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瘟疫蔓延时？英国伊姆村“自我隔离”的牺牲启示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英国也从一开始希望透过多数人感染以达“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的方法，转而祭出严格的居家隔离措施，并宣布“全国封城”（lockdown）。强生（Boris Johnson）首相近日丢出了三个字“留在家”（stay at home），并破天荒地宣布薪资补贴计画作为纾困措施。
封城之际，英国媒体纷纷开呛，尤其以小报为最，以“自由终了”或“软禁”为头版标题大作文章。但即便政策大转向，封城首日的伦敦地铁依旧塞满了乘客，显然离风行草偃的期待仍有段距离。
从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国家纷纷祭出隔离手段作为防疫措施，这在历史上并不陌生。在伦理、人权、公共卫生等领域里，这种限制人身自由以阻绝疾病传染的形式不断地被讨论，似乎没有一个答案是绝对正确的。随着疫情蔓延，英国中部小镇伊姆村（Eaym）的故事又再度被提起。
伊姆村位在英国中部的德比郡（Derbyshire），是一个人口数仅仅近千人的小村庄。伊姆村发生在17世纪瘟疫流行时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1665年——也就是伦敦发生大火并顺势消灭瘟疫的前一年——离伦敦大约160多英哩远的伊姆村也爆发了瘟疫。
首先是村里一位裁缝师助手第一个发病，然后是他的两个继子。后来疾病一发不可收拾，疫情整整蔓延了14个月，最后在村民“自愿被隔离”下，虽然牺牲了260人的性命，却也阻止了疾病扩散至邻近的地区。
当时的伊姆村，在教区牧师威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sson）的发难之下，村民自愿与外界隔绝接触，包括那些没有发病的人，都在当年的隔离措施中，守在围墙里与感染者共同生活。除了隔离以外，牧师也采取了其他防疫措施，包括将教堂礼拜改在户外举行，让村民将泡过醋的钱币（当时村民认为有“净化”作用）放在村子周围的石头上，和村外的居民换取食物。这场疫情最终在历经一年多后结束，伊姆村民的故事被后人记述，传颂，成为拯救更多人性命的义举。
如果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今日来看，隔离措施总是充满争议，也绝不是一件容易妥协的事。回顾历史，也有人问，当年伊姆村的牧师号召大家就地隔离，究竟是英雄式的义举？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伦敦帝国学院的流行病学学者狄德洛（Xavier Didelot）曾经以伊姆村存留下来的历史文件，包括教会所记录的出生死亡纪录，与壁炉税（hearth tax）的资料，对照各户的地理位置，来模拟瘟疫在伊姆村的传染过程，并且分析隔离对于抑制疫情的效果。
事实上，300多年前的英国乡下，对疾病的认识其实仍一知半解。当时人们以为疾病可能透过瘴疠之气（miasma）来传播。因而，教会牧师采取了改变聚会方式与大规模隔离来控制疫情。狄德洛教授以统计模型来推算，证明了隔离的方式确实有效防止了疾病的散播，这样的研究成果似乎让当今的隔离政策取得了正当性。
不过，狄德洛的推算，更进一步指出隔离措施所带来的影响。比方说，他的研究也发现，居家隔离导致了家户中迅速的人传人感染效应。在那些死去的牺牲者之中，缴不起税的家庭，孩童更有可能得病，似乎也透露了健康不平等的讯息。同时，经过科学分析，推论当时居民总数应为700多人，而非一般周知的300多人，因此牺牲者的比例减低，某种程度也减弱了故事的悲剧性。
因应疾病进行隔离，本来就是一件行之有年之事。不过，历史学家们也提醒，即使隔离本身是一个有力的方案，不代表政府必然只能仰赖这个做法。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史教授麦尼（Graham Mooney）便撰文提醒：
隔离虽然可能有效防止疾病传播，也可能加深了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同时，由于隔离本身缺乏精准的定义，因此隔离政策施行的同时，也可能把一切对人的限制合理化了，并且还会让人民感到困惑，甚至对掌权者失去信任。再者，大规模的隔离，其实也引发了针对某些族群与某些地方的歧视，这在300多年前的伊姆村也经历过。
比起伊姆村，当今冠状病毒引发的隔离措施，规模可说是史无前例。隔离所引发的效应，也常常始料未及。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项飙定义了两种疾病控制时的人口移动：一个是SARS流行期间被称为“炼式反应”（chain reaction）的人口移动，指的是规模较缩限在农民工阶层的流动；如今大规模地毯式监控下的全区域隔离与移动，则被称为“网格反应”（grid reaction）。
项飙认为：“网格反应就像COVID-19病毒一样，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网格反应可能引发进一步传播病毒的迁移，例如从湖北逃离隔离封城的人聚集在温州，使得该地成为另一个灾区。
事实上，有别于过往对传染病的陌生，当今对疾病的认识与控制的技术也越来越精准而细致。300多年前瘟疫蔓延时，被怀疑是传染媒介的瘴疠之气，如今终于现出原形。现在众所周知的便是，伊姆村里第一位发病的 George Viccars 是一位裁缝师助手；疾病的传入可能导因于一堆从伦敦运达的布匹，因为里头可能藏着带有病原的鼠蚤。
科学的进步也让疾病的面貌更加清晰，人们得以在更早的时间厘清致病原因，并取得疾病控制的先机。只不过，从这波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看来，我们依旧能看到政治动作、社会氛围与文化差异，成为疫情蔓延的关键因素。伊姆村民壮烈牺牲的说词，也难以被复制并且为当今的政策背书。比方说，世界卫生组织（WHO）强调了“中国巨大的牺牲”，恐怕粉饰了有关当局在疾病初发时政策上的颟顸。
至今，伊姆村民的事蹟，大多以一种史诗般的事蹟来流传。然而如果对当时社会的权力关系有所了解，或许村民也不见得能对隔离政策有什么反对的空间。除了教会本身的权力，据说在蒙佩森牧师做出隔离决定时，率先响应的地方人士，还有邻近几英哩外的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他安排了在隔离区周边换取食物的措施。地方仕绅与教会的一搭一唱，还能让当地人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尽管今日的大流行与过往不可同日而语，伊姆村民的“英雄式牺牲”一再被提起，意味着一种人性典范，用以提点当今人们面对疾病可能存有的侥幸心态，而不好好依循专业人士的建议来做好所有防疫的措施。《卫报》专栏作者辛斯里夫（Gaby Hinsliff）不掩对当今人性的担忧，她说：
现在读伊姆村的故事，却不质疑究竟人们是否真的那般无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她的意思似乎是，宁可相信伊姆村的大爱。而这恐怕是当今准备面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英国所欠缺的。
至今，伊姆村的故事甚至被写进诗歌，甚至改编成电影。英国民歌手罗伊贝利（Roy Bailey）创作的〈伊姆村的玫瑰花〉（Roses of Eyam），是这样唱的：
村民重建他们的生活，
与那些活下来的人。
伊姆村之名犹在眼前；
而那场瘟疫已被控制。
（The villagers rebuilt their lives
With those who still remained.
The name of Eyam can still be seen;
The plague had been contained.）
https://youtu.be/U6f734MDffs
走过300年的悲伤记忆，如今的伊姆村设立了博物馆，每年有上万计的游客与学童到访。将瘟疫的相关知识传递给下一代，成为村民的主要任务。整个村落宛若一个露天博物馆，让拜访当地的人们实际循迹走过牺牲者的路径。当年村民用来换取食物，将泡过醋的钱币置放其中的石井，也成为游客必访之地。在每年的8月底举办“苏醒周”（Wakes Week）活动，用嘉年华的庆祝方式，来纪念那段黑暗的过去。
当地的教会会在8月最后一个周末举办瘟疫的纪念礼拜，牧师带领会众从教会走向 Cucklett Delf，那正是当年教会在瘟疫隔离期间举办户外礼拜的地方。不过，这些故事，大致也被剪裁出一个被后人宁可如此诠释的版本。如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所言，这项被“发明出来的传统”，用以建构地方的认同，并且发展当地的文化遗产观光。有趣的是，这个传统也在2001年一度被限制在教会园区里举行，原因乃是为了控制当年流行的手足口病疫情。
也许，伊姆村民带给当今人们的启示，依旧是无私的精神。但是，那也可能是后人撰述时加以强调附会的。毕竟，一个被大瘟疫吞噬的小镇，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被视为贤者之乡。就像是全世界各地的“麻风村”一样，往往背负著疾病的原罪，也可能经历了残忍的压迫。居民长年与污名共生，历经一代又一代，只有在知识启蒙之时，才逐渐将污名转化。然而，被神圣化的历史，也需要另一波理性的除魅，我们才得以克服此刻的危机。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4445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