等任何一个领域，中国都不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美国副总统彭斯
说，避免中美冲突的唯一方法是中国统治者要“改弦更张，回归'改革开放'和扩大自由的
精神”。
按照已故的肯尼斯・沃尔茨（Kenneth Waltz）最初构想的分类，国际关系学者将这些解
释分别称之为“单元层次”、“还原论”或“第二形象”等。在这一大类理论中的很多变
种全都认为主要是一国的内部特点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因此，美国的外交政
策有时被归因于其民主制度、自由价值观或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正如其他国家的行为被认
为是源于其本国政权的性质、治国理念、“战略文化”或领导人的个性。
基于国内特点进行解释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看起来是如此的简单和直白：爱
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本应该）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宽容的基础
上；相比之下，侵略者之所以表现蛮横，是因为他们的治国理念建立在控制或胁迫的基础
上，或者是因为其领导人能够为所欲为不受约束。
聚焦其他国家的内部特点如此诱人，是因为这么做免除了在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负的责任，
使我们能够诿过于人。如果我们站在天使的一边，且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合理和
正义的原则基础上，那么当麻烦出现时，就一定是因为有坏国家或坏领导人在那里做坏事
。这个观点也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搞掉那些坏国家或坏领导人！在面对国际挑战
时，妖魔化对手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凝聚共识获取公众支持的方法，而这就需要突出强调
那些驱使对手做坏事的内在恶劣品质。
不幸的是，把冲突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对手的国内特点也是危险的。首先，如果冲突主要
是由敌对政权的性质造成的，那么唯一能长久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推翻这个政权。在涉及
到彼此利益的问题上妥协迁就，和谐共存，甚至展开更广泛合作的可能性就大多被排除在
外了，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对手两方将彼此的本性视为一种威胁时，展开一场
殊死搏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单元层次”解释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的是那些导致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构
性要素。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极有可能会发生冲突。因为
彼此都认为对方是对自己最大的潜在威胁，他们难免会用警惕的目光打量对方，不遗余力
的减弱对方威胁自己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断想方设法的获取优势，哪怕只是为了确保对方
不抢占优势。
即使有可能（或值得冒这个风险），美国或中国的内部发生变化也不太可能消除这些动机
（至少短期内不会）。每个国家都在用不同程度的技巧和成功的尝试来避免自己陷入被动
，确保自己的安全、繁荣或生活方式不被对方威胁。而且，由于双方都不能完全确定对方
未来会做什么——近年美国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路线充分说明了这一现实——于是双方在
各个领域都开始积极争夺权力和影响力。
这一棘手局势因各自战略目标的互相排斥而恶化，出现这种形势的部分原因是地理环境和
过去一个世纪的政治遗产。可以理解的是，中国领导人希望本国的周边环境越安全越好，
北京不必把本国体制强加给周边邻国；它只希望所有邻国都留心中国的利益，任何邻国都
不要对其构成重大威胁。为此，它想把美国赶出该地区，这样它就不必再担心美国的军事
力量，它的邻国也不能再指望美国帮忙了。这个目标并不神秘也并非不合理：如果这个世
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某个世界强国周边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并与该国的许多近邻建立
了密切的军事联盟关系，那这个强国会高兴吗？
然而，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留在亚洲。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我在别处解释的那样，通过
迫使中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并使中国更难（当然不是不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
（包括靠近美国本土的地区）投射权力，美国就可阻止中国在亚洲建立主导地位，从而确
保美国的安全。如果中国要进行自由化，或者美国走上了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这
种战略逻辑仍然适用。不幸的是，结局将会是零和冲突：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无损另一方的
情况下得到自己想要的。
因此，当前中美竞争的根源，与其说是与特定的领导人或政权类型有关，不如说是与双方
争夺权力和特定战略有关。这并不是说，国内政治或个人领导能力无关紧要，它们还是可
以影响两国竞争的烈度或使用的技巧。一些领导人更愿意（或更不愿）冒险，而美国人目
前正在（又一次）痛苦地展示无能的领导人将对国家造成怎样的损害。但更重要的是，新
领导人或深刻的国内变革不会改变美中关系固有的竞争本质。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进步派和强硬派都错了。前者认为，中国对美国利益最多只能产生
适度威胁，只要将包容与外交技巧结合起来就能消除大多数甚至所有的两国摩擦，并避免
两国滑向新冷战。我完全赞成有技巧的展开外交活动，但我不认为这足以阻止一场事关权
力分配的激烈竞争。
正如特朗普在谈到贸易战时所说的，强硬派认为与中国展开竞争将会“又好又容易地赢得
胜利”。在他们看来，终极目标是结束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采取更多
和更严厉的制裁措施，让美中经济脱钩，大幅增加美国国防开支，并将志同道合的民主国
家聚集到美国周围。
除了这种行为的明显代价和风险外，这种观点夸大了中国的脆弱性，低估了美国的代价，
并一厢情愿地以为其它国家会愿意加入一场反北京的远征。中国的邻国不想被中国控制，
他们渴望与华盛顿维持现有关系，但他们绝不想被卷入武力冲突。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一
个即便更加自由的中国会变的更不想维护自身利益，更愿意接受相对美国永远的劣势。
那么，对这种形势的结构性解读是什么呢？
首先，更加结构性的观点认为中美竞争将是长期的。没有任何明智的策略或大胆的神来之
笔能一劳永逸的化解这场冲突，至少在短期内看不到希望。
第二，这是一场严肃的较量，美国应该认真对待。想要和一个颇有进取心的同等级选手较
量，你可不能选一帮猪队友帮你站台或选用一位因私废公的总统掌权。当然，这还需要明
智的军备投资，但由知识渊博、训练有素的官员展开重要的外交斡旋，即使不是更重要，
也将是同等重要的。维持与众多亚洲盟友的健康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美国肯定不可
能在本地区无人支持的情况下维系自己的亚洲影响力。底线是：美国不能委托竞选出资人
、帮闲文人或生瓜蛋子来维护和培养这些关系。
第三，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确保这种竞争适可而止真的符合两方共同的利益，双方都应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并在中美利益重叠的问题上（气候变化、预防疫情等）展开合作。我
们不可能消除所有风险和避免任何危机，但华盛顿必须明确自己的红线，并确保自己知晓
北京的红线。
这就是“单元层次”要素的切入点：这场竞争可能与当今的国际体系紧密相连，但各方如
何应对竞争，将取决于掌权者是谁，以及两国内部制度的质量。我不认为美国能力不足，
但我也不对美国的能力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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