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专访郑永年（上）：没有贸易战压力　既得利益集团怎会让步？
文章来源: (须有正确连结)
https://bit.ly/2NXynr3
撰文：戴仑　最后更新日期：2020-01-23 09:54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持续了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做了一个阶段性总结。国际
舆论热衷于讨论双方谁输谁赢，但这份贸易协议作为世界大变局的一个注脚，显然还有这
更为深远的意义。尤其是，中美双边关系看似暂时有所缓和，但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必然
会更积极进入全球治理进程，重新定义国家实力边界，改变原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权力格
局，这也必然导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
在未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跨度中，中美之间的博弈乃至缠斗会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和
特点？世界格局又将经历怎样的变化？日前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公开论坛上，《
香港01》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
01：对于中美刚刚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外界免不了会有一些“输赢论”。多维新闻
的观点是，即便一定要把中方承诺的大额采购合同说成是所谓的“输”，但对于中美所处
的现实来看，“小输”也已经是“打赢”，何况多维认为这份协议根本上是双赢的。
郑永年：协议文本公布后，在中国有人说“我们让步太多了”，在美国也有人说“美国让
步太多了”，这些不同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
这份协议本身就是斗争出来的。在我看来，从短期（short term）来说，中国可能面临比
较大的调整成本，但从长远（long term）来说，可能对中国更有利。我认同双赢的说法
。
很多人会说，协议里提到“中国应当做什么”的次数比较多，“美国应当做什么”的次数
比较少，以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中国是不是让步太多了。我认为，协议里面有很多
条，就是美国不提，中国也应当做的，这与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还有些人会说，这是有了美国的压力，中国才这样做，我觉得有压力很正常，无论是来自
内部的压力还是外部的压力，面对压力做好该做的事就可以了，为什么外部的压力就是不
好的，内部的压力就是好的？这种判断也太民族主义了。
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当时的日本几乎没有内部压力，改革维新完全是因为外部压力所致
，结果搞出了一个现代日本。包括当年的“亚洲四小龙”都是这样的，都是通过外部的压
力来进步。没有外部压力，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哪会让步呢？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年通过各
种方式集中权力推进改革，但还是因为有很多的既得利益（存在），很多东西还是动不了
。
这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的情形类似，当时中国有很多人在说“狼来了”
，但是“狼”有没有来呢？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双位数的增长持续了多少年？中国经
济总量从加入WTO以后增加了多少？到现在反而是美国人说“狼来了”，而不是中国说“
狼来了”。当时对于加入WTO带来影响的判断，其实后来没有发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况且协议里涉及的内容，大多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比如现在讨论最多的知识产权的问
题，现在中国特别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比美国还需要。西方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
强调也是因为当年西方国家在往外走的时候（产生）的迫切性，中国现在也是通过“一带
一路”拼命往外走，我想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也同样需要在国
际上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从中国内部发展的角度讲，中国2019年人均GDP刚过1万美金，这没什么好骄傲的，我觉得
还早着呢，你想想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应当有多少，至少应该赶上今天“亚洲四小龙”
中的最后一位——中国台湾的水平吧，如果赶不上可有点丢脸。台湾目前人均GDP是2.6万
美金，从1万到2.6万还有很长的路，中国该怎么做？这两年讨论的已经很多了，就是说数
量型的经济扩张已经结束了，必须要发展质量型经济，质量型经济中最重要的就是技术创
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协议还有关于国企的条款，其实任何国家都一样，刚开始要保护民族工业，美国以前也是
这么做的，德国曾经在跟英国竞争的时候也这么做。但国企成长起来以后还是要让它去竞
争，不能永远养着它，靠垄断来维持它的生存发展，中国的国企也是这样的，已经养得那
么大了，还要继续保护下去吗？
包括涉及金融开放等等的条款，我看没有多少条不符合中国的改革方向，如果把第一阶段
协议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东西去比较一下的话，我想是高度吻合的，没什么地
方是中国妥协了，只是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农产品采购可能是一条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
，问题是中国的农产品本身就是供给不足，不买美国的也要去买拉美国家的，那么成本也
会增加。这些方面使我觉得中美两国还是要相向而行。
所以短期内中国可能需要付出些代价，在长期来说能增加中国的竞争力，对中国的可持续
发展有利。我不会用“输”这个字，说“输”是不科学的。只要符合自己的改革方向，任
何压力都应当被认为是好的，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国这个
经济体就是一个“世界经济体”，有压力是好事。
同样，中国现在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也能施加很大的压力，但你不能因此说其他国家只有遇
到中国的压力时才拼命反抗，不是这样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外面的压力跟内部
压力没有很大的区别。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古典意义上的“主权经济”了，
我们对世界经济形势要有新的理解，这样才能了解我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这次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不仅对美国好、对中国好，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好事
情。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中美贸易战开始时，东南亚有一些国家看似在产业转移
方面得到了好处，但这个好处只是临时的，如果中美公开对抗了，没有一个国家会获利。
01：在贸易战谈和打的过程中，中美都领教了彼此的实力与意志。对中国来说，必须认识
到美国既不缺乏打压中国的手段与实力，也不缺乏遏制中国的意志。对美国这个可能要缠
斗几十、甚至上百年的超强对手，中国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郑永年：我也认为对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一条
腿是斗争，既有斗争又有合作，斗争不可避免。美国有很多认为中美之间的冷战从去年已
经开始了，我看确实有很多方面呈现这样的趋势，比如技术上的冷战，中美现在在科学技
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包括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等等，我想这些是不可避
免的。
所以很多西方学者在说修昔底德陷阱，尽管中国可以不相信，但毕竟你要解释1500年的历
史中16次大的权力转移，有12次发生战争，4次没有发生战争的情况中也出现过前苏联自
动解体这样的情况，中国显然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
美国对中国的情绪化的态度我觉得很容易理解，不仅中国喜欢说“相向而行”，美国也是
这样的，当美国感觉到中国跟美国是相向而行的时候就非常开心，非常愿意帮助中国，但
是当美国感觉到中国跟美国不是相向而行，甚至是逆向而行的话，它会感觉很气愤。我曾
经在波士顿请教过白鲁恂（Lucian Pye）：美国为什么对中国这么情绪化？他说美国就是
一个“使命性”的国家，就是要改变其他国家，尤其是当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个世俗国家，
就更加认为应该改变中国。
但问题是，美国改变不了中国。
01：的确，中美矛盾是结构性的，是一个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矛盾。就算中美在经贸方
面的冲突暂时平息，在其它更广泛领域的冲突也会此起彼伏。对中美来说，都应该展现国
家理性，管理好这个过程。
郑永年：你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值得中国思考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
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比今天中美之间低。以前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曾有“中美国”的
说法，中国曾经也说中美关系是“夫妻”，意思都是中美之间相互依存度足够高，不可能
“分家”。可为什么当时在欧洲国家之间发生了热战（一战）？我认为就是欧洲国家当时
联系太紧密了，以至于出现问题解决不了，很痛苦，于是大家说要不然干一仗算了。列宁
的分析很正确：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解决不了的话，就要往外输出。这话是很对的，所以
战争发生了。
同样，即使中国和美国之间联系很密切，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总觉得冲突不可能发生。
反观美国与前苏联，尽管它们在二战期间都是反法西斯（阵营）的，但双方之间几乎没有
任何的关联，没有什么贸易来往和人员交往，反而冷战是最好的选择，你不要理我，我也
不要理你，避免了热战。
从这个角度看，我倒觉得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了一点，相对脱钩一点，是好事情，
不是坏事情。世界上的前两大经济体，贸易依存度太紧密了，任何一边一动，大家都感觉
到很疼，现在脱钩的过程也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怎么样平稳的脱钩是关键。通过贸易谈判
，中美之间平稳地慢慢减少一些贸易依存度也是有好处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大家都
保持理性，对整个世界都好。
01：中美脱钩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很多学者也与你观点类似，即中美一定程
度上的脱钩未必是一件坏事。你认为这种思考趋势是对未来的一种主动判断，还是因为现
实已经来到这一步，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些合理化的解释？
郑永年：我认为主要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与美国的互相依赖程度搞的太高了，这
不是常态。常态应该是中美慢慢减少贸易依赖度，慢慢脱钩，又不会完全脱钩，就像以前
美日之间、美欧之间一样。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美国和中国在其中获利最多，但也出现了很多的
问题，分配不公平、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很明显。美国现在是光有技术，没有工人、没有企
业、没有税收，是很难持续的；对中国来说，没有原创性的东西，光是跟人家讲加工、廉
价劳动力、廉价土地，也是很难持续的。两边都需要回归常态。
01：你用一战和冷战来举例子，一战前欧洲国家互相之间依存度很高，反而导致很多问题
没法解决，所以干脆打一仗；美国、前苏联之间没什么联系，却能用冷战避免了热战。但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当年美苏双方都是体量巨大，地缘上又相对来说离的比较远，靠热战
解决分析，成本和代价太大，所以美苏之间出现冷战而没有热战，双方相互依存度低未必
是真正的原因。
郑永年：应该说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有，美苏都是核大国，如果爆发核大战都要面临毁灭，
所以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我想说的是，因为美苏之间在冷战前没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依
存度很小，如果中美之间也像之前美苏之间一样的话，就没有今天很痛苦的脱钩过程了，
对不对？
01：所以你的着眼点是脱钩过程中的痛苦程度所可能引发的风险。
郑永年：当然，是个痛苦程度的问题。就好像离婚，越有钱的人家离婚起来越难，互相依
存度越高，离婚的过程会很痛苦，产生各种纠纷的可能性更大；反而越是穷人，离婚起来
要相对简单，反正大家都是“铺盖一卷”就走掉了，没什么事情。
不过，中美两个经济体不会完全脱钩，只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
家；第二，中国继续保持开放。
我想中国没有封闭起来的理由，闭关锁国的路线已经没有可能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
总结的经验教训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几代中国领导人至少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中国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在欧美及世界各地留学，中国保持开放这一条应该是能满足的
。
而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来看变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极小。而资本一定是朝着
能赚钱的地方走，而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从中产阶级的规模来看，中国的中产比
例可能比美国小一点，但中国的中产阶级有4亿人，绝对数字已经超过美国了，美国的总
人口也就是不到4亿。让华尔街放弃如此诱人的市场，是不可能的。从美国历史上看，一
般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美国在近几年来的这一阶段临时结成了统
一战线，军工系统、安全系统对待中国的态度确实像冷战，但华尔街加入统一战线实际上
就是为了使得中国更开放，要赚更多的钱。贸易战开打了近两年，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没有
减少多少，大型美国企业像特斯拉都在投资，像珠江三角洲那样的产业链不是像越南这样
的国家说形成就能形成的。包括让西方盼了几十年的印度，到几天也没能成为他们期望中
的巨大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这两个经济体绝对不会（完全）脱钩，有些方面贸易依存度可能还
会上升。
01：美国等西方国家目前对于中美脱钩的论述，更多采用“半脱钩”的说法，认为脱钩的
部分是技术脱钩，主要发生在高科技领域。
郑永年：高科技的脱钩我认为和技术脱钩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技术的传播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以前也有很多的技术，四大发明之类的，技术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流动是一定的，只
是说取决于技术的先进程度。
比如说西方的技术从A升级到B了，A就不那么需要了，那A肯定会流出去；从B升级到C了，
B也会流出去，我想这个过程不会终止。只是相对程度上可能最好的技术它不想给你，不
是说最先进的技术孕育好了就放到市场上去，以前也是一样，美国从来没有把最好的东西
（技术）给过中国。同时，中国也不是没有原创性的东西，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自身也
一定会有很好的技术，中国一些好的技术也会流出去，同样也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最好的
技术中国不会放出去。
我觉得高科技本身一直是脱钩的。美国有没有给过中国最好的技术？没有，这个大背景不
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最好的科技永远是脱钩的，从来没有挂钩过。
当然，在技术方面，我还是认为中国感受到来自外面的压力是很有好处的。1989年天安门
事件以后，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中国的军工企业反而长志气了，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
，所以美国人很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军工技术有多少、有哪些。
其实美国一些学者也在思考，是不是技术脱钩了以后，美国就更强大或者更安全了呢？有
些头脑清醒的美国学者就指出，中美如果真的技术脱钩，中国自己发明一套自己独立的系
统，美国也是自己的系统，这样在互相不了解对方手里掌握什么的时候更不安全，反而是
在技术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大家比较安全一点。
───────────────────────────────────────
专访郑永年（下）：中国要自己创造机遇期　交朋友不能靠政府
https://bit.ly/37qNy3X
撰文：戴仑　最后更新日期：2020-01-24 09:00
01：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里，基本上除了汇率之外，双方的核心分歧都没有涉及。第二
阶段的协议，中美会怎么谈？
郑永年：我认为核心的问题可能慢慢会涉及到，但是分阶段的谈判的优点就在于一步一步
来。假如说这次中美签署的是一份综合性的、全面的协议，理论上是可以的，写在文本上
可以，但如何落实？
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我想双方还是会分解成几个动作，一步做
一个动作，这样反而可行，双方都互相适应。非要搞的很理想，一步到位，落实不了也没
用，不如实事求是的，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我想未来一年两年，如果中国这能把这些东西做下来就很了不起，不能说100%，能做到
80%我觉得就非常理想了。
01：第二阶段的谈判中，中美之间分歧比较大的几个问题，你觉得先从哪个问题下手的可
能性最大？
郑永年：当然要看美国，因为贸易战不仅仅是贸易的问题，还有技术之争，制度之争，意
识形态之争。美国可能会提出一些涉及国企，甚至涉及制度性方面的问题，但问题是中国
会放弃吗？就像过去这一年多，刚开始美国方面提的要求也很高，然后大家互相的讨价还
价，最后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点。
我想下一阶段也会是这样，美国可能一开始会涉及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中国会放弃国企吗
？我们会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吗？肯定不会。只要慢慢能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程度，那就可
以。贸易为什么叫谈判？为什么又叫斗争？就是这个道理。
01：那么在未来的中美博弈中，哪一方会占据更大的主动权？
郑永年：因为贸易战是美国发动的，中国没有主动发起贸易战，我想中国也不会主动发起
冷战，更不会主动发起热战，中国都是被动的，但是被动并不意味着手里的主动权就少。
这次是美国主动发动贸易战，但是双方现在签了第一阶段的协议，可以看出中国也是有能
力掌控这个进程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中美双方互动的结果，很难说谁主动谁被动，
这个东西不是必然的。双方都是主角，最终的结果也是双方互动得来的东西。
01：中美博弈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更为宏大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命题。当然，“大
变局”绝不仅包括中国或美国，整个国际体系的范式都在发生转移，其中既有中美之争、
欧洲撕裂、新兴经济体崛起等表现形式，又有财富权力的转移、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等内在逻辑，更包括民主自由价值观遭遇挑战、信息时代对社会空间
的全面改造等深层线索。
郑永年：对，这当然是个重大命题，尽管中国一直在坚持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但实际上
这个格局已经不存在了。
未来的国际格局肯定要重构，这个重构过程中国肯定是主角，所以不要害怕这种变化，关
键是怎么理性的掌握变化。大国之间的合作很重要，理论上大国应该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
产品。中美都是大国，如果中美能合作起来提供一个国际公共品，这个世界的新秩序就能
建立起来。在当今这个世界，无论是美国一家，还是中国一家，哪一家都没有能力单独提
供那么庞大的国际公共产品。
01：但目前存在的悖论是，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越来越弱了，中国目前提供的公共产
品，比如说“一带一路”，西方的接受度又相对比较低。
郑永年：这的确是个大问题，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会面临国际公共产品不足的情况，也
是这个世界会继续碰到的麻烦，所以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世界秩序会有问题。
中国现在有能力、也愿意提供公共产品，但中国肯定是根据自己的定义，根据自己对世界
形势的理解来提供公共产品。美国也要求中国提供公共产品，但美国希望（中国）根据美
国的要求来提供公共品，中国当然不干，所以这两个国家有磨合的过程。
同时我觉得中国现在提供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亚投行之类的，美国（最终接受起来）
也没问题。美国能在二战后主导国际秩序，和欧洲国家之间打的不可开交有直接关系，欧
洲自己没有能力（构建国际秩序），要求美国当世界领袖。中国现在没有人邀请，但是中
国的市场那么大，慢慢会形成（令人信服的领导力）。仔细观察其实你会发现，美国真正
被世界所接受是1980年代的事；美国从数据上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到各国心目中公认的世界
最大经济体，是从一战到二战花了很多年才慢慢让人家接受的。
中国也一样，（被接受）一定有个磨合的过程。所以中国也不用怕，中国应该大度一点，
别人可能会怀疑你，你只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就可以了。
另外我觉得需要思考的一点是“国际机遇期”。邓小平时代的国际机遇和今天的国际机遇
是不一样的概念，邓小平所说的国际机遇是被动的，国际上有这个机会，中国赶紧把它抓
住。如果今天还用这个思路去考虑“国际机遇”，我觉得是大错特错了。
今天的中国已经可以为自己创造“国际机遇期”了，而不是等待别人给“机遇”。中国只
要理性，有能力避免冷战，有能力避免热战，同时要好好思考避免代理人战争，比如说最
近半年的香港，以及台湾问题和南海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中国要考虑如何构建
一个新版本的“韬光养晦”，而不是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这方面的空间很大，只要中
国能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要做到理性，我觉得国内有一些东西极左、极右的声音还是要少一些，就像习近平总书记
说“高级黑”要少一点，“低级红”也也要少一点。我觉得现在高级黑和低级红都太多了
，这些东西害了自己的国家，虽然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中国需要理性的民族
主义。
有点情绪没什么，中美两国是那么大的大国，没有哪一方可以打败对方，只要不败给自己
就行。两个国家如果是理性的，天下就太平；一个国家理性、一个国家有情绪，可能会吵
吵闹闹；两个国家都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
01：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外部环境风险，与内部的改革和治理，哪一个挑战更大？
郑永年：内部挑战更大。我想大部分国家都是主要面临内部的问题。中国只要内部做到可
持续发展，然后对外保持开放，就会“天下太平”，即使其他国家乱了，中国还是稳定的
。
美国的问题也是这样，美国从1890年代开始，内部发展好了，才慢慢成为世界领袖。如果
内部不发展的话，（继续当世界领袖就是）打肿胖子充脸，不可持续。
郑永年：所以我觉得对任何国家来说，发展还是硬道理，如果没有发展就很麻烦。尤其是
中国，现在人均GDP刚到1万美金，就像我之前说的，哪怕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今天台湾地
区2.6万美金的水平，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如果中国能在2035年达到人均GDP2.6万
美金，那经济体量就已经大的不得了，你想想到时候中国的市场有多大？中国的国际地位
有多高？
01：其实就目前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市场，同时正如你之前所说，中国正在走向
世界舞台的中心，但中国似乎并没有取得与“靠近中心”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具体表现是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少朋友。中国曾经可以被亚非拉的穷朋友“抬进联合国”，但如今国
际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没有真正可靠的、有影响力的朋友，既没
有完全发挥出市场的影响力，利用投融资的粘合度发展出可靠伙伴，也没有像西方国家之
间那样凭借意识形态作为纽带的朋友。这对于想要在未来发挥自己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来说
，也形成了某种挑战。
郑永年：其实你在说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本身已经出现了答案。
我觉得中国要以市场交朋友，而不是以政府的角度。我个人认为中国犯的错误是在走出去
的过程中没有有效地使用市场，而是政府使劲太大，政府在前面带着市场走，倒过来了。
我一直认为，中美贸易战有一半是中国人自己打出来的。像“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而提出，但是被很多人说着说着，就
成了“我们要赶超美国、赶超谁谁谁”。就好比我们锻炼身体是为了自己活的健康，但如
果你说我锻炼身体是为了别人早死，这个逻辑就不对了。还有一些人整天骂美国，觉得美
国病了，但这并不代表你自己很健康，有可能你自己病得更重。我们很多的逻辑没有整理
清楚，以至于“中国制造2025”，“中国模式”，“一带一路”这些东西都成了过度宣传
，相当于把“睡”得好好的美国人给“叫醒”了，完全没有必要。
其实在“一带一路”出现之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很多贸易、文化交流都有正常在做，但
现在你再去那些沿线国家看看，比如东南亚，已经是什么东西都叫成“一带一路”，唱歌
是“一带一路”，书法是“一带一路”，旅游是“一带一路”，数学会议都是“一带一路
”，还有更多与“一带一路”不沾边的项目与活动都标榜为“一带一路”。
这种现象在中国国内可以理解，带上“一带一路”的帽子可能拿钱要好拿一点，但会让其
他国家的人产生误解，开始怀疑“一带一路”是不是中国整个国家的项目。如果美国的“
全政府-全社会”是一种令人担忧的东西，那现在“一带一路”（给国际社会的印象）就
是全政府、全社会。
我觉得“在商言商”，中国需要赶紧对“一带一路”重新定义。
还有“一带一路”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由国企带头，当然这也是必然的，但机会应
当是开放的，不少放在沿线国家（比如马来西亚）的项目就是封闭型的，既不向中国的民
营企业开放，也不向当地企业开放。
所以我一直在说，中国政府要退后，市场先行，慢慢来不要太着急，尤其是宣传口径要低
调一点，避免过度的宣传。我问过德国和法国的智库，我说刚开始的“一带一路”你们还
是比较接受的，后来为什么一下子转变了？他们说我们就是看中国的媒体看的。如果能按
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做一些辅助性的东西，“一
带一路”的效果会更好。如果太着急了，用举国体制做到了，就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争议。
用市场交朋友意味着把利益放在前面，每个国家都需要利益的。事实上“一带一路”的那
些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只有中国可以做，华尔街资本对这个毫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
金融、互联网。缅甸也好、斯里兰卡也好、马来西亚也好，它们把一些项目叫停了以后还
是没有投资，还是要依赖中国，所以中国要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做。
中国要做这些事情没问题，但做的方式是欠考虑的。我觉得，市场为主、政府为辅，这样
可以找到更多的朋友。政府是交不了朋友的，尽管你想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