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了　战火退了
也门曾是全球咖啡的贸易转运站，也曾拥有辉煌的王国历史，但这块半岛南境的丰饶之角始终难逃冲突诅咒。综观也门近代史，其内外战火不断，更因阿拉伯之春催化，在2015年爆发内战，战火延烧已有5载光景，如今沙特、伊朗等外部势力皆深陷其中，彼此对峙、互不相让，致使冲突难求解方。
然而随着新冠疫情在年初窜起，这番僵局看似出现了和缓的曙光。4月8日，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宣布，将从当地时间4月9日起在也门实行为期两周的单方面停火，以响应联合国对于停火缓和疫情的呼吁。多国联军更表示，停火期有可能会延长超过两周，以为内战各方对话创造条件，望能促使也门永久停火。
归根究柢，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虽是内战导火线，但真正能动员冲突的结构性因素，却远在年代与地域限制外。这背后既有历史铸下的南北情结，也与沙特伊朗的代理冲突息息相关。而如今疫情的意外出现，或可成为终结战火的天外一笔。
南北情结的根源
也门的南北情结早在奥斯曼帝国时便已种下。1538年，奥斯曼土耳其大军进攻也门，其表面看似攻城略地，实则遭遇不少部落抵制，难以深化治理举措，更因伤亡惨重引发帝国大臣喟叹：“也门就像帝国的军队消耗场，派去的军人宛如入水的盐，倏忽即化”。
果不其然，1604年宰德派（什叶派的一支）伊玛目卡西姆（Al-Mansur al-Qasim）举兵起事，最后成功带领北也门?离奥斯曼统治，建立了宰德教长国（Zaidi Immamate），帝国此前耕耘可谓付诸流水；200年之后，南也门也因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亚丁港而沦陷，成了英国的保护区。南北分治的格局从而定型。
1918年奥斯曼崩解，帝国各处皆迈入民族国家进程，由宰德派势力所领导北也门正式宣告独立，建立穆塔瓦基利亚王国（Mutawakkilite Kingdom）；与此同时，南也门则正式沦为英国殖民地。此后双方各自经历了政体变动，先是北部爆发王室与共和派内战，最后王国倾覆、共和代之；再是南部受苏联策动，开始了反英反殖的武装运动，虽说最后英国认赔杀出，但南也门也没能真正独立，只是换了个宗主，改做苏联的势力范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双方各自安顿好后，也门并未休养生息，反而在1972年迎来近代史上第一场南北内战。虽然在众阿拉伯国家调解下，内战迅速结束，双方签订了也统一协议，但南北显然皆无统一意愿，一来彼此的制度与生活型态差异甚大，二来双方领导人皆不愿因统一而丧失权力，于是这份协议便被束之高阁了28年。1990年5月22日，乘?苏联瓦解的飓风，民族主义叙事再起，南北也门宣布统一，也门阿拉伯共和国、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正自此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合为一体的也门共和国。
短暂的统一之梦
然而统一后浮现的种种问题，终将所有民族激情打回原形。首先是原南北政府的政治权力分配难以均等，北方夺得总统委员会主席（形同总统）、政府第一副总理之位，南也门则掌有总统委员会副主席、政府总理的推派权。两相比较，北方明显有较有政治发言权。
其次是经济与生活层面落差渐现。南也门本身?藏丰富石油，财政状况良好，在苏联时期是个福利国家，卫生与教育制度都相当齐全，人民过?相对现代化的生活，英语也较为普及；但北也门不论是身处王国时代或共和时期，产业都相对贫脊，且部落制盛行、官僚不彰，卫生教育程度较为低落。
以上种种，终令南也门在统一不久后萌发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认为自己明明身怀钜款，却被迫供养落后的北方蛮族，甚至还得在政治上对其俯首帖耳，不如过往独立岁月。结果1994年内战再起，期间南方曾短暂成立也门民主共和国，却在建国2个月后遭北方势力强行剿灭，重回一统局面。
但即便出师未捷，南方的独立星火始终不灭，更随时间发酵，成了今日内战的重要动员因素。2011年，掌权34年的也门强人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因阿拉伯之春而下台，仓促之间，只好由南也门出身的副总统哈迪（Abdrabbuh Mansur Hadi）宣布成立过渡性的民族团结政府。
然而此举打破了总统需出身北方的传统，遂使心有不甘的萨利赫与盘踞北部的胡塞武装组织勾结，占领总统府，软禁哈迪。哈迪随后逃返南部的亚丁，受到支持南方独立的武装势力拥戴，开始与萨利赫对峙。也门于是重回南北分治的局面。
各有盘算的外部势力
而除了南北情结外，外部势力也是也门近代史中的重要角色。1962年北也门的王室与共和派爆发内战，前者有沙特支持，后者则找了埃及当靠山，双方鏖战多年，王室终在1970年投降；此外南也门于1970年社会主义化，也同样是苏联介入的产物。时至今日，外部势力仍左右?内战进行。
综观2015年以来的内战势力分布，则明晰可见沙特与伊朗两大阵营的角力。其中伊朗因与胡塞背后的宰德派同属什叶家庭，故会站在北也门一方，虽说2017年萨利赫与胡塞交恶，并在驳火过程中不幸丧命，但伊朗仍是胡塞武装的忠实盟友及靠山。
另一方面，为防堵什叶势力扩散，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海湾国选择了南方的哈迪政权，不仅将大使馆一同迁往亚丁，更在沙特领导下，共组多国联军参与也门内战，屡屡空袭胡塞武装组织，并在2017年哈迪与南方势力内哄后，庇护哈迪流亡至沙特。
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伊朗与沙特既藉也门进行代理战争，便需承受冲突反嗜的代价。伊朗自从被美制裁后，经济一落千丈，民怨沸腾不已，在神权政府渐失话语权的当代，人民已不愿因输出革命而自苦，故对政府宁可忽视经济也要介入也门的举措多有批评。
另一方面，沙特在与伊朗对峙的同时，则要面临胡塞武装组织的报复。例如在2019年9月14日，忽有多架无人机空袭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引发大火，致使沙特每日原油减产500万桶，胡塞武装组织事后坦承犯案；同年的9月28日，胡塞武装组织又进攻沙特南部奈季兰省，俘虏上千名战斗人员，最后有赖红十字会交涉，胡塞才答应放回俘虏。
超现实的停火画面
上述成本对于伊朗与沙特来说，皆为不可忽视的隐忧。恰逢此次疫情，沙特宣布单方停火，除了避免疫情扩散外，更是想替自己找个台阶下，免得久陷泥淖显得难堪。而一旦沙特松手，胡塞的军事动员压力便小了许多，伊朗在此输出革命的力道也能稍微松缓。
其实除了也门外，中东其他冲突热点也因疫情肆虐，而意外出现和平曙光。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后内战多年，各大军阀皆不愿退让，却因病毒的凌厉攻势，而共同呼吁停火防疫；阿富汗的塔利班平日与政府军冲突不断，但在疫情爆发后，却摇身一变为防疫大队，不仅禁止控制区下的人民参与公共活动、至清真寺作礼拜，更挨家挨户派送蔬果，也开始向全国提供数量有限的试剂与药品。
上述场景，是许多和平研究者希冀已久的画面。停火二字，难就难在共识与默契；然而面对病毒肆虐，求生便是所有人类的共识，减少接触更是心照不宣的默契。只要面对疫情猛烈的现实，所谓停火与和平，便不再是超现实主义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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