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我们重新定义经济的时刻
苦劳网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280
作者：Axelle Van Wynsberghe，Pawel Wargan
译者：范振国
【编按】新冠病毒疫情袭卷全球，各国纷纷祭出援助和救济方案，这场危机也显示单凭市
场机制无法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本文指出，目前各国为避免经济崩溃所采取的措施，只
是我们为一个更好的未来奋战的起点──即我们必须将团结的原则从医疗保健领域，扩展
到社会所有层面，争取资本主义终结的未来。
原文标题 "The Lockdown Is an Opportunity to Redefine What Our Economy Is For"
，刊于美国左翼网站“Jacobin”。https://tinyurl.com/ycfl8pgv
新冠病毒瞬间扭转了我们集体的短视，现在想像资本主义的终结要比想像世界末日容易多
了。但是贡献这句格言的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还是留给我们一个警告。他
推断说：我们越来越容易看到“试图通过想像世界终结的方式来想像资本主义”，换句话
说，资本主义终结的逻辑是一个末世的预言。
当疫情扩大流行，拆解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而且现存的政治体制更加力求保存它的同时，
未来政治可能性岔入了新的领域。我们的回应能够让世界跃向更美好的未来。但是也同样
可能加速它崩毁的条件。
自从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崩溃的威胁成为了大西洋两岸现存政治体制的首要焦虑。股票市
场下滑，航空公司请求纾困，石油价格下跌到历史性的低点。“感觉比2008年更糟。”欧
巴马（Barack Obama）高级经济顾问之一的强森‧弗曼（Jason Furman）如是说。
这次的应变方案已经迅速地进入了“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1。在美国，共和
党在提出社会安全方面会很快超过民主党。川普已经暂停了驱逐和强制执行。这是欧巴马
在金融危机时期，即使有数百万人被驱逐，仍旧拒绝支持的措施。在德国，总理梅克尔（
Angela Merkel）承诺采取一切手段拯救遭受危机冲击的公司，呼应了前欧洲中央银行主
席马利欧‧达奇（Mario Draghi）以牺牲希腊经济主权为代价，抢救欧洲的丑陋誓言。在
英国，财政大臣李希‧苏南克（Rishi Sunak）的振兴方案，在短短几天之内增加了两次
，条款也已经写好了。“我们发现自己执行的大部分是柯宾（Jeremy Corbyn）2的计画。
”一位保守党的官员说。
然而当染疫的人数攀升，一个社会应变方案的紧迫需要变得十分明显。依据美国民意调查
（SurveyUSA），至3月19日为止，有将近9%的美国工人因为病毒之故被解雇，有1/4工作
时数被缩短。从有薪病假到医疗法案，租金以及信用卡支付，许多人将艰苦渡过延长隔离
的时期。这是在美国的情况，在90%劳动力若非自雇自营，就是打零工的印度，即将到来
的灾难为何？十分难以想像。
这次的冠状病毒疫情，似乎给重新界定遭到严重损坏的文明，设定了基础。仅只是一个月
前还被嘲讽为空想的观念，亦即人民优先于利益，支持国家介入，强调全球团结的必要…
现在正急速的形成新的共识。“习以为常的资本主义正走向死地，”澳大利亚资产管理公
司麦克裘莉（Macquarie Asset Management）的资产管理分析师如此评论，他并且补充说
：“我们正朝向更接近共产主义的某一些愿景”。
如果这特异的声明稍显夸张，这个形势对左翼而言，明显地是一个时机成熟，但同样是充
满危险的环境。在新自由主义的想像里，它正是一个可以打破技术官僚的经济治理规范，
合理化支持国家干预的特殊时期。当这个时刻过去，旧时状况地复辟不仅在预料之中，而
且，由于危机的例外措施强化了体制的权力结构，它势必将伴随着新的活力卷土重来。从
美国到英国，干涉主义者、右翼的国家机器会迎来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新纪元。
一个大笔公共支出的计画，只是为了挽救巨型企业，却将工人弃于死地（这说法一点也不
夸张），同时又不能解决大气候与环境的灾难。
当前左翼最紧迫的任务是，避免对危机的叙述拱手让给右派，我们每天都活在危机之中；
在资本主义之下，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坚持说：危机状态不是例外而是常
态。如果左翼的要求通常是导向于政治经济权力的再平衡，这次危机应该更强化这个要求
。而且，不是透过比赛谁能给被隔离的人提供最多的援助，而是透过每一个特殊领域的争
夺。
左翼的论点不应该是：为了回应危机的状态，政治的改变是必要的，而是要指出危机是数
十年来少数人骑在多数人头上的体制本身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左翼必须从一个反应（
reaction）的模式，转换成创新（invention）的模式，设计规划出一个能带领我们走出
危机，并为“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埋下种子的应变方案。
朝向团结的政治
不难想见各国政府为容易受病毒感染的人提供必要援助的措施。西班牙已经征用了所有的
私人医院，将它们交由地方的卫生当局管控。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已经实施支
援小企业、独立工人和失业人口的经济与社会措施。美国为了抑制冠状病毒疫情对寻常百
姓的经济冲击，开始认真严肃的考虑“应急的全民基本收入”（emergency Universal
Basic Income）。好几个州的杂货店工人，被归类为“危险工人”（emergency workers
）而获得类似婴儿照护的福利。我们可以期待类似的政策在全球出现。
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预示一个进步的未来。它们反而呈现了一个结构性失能的体制，
无法处理它们面临的灾难。这些措施旨在填平就业、住宅、健康照护的提供，后勤补给线
，股票价格……的鸿沟，丝毫没有纠正造成危机的背后原因。换句话说：那只是试图纠正
市场失灵的政策──并未超脱以市场为根据的经济限制。
正如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在《钜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所写的
：资本主义对土地与劳动力的市场化，使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原则脱节。但是就像新冠病毒
充分证明的那样，社会不能仅靠市场来调节。在全球化疯狂的追逐总体速度之下，已经使
劳动力、商品、资讯，以及资本的流动凌驾于工人与环境的福祉。当有钱人登上它们的私
家飞机，以及跨国公司的执行长们不断地拖延病毒疫情的救济法案时，那些被隔离在家的
民众，只能在阳台上看着自己所处的世界。
事实上，关注那些在疫情大流行时，任凭风吹雨打，没有社会支援、无家可归，没有证件
的黑户，或者难民、移住人口，被政治回应排除在外的人群，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的教训。
当欧盟关闭了边境，就让在列斯伏斯岛（Lesbos）的难民注定要陷入不可确知的命运。因
为他们被侷限在卫生条件低劣的营帐之内，只要有一个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就必定会引
发一连串无法控制的死亡。在意大利，当遮风挡雨的住所被封闭，无家可归的人因为流落
在户外被罚款，并且被确诊为感染病毒。疫情大流行，必要物资的平等取得与普遍流行的
，确保少数人财富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造成显而易见的严重冲突。
因此，左翼的回应，必须掀开造成病毒扩散以及致命伤亡的全球不平等结构。从征集特殊
时期；扩大公共支出的财政范围，扩大社会安全网络，以及团结要求的应变方案开始，进
而朝向兼顾公平正义与可以永续的复苏迈进。当我们开始走出隔离状态，压力最大的冲击
将出现在人民身上。失业好几个月，多数人必将艰辛度日，尽管在有着牢固社会安全网络
的国家的百姓也是如此。但是，如果疫情大流行，强化了资本驯服工人的能力，我们的应
对，不应该只是削弱剥削的机制，而是必须重击他的核心──也就是永远根除工作对我们
生活的束缚。
快速的增加自动化和工业的机器人化，为这个进程增添了动力。自动化的取代已经对数百
万的工作产生威胁，而且在新冠病毒之后，威胁有增无减。中国公司争先恐后的用自动化
取代被隔离的工人，其他国家毫无疑问地也会有样学样。
复工之后，首先要争取的应该是逐渐地恢复每周工作日。当隔离结束，工人必须迫使工时
彻底缩短，最好是朝每周工作四天，但不减少工资的方向推进。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证明每
周工作四天，不但能够增加生产力和幸福感，而且国家最终会发现拥有快乐的人民和活力
更加充沛的经济。藉著减少基础设施的使用和不必要的旅游，也会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但是，就像尼克‧薛尼切克（Nick Srnicek）和阿历克斯‧威廉斯（Alex Williams）在
他们的书《发明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强调的，最重要的福利是结构性的。工
时的缩短增强了工人和工会的谈判力量，在反抗有国家做靠山的资本主义垄断联盟时，争
取缩短每周工作日可以做为主要的防御工事。
当政客们跨越党派，一致承认财政安全网络的重要，类似全民基本收入（UBI）这种先前
制定的计画，就变成长期执行的方案。存在于UBI背后的原理是，它争回了约束限制工资
劳动者的权力，使得人们能够自由选择报酬较那些高薪人员更优渥的职业。当时候到了，
它就必然会引发缩短每周工作的要求。然而，就如同我们的运动主张，普遍的基本分红（
Universal Basic Dividend，UBD），则提供了比UBI更为进步的途径。UBD可以保障我们
享有在参与创新和技术进步时创造出来的福利份额。UBD的资金应该由每一家从技术改变
而获利的公司提供。因为，在疫情爆发时，劳动的勤奋，相对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劳工谈判力量的增强，也会引起其他的各种需求。在亲眼目睹新冠病毒逼使国家机器为不
断增加的免疫力弱的人群，保存稳定安全的检测、治疗、收容处所的时候，左翼必须集结
组织的力量，赞同这种福利措施，但是要认定这乃是基本人权，而非恩赐！这些福利措施
绝对不能在国家边境止步。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清楚的表明，只要有像美国这种健康照护体系不发达，对市民健康
照护最起码的标准都无法保障的国家存在，我们就不能安然渡过疫情大流行的关卡。因此
，左翼必须团结在全球照护标准周围，献身国际，要求每个国家捐出一定百分比的GDP，
以做为教育、住宅、健康照护……等社会基础设施之需。比较富有的国家可以奉献更多的
数额，藉以弥补殖民主义以及劫掠自南方国家的经济搾取等劣迹。这些基金可以从削减军
事开销，以及撤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资金而增添。
这样做还可以促进全球的和平与繁荣。
最后，此项应变方案必须是“绿色”的。要谨记，我们此刻仍处在气候与环境的危机之中
，地力衰竭、冰冠融解、海洋增温，大量物种灭绝，不断地威胁我们的未来。再加上严重
的空气污染，加速了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和致命性。平等的相互扶持和社会的永续，在健
康照护的领域和生态领域要有同等的呈现。随着疫情的大流行，气候和环境的崩坏，首先
遭到冲击的是最穷困和免疫力最脆弱的人群。取代因为新冠病毒而消失的行业，必须要能
修复而非耗损我们的自然世界。易言之，在疫情大流行的时期，有必要快速的提出类似“
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那样的计画，把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和经济复苏紧密的结
合在一块。但是要让这样的原则在生活中实现，左翼必须在隔离期间或之后，开创新型态
的组织和动员。
建构革命
左翼的组织动员以及为回应这次危机的战斗，将决定未来十年的政治版图。然而疫情大流
行却有一种内在矛盾。也就是说，纵使疫情大流行开启了新的政治场域，病毒也要求“社
交距离”，这就让需要依靠社会聚集的组织动员完全不可能进行。但是旧有的交往场所，
诸如：酒吧、大学，以及公共空间消失时，一种新的场域出现了。
“阳台”（balconies）在整个欧洲已经变成社会、政治、文化参与的场域。从邻居一起
运动的空间，发生了团结或反抗的行动。在那里一起聆赏音乐，阳台就像是苏维埃厨房（
Soviet kitchens）3能够成为议论政治以及社会抵抗的论坛。
变革再造的抵抗行动，透过数位科技的增殖（proliferation），更有可能延伸范围，产
生影响。我们可以设想，在隔离时期各种数位罢工与抗议，例如社群媒体的放假，在剥夺
平台经济收入的同时，切断废气的排放。大众拒缴信用卡或公共设施服务的费用，乃至阻
断经济活动的骇客主义（Hacktivism）4实验……等等。这些行动可以延缓垄断势力在危
机期间的联盟。但是要实现长期的改变，必须同步重新设想一个在危机之后必然要出现的
世界。
对被隔离的左翼而言，这回应必须是反霸权的计画之一。当我们步入社会的冬眠期，伴着
笔电、书籍还有焦虑在家隔离，我们必须围绕着政策应对措施团结起来，并且在隔离的另
外一端准备为它战斗。这任务不只属于研究者、智库和公共知识分子。正如伊朗卫生部副
部长所言，“病毒是民主的，但是我们的应对却不是，滋生它的条件也不是”。每一个第
一线的社区，其中像是之前被伊波拉病毒（Ebola）袭击过的地方，或者承受了毁灭性的
气候灾难，或者从可预防的疾病中不断的枉然死去。这就充分说明了这次危机不是什么异
常状态，而是一种亏欠！他们的声音一定要形成我们政治回应的样貌，而且他们的愤怒必
定会给政治的改变提供生猛的动力。
在社会隔离期间的此时此地，可以好好运用网络化的社会生活。数位化的组织克服了地域
和能力的侷限，把多元的声音带入同一个时空。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次进行组织，用既
关注地方又超越地域限制的理想观念，将社区组织连结在一起。这种在阳台、走廊、窗边
的新兴的社会交往形式，同样能够导致数位公共空间的建立。在澳洲，“争取未来的星期
五”（Fridays for Future）已经启动了“邻居的挑战”（Neighbor Challenge）计画，
号召积极人士召集他们的近邻，在数位空间集会。这样的架构创造了地区高度团结的网络
，在参与同栋建筑或同一街巷居民的讨论中，将日常关注的议题和全球的政治结构链结在
一起。要清楚的看到，这种公共政治教育的空间，能够变成新叙事出现的场域。
一个组织良好的数位讨论，也能够给那些被街头抗议的力道所排除的人一个平台。因为在
街头抗议的场合总是由舞台、声量最大的团体或个人为主导。数位集会可以跨部门、跨世
代、跨国界。透过将人民凝聚在新共识的四周，让他们能够在疫情大流行的另外一端，栽
下民主的政治转变的种苗。并且带领他们聚集在一起，设计规划能够即刻表达我们愤怒的
行动和罢工。
当隔离结束，我们会发现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衰朽，如果它们还没有烂坏的话。但目前还不
到松懈的时候！而且，改良主义者仅仅呼吁救济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回归正常”的
承诺，揭露了政治体制令人绝望的天真。我们究竟要回到什么样的“常态”呢？保守党和
右翼政客早已经背叛了他们关于有限的政治可能性的虚假声明。
“危机”这个词，就它历史性的用法而言，标示了在疫病时期的转折点，一个若非导致全
面复苏，否则就步入死境的不可逆的关键时刻。新冠病毒在一个十年正要开始的时候降临
，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改造经济体制，以便减缓气候与环境崩溃的最后机会。换句话说：这
是我们展望资本主义终结，建构根除它的战略，以及将人类置于朝向正义与团结之途的一
次出击。今天，我们就必须动身！
1.【译注】奥弗顿之窗，由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奥弗顿提出的政治理论。意指新公共政
策的提出与推动，需要在一个公共舆论框架的讨论中，使该政策趋向可以接受的范围，而
非透过政治人物的个人偏好。
2.【译注】杰瑞米‧柯宾（1949－），英国工党第25任党魁，亦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
。从政期间不断地提出公共设施国有化、大学免学费、裁减军备等政策；同时也是许多反
战组织、社会主义团体的成员。其左派行径使媒体财新网（CaiXin）将其誉为“伦敦区的
卡斯楚”。
3.【译注】苏维埃厨房，为1917年苏联建立后，为解放女性在厨房的劳动所设立的公共食
堂，类似于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概念。关于苏维埃厨房设立过程的演变，可参见：
https://geohistory.today/soviet-kitchen/。
4.【译注】骇客主义，是在互联网环境中，利用电脑技术与政府抗衡的活动，是一种网
路激进主义（Internet activism）。主要行动目的多与言论自由、人权保护有关。详细
内容与知名骇客活动，请参阅：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ck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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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面对新冠病毒的集体困境，我们需要集体地应对
新国际
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p=5401
作者：David Harvey
【编按】大卫．哈维的这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新冠病毒肆虐的背景中
对欧美资本主义的最新思考。文章从1857年《大纲》出发，以马克思对大机器体系和科学
发展条件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的分析为指导，直指我们这个时代令人瞠目的技术创
新与社会生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最后，在这场全球危机中呼唤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可
能，“真正的个人主义、自由和解放的根源，是通过集体行动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
当然，采取何种集体形式，达到什么样的自由（是哈维所说的六小时工作制还是“后浪”
式的“自由探索”），只能由历史做判断。文中马克思《大纲》文句并非标准译文，有些
译法易致混淆，建议有兴趣的读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8-110页。
原文 “We Need a Collective Response to the Collective Dilemma of Coronavirus
” 刊于2020年4月24日Jacobin Magazine ( https://tinyurl.com/ybv5v2gx )。中文翻
译刊登于城读公众号，本文转载自保马。
我是身处纽约新冠病毒危机之中写下这篇文章的。究竟要如何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
实难知晓。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反资本主义者通常会走上街头，示威抗争。
相反，在这一需要集体行动的时刻，我却处于自我隔离的尴尬状态。但藉用卡尔．马克思
著名的说法，我们不能在自己选择的境况之下创造历史。因此，我们必须深思熟虑如何最
充分地利用我们所有的机会。
我个人的状况还是相对优越的。我可以在家继续工作。我没有失去工作，而且还能拿到工
资。我所要做的就是躲避病毒侵袭。
由于年龄和性别的原因，我属于易感人群，所以最好避免与人接触。这让我在各个Zoom会
议之间有足够的时间去反思和写作。但我想与其纠结于纽约疫情的特殊性，不如就可能的
替代方案提供一些思考，并提出问题：一个反资本主义者如何看待这种状况？
新社会的要素
我先从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革命运动所发生之事的一个评论开始。马克思如是
写道：工人阶级并不期望公社会出现奇蹟。他们并没有现成的乌托邦，可以通过人民的政
令推出。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并与之一起实现当前社会由于自身经济发展而
不可遏制地趋向于更高的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改变环境和人
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陈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
阶级社会里所孕育的新社会的要素。
让我对这段话发表一些看法。首先，当然，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思想是有所反对的
，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法兰西有许多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空想家。此乃继承
自约瑟夫．傅里叶、克劳德．昂利．圣西门、埃蒂耶纳．卡贝、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等人的传统。
马克思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都是梦想家，他们不是要实际改造此时此地的劳动状况的
劳动实践者。要想改造此时此地的状况，就需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
但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革命工程必须集中于工人的自我解放之上。这个提法中的“
自我“部分很重要。任何改变世界的重大工程，都必须要改造自我。所以，工人也要改变
自我。在巴黎公社发生之时，马克思就非常重视这一点。
不过，马克思也指出，资本自身实际上创造了改造的可能性，经过长期的斗争，就有可能
“解放”出一个新社会的轮廓（lineament），它可以把工人从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革命的任务是去解放这个新社会的要素，它们已经存在于陈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
秩序的子宫里。
解放潜力
现在，让我们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陈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之中。显然，它孕
育著各种丑恶的东西——比如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我并不特别希望看到这些东西被释
放出来。但马克思并不是说“把那个陈旧的、可怕的崩溃中的社会秩序里面的全部和一切
都解放出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在崩溃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中选择那些有利于解放工
人和工人阶级的东西。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可能性是什么，它们从何而来？马克思在他论巴黎公社的小册
子中并没有解释这个问题，但他许多早期的理论著作已经揭示了工人阶级建设性的可能性
到底是什么。其中马克思花费大量笔墨加以论述的一处可见于马克思在1857-58年的危机
岁月里所写下的复杂但未完成的鸿篇巨著《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中。
《大纲》中的某些段落揭示了马克思在为巴黎公社辩护时的真实想法。“解放”的思想涉
及到对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所发生之事的理解。这正是马克思一直在努力理解的内容。
在《大纲》一书中，马克思对技术变革和资本主义内在的技术动力性（technological
dynamism）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他所阐明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顾名思义，就是要大量
地投资于创新，大量地投资于新的技术和组织可能性的建设。这是因为，作为资本家个体
，如果我和其他资本家竞争，如果我的技术比对手的技术更胜一筹，那么我就会获得超额
利润。因此，每一个资本家个体都有动机去寻找比其他企业所使用的技术更有生产力的技
术。
正因为如此，技术动力性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之中。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
写于1848年）伊始就认识到这一点。这是解释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永久革命性特征的首要力
量之一。
资本主义永远不会满足于现有的技术。资本主义将不断地寻求改进技术，因为它总是会奖
励拥有更先进技术的人、企业或社会。拥有最先进、最有活力的技术的国家、民族或势力
集团，就会成为领导者。所以，技术动力性固化于资本主义的全球结构之中。从一开始就
是如此。
技术创新
马克思对于技术创新的观点既富有启发性，也很有意思。当我们想像技术创新的过程时，
我们通常想像某人在制造某物或其他什么东西，并在他们所造之物中寻求技术改进。也就
是说，技术动力性是相对具体工厂、具体生产系统和具体状况而言的。
但事实证明，许多技术实际上会从一个生产领域溢出到另一个生产领域。它们成为通用技
术。比如，计算机技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又如，任何人、任何行业
都可以使用自动化技术。
马克思注意到，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的英国，新技术的发明已经成为一种独
立自主的行业。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那些生产纺织品或类似产品的企业才会对提高雇佣
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的新技术感兴趣。相反，企业家们开发出一种新技术，可以在各地推广
使用。
马克思时代最佳和最早的例子就是蒸汽机。蒸汽机具有广泛多样的应用，从煤矿的排水，
到制造蒸汽机和修建铁路，同时也被应用于纺织厂的动力织布机上。所以，如果你想进入
创新行业，那么工程和机床行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整个经济——比如在伯明翰市周边出现的专门从事机床制造的经济——不仅面向新技术的
开发，而且面向新产品的生产。即便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创新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
行业。
陷入停滞
在《大纲》中，马克思详细探讨了如下问题：当技术成为一种商业，当创新创造了新市场
，而不是作为对某种具体的、预先存在的市场需求的回应而发挥作用时，会发生什么?于
是，新技术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活力的前沿。
其后果是广泛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技术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永远不会固定下
来，很快就会过时。追赶最新技术的压力很大，而且成本很高。加速淘汰对现有企业而言
可能是灾难性的。
尽管如此，社会的整个行业——电子、制药、生物工程等，都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谁能创
造出吸引人的科技创新，比如手机、平板电脑，或者有着最丰富应用的科技创新，比如电
脑芯片，谁就有可能胜出。所以，这种技术本身成为一种商业的思想，在马克思关于资本
主义社会是什么的论述中占据绝对核心。
这正是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生产方式的所在。人类历史中创新能力无处不在。在中国
古代，甚至在封建社会里也有技术变革。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技
术变成了一种商业，技术变成了一种通用产品，出售给生产者和消费者。
这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演进的关键动力之一。这就是我们生活所
在的世界，不论我们喜欢与否。
机器的附庸
马克思接着指出了这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为了使技术成为一种商业，就必须以
某种方式调动新形式的知识。这就需要把科技应用视为对于世界的独特理解。
新技术的实地创造与科学技术作为知识和学术学科的兴起成为一体。马克思注意到，科技
应用和新形式知识的创造如何成为革命性的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
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个本质。技术动力性与科技新知和对世界革命性新认知
的产生的动力性相联系。科技领域与新知识和新理解的产生和动员相融合。最终，必须建
立一种全新的机构，类似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从而促进这种发展。
然后，马克思接着问道：这对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生产过程有何影响，它又如何影响劳动（
和工人）融入这些生产过程的方式？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比如说15世纪和16世纪，劳动者
一般具有生产资料（必要的工具）的控制权，并熟练使用这些工具。熟练的劳动者成为某
种知识和某种理解的垄断者，马克思指出，这种知识和理解总被视作一门艺术。
然而，到了工厂体系的时代，特别是到了当代世界，这种情况不复存焉。劳动者的传统技
能变得多余，因为技术与科学取代了传统技能。科技以及新形式的知识被纳入机器之中，
艺术消失了。
于是，马克思在《大纲》中一组不同凡响的段落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在企鹅版的第650
至710页)谈到了新技术和新知识嵌入机器的方式：它们不再处于劳动者的大脑里，劳动者
被推到一边，成为机器的附庸，只是一个机器操作工（machine-minder）。一切的智慧、
一切的知识，曾经属于劳动者，并赋予他们某种相对于资本的垄断权，都消失了。
曾经需要劳动者技能的资本家如今摆脱了这种束缚，技能体现在机器上。通过科技产生的
知识流入机器，机器成为资本主义活力的“灵魂”。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状况。
解放劳动
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活力依赖于由科技动员所驱动的永恒创新。马克思在自己的时代就清
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早在1858年就写下了这一切!但是，当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是
，这已经变成至为关键、至为重要的问题。
人工智能（AI）的问题就是马克思所论问题的当代版本。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人工智能通
过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以及在生产中应用(或可能应用)到什么程度。其明显的后果将会
取代劳动者，事实上，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应用想像力、技能和专业知识的能力而言，
将进一步解除和降低劳动者的地位。
这就导致马克思在《大纲》中做出如下评论。让我在这里直接引用，因为我认为这句话实
在精彩绝伦。“生产过程从简单劳动过程转变为科学过程，迫使自然的力量屈服于为人类
的需要服务，这种转变看似以固定资本的品质出现，与人类劳动形成鲜明对照……..因此
，一切劳动的力量都被转移到资本的力量当中。”
现在，知识和科学专门技术都处于资本家掌握下的机器之内。劳动的生产力量被转移到固
定资本中去，而固定资本是外在于劳动的东西。劳动者被推到了一边。因此，就生产和消
费而言，固定资本成为我们集体知识和集体智慧的承载者。
马克思更进一步地指出了崩溃的资产阶级秩序所蕴含的可能有益于劳动的东西。这就是：
资本——“在无意中——将人类劳动和能源支出减少至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劳动，
同时也是解放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诸如自动化或人工智能的兴起，为劳动的解放创
造了条件和可能。
自由发展
在前述从马克思所论巴黎公社的小册子中引用的那段话中，劳动和劳动者的自我解放是核
心问题。这种状况（劳动和劳动者的自我解放）值得欢迎。但是，是什么让这种状况具有
如此潜在的解放性呢？
答案很简单。所有的科技都在提高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个看管所有机器的劳动者，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大量商品。这里再次引用马克思《大纲》：到了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真正的财富创造就不再那么依赖于劳动时间和雇用的劳动数量，而更依赖于劳动时间内
所引发的能动性的力量，其”强大的效率“本身与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时间完全不成比例
，而是取决于科学的普遍状态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
..而真正的财富表现在——大工业揭示了这一点——应用的劳动时间与产品之间巨大的不
相称。
但是后来——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当时一位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他补充道：“当
一个国家劳动时间是6小时而不是12小时的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富裕。财富不是对剩余
劳动时间的控制……而是对每个个体和整个社会来说，在直接生产所需要时间之外的可支
配时间。”
正是这一点，导致资本主义产生了“个性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包括工人的个性。顺便说
一下，这句话我以前说过，但我还是要再说一遍。马克思始终、一直在强调，集体行动要
推动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这才是集体行动的终点。那种认为马克思一切都是为了集体行
动、压制个人主义的普遍观点是错误的。
实际上恰恰相反。马克思赞成动员集体行动，以此获得个人自由。我们稍后再来讨论这个
观点。但是，这里的关键目标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潜力。
必要和非必要的劳动
这一切的前提是“必要劳动的普遍减少”，即社会日常生活再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将意味着社会基本需求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满足。如此就会有充裕的可支配时间
，使个体潜在的艺术和科学发展的潜力得到释放。
起初，只有少数有特权的人有时间，但最终，它将为每个人创造自由的可支配时间。也就
是说，解放个人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是关键，因为你可以通过使用先进技术来满足基本生
活所需。
马克思说，问题在于，资本本身是一个“流动的矛盾（moving contradiction）”。它“
力争把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又把劳动时间作为财富唯一的衡量标准和来源”。
因此，一方面它减少必要形式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真正必需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它
增加非必要（superfluous）形式的劳动时间。
现在，非必要的形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问题是，谁将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指
出的问题，并不是说剩余价值不可得，而是说剩余价值不能为劳动所得。虽然“一边是创
造可支配时间”的倾向，但另一边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将其转化为剩余劳动”。
它实际上并没有被用于解放劳动者，尽管它本可以如此。它被资产阶级用于中饱私囊，即
资产阶级内部通过传统手段积累财富。
中心矛盾在于此。马克思说，“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嗯，
他说，“你可以用金钱的数量和某人支配的其他一切东西来理解它。”但对马克思而言，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真正富裕的国家是一个每天工作六小时而不是十二小时的国家
。财富不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支配，而是整个社会中每个人在直接生产所需时间之外的可
支配时间。”
那就是：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将以我们每个人有多少可支配的自由时间来衡量，可以不受
限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而马克思的论点是这样的：你
需要一个集体运动来确保这样的社会能够被构建。但是当然，前路的障碍是主导的阶级关
系和资产阶级权力行使的事实。
封城之下
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我们目前的封城和经济崩溃的状况，与马克思的论述形成有趣的回
响。我们许多人都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之中，个体上说，我们有了很多可支配的时间。我们
大多数人都困在家里。
我们不能去上班;我们不能做我们平时做的事情。我们要用我们的时间做什么？当然，如
果我们有孩子的话，那当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们已经到了这种状况，我们有大量
可支配的时间。
第二件事是，当然，我们现在正经历大规模失业。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大约有2,600万人
失去了工作。现在通常人们会说这是一场大灾难，的确，这是一场大灾难，因为当你失去
了工作，你就失去了到超市买东西再生产自身劳动力的能力，因为你没钱了。
很多人失去了医保，还有其他许多人难以获得失业救济金。由于房租或房贷到期，住房权
岌岌可危。美国大部分人口——可能多达50%的家庭——在银行里没有超过400美元的多余
现金来应付小的紧急情况，更不用说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面危机了。
新工人阶级
这些人可能很快就会流落街头，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面临饥饿的威胁。但是，让我们更深入
地透视这种情况。
被期望照顾日益增多病人的劳动力，或者提供最起码的服务，以维持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劳
动力，通常是高度性别化、种族化和民族化的。这就是处于当代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新工
人阶级”。其成员要承担两个负担：一来，他们是最有可能因为工作而感染病毒的工人，
二来，他们有可能因为病毒所造成的经济衰退而被裁员，失去经济来源。
美国当代的工人阶级——主要由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工薪妇女组成——面临一个
丑陋的选择：要么在照顾他人和保持关键供应服务开放（如杂货店）的过程中感染病毒，
要么是没有福利（如足够的医保）的失业。
长期以来，这类劳动力被社会化为良好的新自由主义臣民，这意味着如果出了任何问题，
只能责怪自己或上帝，但从不敢提出资本主义可能是问题所在。但是，即使是良好的新自
由主义臣民也能看出，应对这一全球大流行病的方式有问题，他们必须不成比例地承担维
持社会秩序再生产的的负担。
创造新社会
为了摆脱应对新冠肺炎的严重危机，必须采取集体形式的行动。我们需要集体行动来控制
病毒蔓延——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等类似的行动。这种集体行动是必要的，如此方能最终
解放个体去按我们喜欢的方式生活，而现在我们不能做喜欢的事情。
这其实是一个绝佳的比喻，可以用来理解资本究竟为何。它意味着创造了一个我们大多数
人不能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的社会，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为资产阶级生产财富。
马克思可能会说，好吧，也许那2,600万失业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找到某种办法赚到足够
的钱来养活自己，买到他们生存所需的商品，租到他们所需的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不
去追求摆脱异化的工作、获得大解放呢？
换句话说，难道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有2,600万人需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从事他们之
前一直在从事的相当糟糕的工作，这样就能走出危机吗?我们真的想通过这种方式走出危
机吗?抑或我们想问：是否有某种办法来组织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让每个人都有饭吃
，每个人都有一个体面的住处，我们可以暂停驱逐，每个人都可以免租生活?这难道不是
我们可以认真思考创造替代性社会的时刻吗？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韧性和足够的老练去应对这个病毒，那为什么不同时用来对付资本呢?
与其说我们都想回去工作，把那些工作找回来，把一切恢复到这场危机开始之前的样子，
或许我们应该说：为什么我们不通过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来走出这场危机？
为什么我们不把目前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孕育的那些要素——惊人的科学技术和生
产力——解放出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变迁和组织形式，以便我们能创造一个与以往存
在的任何东西都完全不同的东西？
替代性社会一瞥
毕竟，在当前的紧急情况之下，我们已经在尝试各种替代性制度，从向贫困社区和贫困群
体免费提供基本食品，到免费医疗，经由互联网提供替代性准入结构，等等。事实上，一
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已经一展无遗——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右翼和资产阶级如此急
于让我们回到以前状态的原因。
现在正是深入思考一个替代性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时机。这一刻，替代性社会的可能性
实际上是存在的。我们不应只是以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方式回应说：“哦，我们必须立即找
回那2,600万个工作岗位”，也许我们应该考虑扩大一些已经在进行的事情，比如组织集
体供应。
这已经在医疗领域发生，并且食品供应甚至熟食供应的社会化也在开始发生。目前在纽约
市，有几家餐厅系统还在继续营业，幸而有捐款，他们实际上在为那些失业、无法应对困
难的大众提供免费餐食。
与其说，“好吧，这只是我们在紧急情况之下不得已而为之”，不如说，此刻我们可以开
始告诉那些餐馆，你们的任务是喂养人口，让每个人每天至少吃上一两顿像样的饭菜。
社会主义想像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社会的要素：比如说，很多学校提供校餐。所以，让我们继续这样
做，或者至少学到经验，如果我们关心的话，什么是可能实现的。这难道不正是一个绝好
的时机让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社会主义的想像力来构建一个替代性社会吗？
这不是乌托邦。这是在说，好吧，看看上西区所有那些餐馆，都已经关门了，沉寂地坐落
在那。让人们回来吧——他们可以开始生产食物，养活街上和家里的人口，他们还可以把
食物送给老人。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个体自由，我们需要这样的集体行动。
如果现在失业的2,600万人必须回去工作，那么也许他们应该每天工作6个小时而不是12个
小时，因此我们可以庆祝对于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的意义有了不同的理解。也许
这才有可能使美国真正伟大（让“再次”烂在历史的尘埃里吧）。
这正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观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不断宣扬的虚假的自由和解放相对
比，真正的个人主义、自由和解放的根源，是通过集体行动来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这样
，我们每天只需工作六个小时，我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其他时间。
综上，现在不正是一个有趣的时刻，让我们真正去思考建设一个替代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
动力性和可能性吗?但是，为了走上这样一条解放道路，我们首先要解放自己，看到一个
新的想像与新的现实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