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0/03/12/the-politics-of-pandemics
翻译
https://mlkj24.pixnet.net/blog/post/33116863
Economist Mar 12th 2020
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去看伦巴底大区吧。伦巴底是意大利的富庶地带，但也是欧
洲武汉肺炎的爆发中心。伦巴底的医院提供世界一流的医疗品质。一直到上星期，他们都
还认为自己可以应付这种疾病 — 然后肺炎患者开始涌进。由于呼吸机和氧气已用尽，某
些精疲力竭的医护人员，被迫眼睁睁看着未经治疗的患者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刚于本周宣布的这场大流行，传播速度非常快。在中国以外，已有112国受
到感染，有四万五千例确诊、接近一千五百位死亡例。流行病学家认为，西班牙、法国、
美国、英国在一两个星期后，也可能变成意大利这个样子。连结没那么密切的的国家，例
如埃及和印度，则会更慢爆发，但也不会晚太多。
现今，很少有政治领导人曾应付过疾病大流行及所产生之经济影响 — 尽管有些人可能会
想到2007-09年的金融危机。当他们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卫生系统将崩溃、死亡人数也随之
增加时，才逐渐接受他们有一个大难题要解决的事实。三个要素将决定这些政治人物如何
应对：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公卫系统的结构和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受信任。
不确定性的来源有很多。其中是SARS-CoV-2跟其变形的武汉肺炎COVID-19，世人还不知道
这些病毒的全貌。另一个是大流行的情况。在每个地区或国家，病毒都有迅速扩散而未被
发现的趋势。当在某地有确诊案例时，早已经传播到其他地方，正如意大利、伊朗跟韩国
的情况。到政府关闭学校、禁止集会时，可能已经太晚了。
中国的解方(由WHO背书)，则是实行严酷的隔离制度，并透过大规模检测、追踪接触者来
加强隔离。这付出了高昂的人力和经济成本，但新的感染数已减少。这星期习近平进行他
的胜利巡礼，地点在疫情初始爆发地的武汉。但即使在中国，不确定性仍存在着，因为没
有人知道在隔离放松的情况下，会不会爆发第二波感染。
在民主国家，领导人则必须判断，人民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式的严厉隔离、监控制度。义大
利的封城，很大一部分是自我管理，并没有严重侵犯权利。但如果义式封城比中式封城漏
洞更大，那这样的封城将跟中国作法一样昂贵，成效却相差甚远。
成效还必须看一国健保制度的结构跟能力。检测跟何时该隔离，还有着一堆不一致讯息跟
指示。所有的医疗体系都将过劳，那些没有什么医疗协助的地方(包括难民营跟贫民窟)，
将是最脆弱的地方。但即使是拥有最多资源的富裕国家医院，也会疲于奔命。
相较于以分散、私人健康保险为主的国家，拥有全民保险制度(例如英国NHS系统)的国家
，应该会比较容易分配资源、调整规范跟作为。前者则必须担心谁要付款、谁负责的问题
。美国虽然很富裕，医学上也非常进步，但仍面临困难。私人保险制度让需要付费的疗程
最佳化，但美国拥有两千八百万没有医疗保险的民众、一千一百万非法移民跟许多无带薪
病假的人，他们都会避免受测或遭到隔离。繁琐的手续跟切割，严重延迟了该进行的测试
。
不确定性会引出第三个要素 — 信任。信任给了领导人一张可做困难决定的许可证，比如
说个人隔离或社会隔离(包括学校关门)的决定。伊朗政府一直以来都不受欢迎，就被怀疑
掩盖死亡数跟确诊数。这也是为何尽管清真寺是散播的途径，有些神职人员仍拒绝关闭的
原因之一。
没有什么事情比怀疑政治人物掩盖事实更能引发谣言与恐惧的了。当他们为了避免民众恐
慌，而错误地轻描淡写威胁时，最终将会造成大乱，并且会有人因此丧命。但各国领导人
还不太知道怎么应对这种流行病，以及该如何谈论；特别是川普总统。他已经从毫无根据
的乐观，转向对付病毒。他在这星期宣布了对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旅游禁令，但这对减缓已
在美国传播开来的疾病没有多大作用。当人民目睹亲戚朋友的逝去时，川普会发现这种流
行病不能被简化成外国人、民主党人和CNN所制造的阴谋。
政治人物应该怎么做?各国都必须在追踪病毒和侵犯隐私之间取得平衡，但韩国和中国的
例子，展现出大数据和大规模测试的力量，可帮助确认感染数和箝制病毒扩散。各国政府
还需要默认大流行的到来，因为越早行动(比如说禁止群众集会)，越能有效地减缓病毒传
播。
应对最好的例子是新加坡，他们比原本预估的感染数少许多。这要归功于在狭小领土上的
效率官僚、世界级的健保制度，以及从2003年SARS得到的教训，新加坡很早就开始反应。
由于新加坡的资讯有一致性、本于科学证据并且值得信赖，因此能在大众有共识下做出艰
难的取舍。
在西方世界，武汉肺炎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掌权政治人物的挑战。他们其中有许多人看不起
全球化和专家、在分裂和冲突中茁壮。某种程度上，这次的流行病反而可能顺了这些人的
意。各国可能会在美国之后关闭边界；就由于世界经济现在苦于各种短缺，产业界可能会
从全球化中退缩 — 尽管他们也许可以通过多元化的供应链获得更多保障。
然而，这种大流行也使医生、科学家和政策专家再次成为政府核心。大流行是典型的全球
事务。各国需要在治疗的章程、方法以及疫苗上共同努力。满怀担忧的选民，很可能对政
党角力没有兴趣。选民需要政府来应对实际面临的问题 — 而这才应该是本来政治就该有
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