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靠拢中国？从欧盟制裁马国油棕业，看马国对西方国家的不信任
武汉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多国政府陆续暂缓中客入境，而马来西亚政府不仅坚持不封关，也毫不犹豫地遵循WHO的建议，不作出超过世卫规范的举措；在民间，一共有10家公司捐出1800万个手套和由公益团体筹募的23万个“暖心口罩”送至中国，这般亲中之举不禁让人瞠目结舌。
然而，此前被视为在“一带一路”上与中国唱反调的马国希盟政府（Pakatan Harapan），再到成为中国的经济伙伴，当中其实发生了许多情境因素而产生这大转变。因此，当我们解读马国外交姿态移位前，以马国的角度去思考，得到的答案会更有说服力，所看到事情也较清晰，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将一国的外交倾向默认成对与错或黑与白的立场。
在2018年的那场实现马国首次政权轮替的大选以前，前朝纳吉（Najib Razak）政府就已慷
慨引进中资，借用中国的庞大资金刺激市场。到了政权轮替后，一向对中国保持警惕的马
哈迪医生也一反常态，将中国纳入“向东学习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范畴内，从东海岸铁路计划的妥协到2020观光年主打中客市场，从高捧一带一路的蓝图到率先充当5G技术的试点，一再体现了马中两国的铁一般的关系。另外，敦马也屡屡抨击西方世界，谴责美国干涉南海主权，公开炮轰川普应立即辞职以挽救美国等言论。或许，这一切并非是台湾坊间所认的“亲中”、“卖国”、“舔共”般，而是另有导因。
欧盟就棕油带来的环保问题与马国扛上
欧盟曾是马国棕油第二大市场，在2017年更购入有史以来最为庞大进口价（110亿令吉）。惟后来欧盟却以使用生物油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增，以及给予生产国奖励造成热带林地的缩减，是故在“维护绿色”驱使下，于2019年修改可再生能源指令，限制包括棕油在内的生物油进口欧洲，而这个发展却重创马国油棕种植业，该国的经济因此受到牵连，甚至间接拉低垦殖民对希盟政府的支持度。
当一个曾让不少贫户脱离贫穷线的产业，在伟大的保护地球使命下被施以无情打压，政府、企业、园主和国民都因来自西方的价值观遭遇空前创伤时，做出“远离西方，拥抱东方”的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政治学中的依赖理论指出，一个生产与消费的恶性循环，使资源丰富的原产国极度倚靠资金雄厚的先进国，这种贸易逆差的代价是前者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性无法挣脱先进国的宰制。如今，自由世界以几近惩罚式的举措，用其自认崇高的价值观强加在后进国之上，而不是以对话、监督与辅导的互动来说服马国遵循西方规范，再次验证了依赖理论的论述。或许，自由世界并非出于恶意，惟一昧按欧美中心逼迫他国就范，在后进国政府与国民眼中这可是彻头彻尾的歧视。
有鉴于此，马国政府在这两年不断为棕油奔波，不仅于国内力推“爱棕油运动”（马来文Sayangi Sawitku，英文Love My Palm Oil），无论是出访或来访，马国政府极尽所能推销棕油，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乌克兰等也纷纷江湖救急以抵消欧盟限购造成的滞销量。某种程度而言，马国的外交抉择并非是一般所标签的亲中，而是后进国急于摆脱自由世界的枷锁，借新兴强权的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制衡欧美。
可能有人会坚信，西方的普世价值是能缔造更好的开局。但很多时候，往往是自由世界的言行不一，致使后进国无法再认同民主、自由、平等的概念。就以马国为例，日资公司造成的红泥山辐射废料事件、澳洲莱纳斯稀土厂废料争议，以及近期被揭发的洋垃圾，全部都是进口自先进国，这些国家屡屡透过高额的资金利诱政客和商人从事“有毒产业”是不争的事实。据此，就连自由世界都没法严守普世价值，又何以说服他人跟从这些难以达成的目标呢？
因此，武汉疫情见马中两国的“真爱”也许只是一种长远投资，毕竟中国经济能够解决马国眼前的窘境：经济不景。而且，就欧盟限购棕油的创伤及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苦涩，中国的投资确实有助于重整马国的经济，当然中资泛滥也附带不少隐忧，例如土地被占或房价翻倍，问题是以往自由世界也何尝不是利用经济优势在控制后进的马国呢？
在诸如马国这些后殖民国家的考量中，发展与生计是先决问题，简言之就是“吃饭问题”，如果连吃饭问题都未能解决，欧美标榜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之普世价值也纯是空乏无物的泛泛之谈。要说亲中，其实也并不是想象中盲目，反之，纯粹是一国基于其需要所做出的最佳选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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