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视角：新冠肺炎大流行　可能加深民族主义对峙
德维斯
● 土耳其前经济部长
● 美国布鲁金斯智库研究员
史特劳斯
● 美国布鲁金斯智库资深研究员
纵观历史，危机与人类进步往往相伴而生。
尽管日益猖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可能加深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加速全球化的趋缓，但这次疫情爆发也可能刺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一轮的国际合作浪潮。
新型冠状病毒病不仅可能成为一场巨大的健康危机，且可能成为一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危机，最明显的是，它引发了一个问题，即世界应如何组织起来应对流行病的威胁。
这次流行病爆发同样影响人们如何看待全球化，以及这种认知对国际合作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50年来，世界各国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联系让商品、服务、资金、思想、资料和人员的大规模跨境流动变得普遍，尽管全球化本身并不新鲜，但当前全球化的规模和范围之大，让世界前所未有地相互依存，因而也变得脆弱。
如今的全球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看起来还是像一个“中心辐射型网络（a hub-and-spoke network）”的运作，所有的节点（nodes）间隔非常短，基本功能集中在大型枢纽上。
例如，金融活动集中在美国、中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这种结构的目标是透过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优势来实现效率最大化，事实上，这种结构已说明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尽管它也导致了许多国家陷入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相关的社会问题）。
然而，互联互通也带来了巨大的（但往往是隐藏的）灾难风险，这是因为互联互通增加了统计学家所称的“厚尾效应（fat-tailedness）”，亦即：金融危机、核子浩劫、敌意的人工智能、全球暖化、破坏性生物技术和流行病等，诸多本身无法量化的极端事件发生可能性。
由于关键功能高度集中，整个网络紧密相连，对美国或中国等中心枢纽的冲击可能很快就造成系统性和瘫痪性的后果，对中心枢纽的依赖将产生系统性风险，因为枢纽构成单点故障，枢纽和节点间以及二者内部间的紧密互连放大了连锁故障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源于美国的2008年金融危机如此具有破坏性，以及始于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病爆发迅速会成为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这场正在演变的灾难可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政治趋势。
首先，这场危机可能促使各国采取行动以减少全球互联互通，包括旅游、贸易、金融、数字和资料流程动等多方面的联系，在许多领域，人们将本能地要求更多的孤立。
但透过全面孤立主义来寻求保护将是不理智的，并将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确实可以采取临时措施来?明围堵新型冠状病毒病的威胁，例如：关闭学校及企业、禁止公共集会、在危机持续期间限制公共交通等措施拉长社交距离。
这种严厉的措施将在短期内产生高昂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并带来不可否认的现实和道德挑战。
事后看来，这些措施可能是极度不必要的。
但正因为人们无法预测新型冠状病毒病的扩散，这场危机需要及早采取积极行动，正如数学家和风险专家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指出的，由于（经济）指数成长最初看似具欺骗性的线性成长，决策者当下的“反应过度”不仅是有理的甚至是必要的。
这是一种战术考虑，而非战略考虑：目标不是促进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而是形成更好的稳固性（robustness），当风险具潜在破坏性时，系统生存必须取代效率考虑。
例如，这就是为什么宏观审慎的缓冲措施，金融部门提出更高的资本要求是可取的。
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与气候变迁间的明显相似性正在变得更清晰明了。
这两个现象的特性都包括涌现性、路径依赖性、反馈回路、临界点和非线性，两者都包含了由极端不确定性所控制的灾难性厚尾风险，并需要避免依赖已知概率分布的传统成本效益分析，而应大力缓解风险，以减少风险破口。
而且，更重要的是，两者都强调需要更密切的前瞻性国际合作来应对全球威胁。
事实上，要求加强全球合作是当前危机中可能出现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政治趋势。
虽然这一开始听起来可能与对目前全球化的高度怀疑态势不符，但必要的改革实际上可以综合这两种趋势：传染病大流行的预防、控制是一项全球公益事业，需要加强全球协调，具备可适应、临时和具协调性的脱钩（decoupling）。
首先，引入全球“断路器（circuit-breakers）”有其必要，这种断路器可以在早期隔离系统风险，阻止系统风险蔓延，如果前述机制是明确、透明和预先设计的，并嵌入合法化不断更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那么它们将是最有效的。
例如，在全球商定的预警系统和行动门槛的支援下，各国政府可以制定并透过共同议定书，在可能发生大规模流行病的情况下实施暂时的旅行、贸易限制。
此外，国际社会可能希望在包括金融、价值链、食品供应和公共卫生在内的复杂系统中建立“功能冗余性（functional redundancy）”，以防止中央枢纽成为瓶颈，并确保单一故障不会导致系统崩溃。
尽管这将导致部分以牺牲效率、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为代价的再制造和去集中化，但目标并非自给自足，而是透过多样化降低风险。
人类必须组织动员起来，以减轻与气候变迁、流行病、生物恐怖和不加监管的人工智能相关的额外风险（tail risks），尽管这需要历史性的飞跃，但重大危机往往会为激进改革打开政治空间。
恰恰在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退却之际，或许新型冠状病毒病所带来的恐惧和损失，将鼓励人们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全球化模式。
https://www.upmedia.mg/forum_info.php?SerialNo=83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