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人权观察：世界各国必须抵制北京对国际人权体系的攻击
新闻来源: (须有正确连结)
https://bit.ly/38ddUXf
2020年1月15日04:00 方冰、久岛
周二“人权观察”在位于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记者俱乐部举行《2020世界人权报告》
发布会。该组织执行长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在发言中说，今年世界人权报告的
焦点是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对全球人权保障体系造成的致命威胁。
“因为中国政府依靠对国内的镇压来保持其政权，认为人权是对其生存的一种威胁。而它
的这种反应正日益对全球保障人权体系的存在构成威胁。现在，中共在国内担心如果他们
允许政治自由，将会危害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其结果是构建了一个奥威尔式高科技监视系
统和一个复杂的互联网审查系统，以监视和压制任何对它的公开批评。在国外，中国政府
越来越多地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平息批评声音，对全球人权体系实施我们
从未见过的最强烈攻击。”
呼吁各国不要对北京采取双重标准
他呼吁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不要对中国采取所谓“中国例外”的双重标准，“如果他们寻求
缅甸官员对他们迫害罗兴亚穆斯林承担责任，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寻求中国官员对维吾尔穆
斯林的责任？如果他们关注沙特或俄罗斯为花钱买合法性所做的努力，那为什么不关注中
国类似的努力？如果他们鼓励就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委内瑞拉侵犯人权问题展开
辩论，那为什么避开中国？他们正确地向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关于在美墨边境把儿童与父母
进行令人震惊分离的挑战，那么为什么不挑战中国政府在新疆将孩子与父母分离？”
罗斯指出，各国政府必须明确反击中国以“分而治之”来确保对其压制保持沉默的策略。
“当政府独自应对中国时，他们往往选择沉默。但如果他们团结在一起，力量平衡就会发
生变化。例如，如果整个伊斯兰合作组织都抗议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穆斯林的镇压，北京将
必须对57个国家进行报复。中国经济无法一次性应对整个世界。”
他呼吁各国政府“对企业施压，以确保其供应链不受新疆穆斯林强迫劳动的影响，”以及
“在中国人权没有取得真正进展的时候就应停止为其铺红地毯。”
他警告：“除非我们回到一个人民是傀儡、任由主子异想天开地操弄或丢弃的时代，否则
就必须抵制中国政府对国际人权体系的攻击。数十年的进步和人权，以及我们的未来危在
旦夕。”
更严厉镇压成习近平统治的标志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审查制度已经超越国界；用其财政激励加恐吓措施的组合，来操纵全
世界各地关于中国的言论。
报告说，在新疆有1,3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正遭受严厉镇压。政府“坚决打击
暴力极端主义运动”导致大规模任意拘留、监视和对该地区文化和宗教遗产的破坏。报告
引述可靠估计，指出大约有100万突厥穆斯林被无限期关押在“政治教育”集中营内。在
那里他们被迫否认自己的身份，成为忠诚的政府臣民。其他人则被起诉并入狱，其中一些
人被以“分裂”或“颠覆”罪判处长期徒刑甚至死刑。
报告中特别提到“联合行动平台”，是政府针对新疆人民的监视系统的核心计算机程序，
可以记录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活动和用电情况，并在发现异常情况时向有关
部门发出警报。甚至包括该地区的游客（包括非中国公民）都必须下载一个秘密监视他们
的电话应用程序。
香港抗议成反中共统治抵抗运动
报告的香港章节说，从2019年6月开始，这个700万人口的城市中至少有200万人走上街头
，要求更大自由。由香港政府试图通过可以引渡嫌犯到中国去的修订条例导致的大规模抗
议活动，最终演变成全香港反中共统治的抵抗运动。
在藏族地区，报告说当局继续严厉限制宗教自由、言论、迁徙和集会。从2019年5月至
2019年7月，当局从位于四川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邬金禅林驱逐了成千上万佛教僧侣
和尼姑，拆除他们的房屋，强迫他们接受再教育。西藏自治区领导人推行“中国化”政策
，要求高级宗教人士必须同意国家对下任达赖喇嘛的选择。在四川纳川藏区，2018年11月
和12月，又有两名僧人自焚以抗议中国政府，使得自2009年3月以来的藏人自焚人数达到
155人。
人权捍卫者遭大规模迫害
报告在人权捍卫者章节列举了15个个案，包括出狱两个月死于不明病因的福建维权人士纪
斯尊，被以颠覆罪重判的维权律师王全璋、异议人士黄琦、活跃人士刘飞跃，以及其他10
多位被拘留、被骚扰的活跃人士或他们的家属。
在言论自由部分，报告强调了中国当局一方面大规模拘留或约谈推特用户，迫使他们删除
敏感推文或关闭他们的账户，另一方面却在推特和脸书等被中国封锁的社交网站上发布虚
假信息，攻击香港抗议者，最终促使推特和脸书暂停了数百个来自中国的账户。
报告说，中国当局控制着对宗教团体人员的任命，对出版物、财务和神学院申请的控制权
。政府将许多不受其控制的宗教团体归类为“邪教”，对其成员进行骚扰、酷刑、任意拘
留和监禁。
2018年12月，中国警方拘留了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主任牧师王怡和数十名成员。2019年12月
30日王怡被以“煽动颠覆罪”重判9年徒刑。2019年9月，河南一家政府支持的教会被
要求以习近平语录代替圣经的《十诫》。在打击伊斯兰传统的运动中，甘肃、宁夏和其他
回族穆斯林地区，当局拆除了清真寺的圆顶，并禁止公众使用阿拉伯文字。
报告指出，全世界许多政府和国际机构公开谴责中国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美国国会和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审议包括香港、西藏和新疆等问题的立法，但很少有政府愿意采
取更严厉的应对措施，例如制裁或出口管制，以敦促北京改变其政策。
附注：原文
2020 世界人权报告: 中国对全球人权的威胁
https://www.hrw.org/zh-hans/world-report/2020/country-chapters/337615
总体概况
“我住在哪里，拿哪个国家的护照都不重要。[中国当局]可以在任何地方恐吓我，而我完
全无法反抗。”
──拥有欧洲公民权的维吾尔穆斯林，华盛顿特区，2019年9月
中国政府将人权视为根本威胁。而它的反击则成为对国际人权体系的根本威胁。
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因为害怕政治自由撼动它的政权，建构出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国家，
以及精密的互联网内容审查系统，监测并压制所有公开的批评言论。在海外，中国利用它
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打击批评者，对人权保障体系发动自该体系于20世纪中期形成以来前
所未见的强烈攻势。
北京长期致力构筑“防火长城”，防止中国人民接触任何来自海外的批评政府言论。政府
现在更打紧打击批评者本人，不论他们是代表外国政府或受雇于外国企业或大学，抑或是
通过实体或虚拟途径参与公开抗议。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政府，把一百万少数民族关起来强制灌输思想，任何人胆敢指责它这种
高压统治就要被它攻击。尽管也有别的国家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但没有一个政府如
此坚决有力地伸展政治肌肉，破坏可能向它追责的国际人权标准和机构。
如果任其横行，北京的行动可能带我们走向一个反乌托邦，到那时，人人都难逃中国审查
，羼弱的国际人权体系不再能制衡政府的压迫。
确实，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当今对人权的唯一威胁，由人权观察《2020世界人权
报告》即可看出。在许多武装冲突中，例如叙利亚和也门，交战各方常公然漠视为保护平
民免于战火蹂躏而订立的国际准则，例如禁用化学武器和禁止轰击医院。
其他地方，独裁的民粹主义者靠着妖魔化少数群体攫取政权，继而为保住权力而破坏各种
制衡力量，例如独立记者、法官和维权人士。有些领导人，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印度总
理莫迪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等等，对遭中国破坏的同一套国际人权法加框设限，以敢于主
张所有政府都应受同样标准拘束的“全球主义者”为假想敌煽动群众。
有几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过去至少在某些时候足以作为捍卫人权的后盾，现在大多背弃理念
。另一些国家因为面临国内的挑战，只能偶而出手护卫。
不过即使在如此令人不安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反人权举措的范围与影响仍十分突出。其结
果是人权理念的“完美风暴”──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一伙臭味相投的统治者，原本可
能站在人权一边的国家陷入领导真空，还有一批令人失望的民主国家嘴里崇尚人权却乐于
贩卖绞杀人权体系的工具。
北京的思路
北京攻击人权的动机源自其统治地位依赖镇压而非人民同意的脆弱本质。尽管中国经济持
续数十年傲人增长，但主要是由十几亿人民终获解脱而自力脱贫所带动，中国共产党害怕
自己的人民。
对外自诩有能力代表全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骨子里非常担心公共舆论和政治组织脱离束
缚的后果，因此很怕让自己面对公众检视。
其结果是，北京必须面对一个难题，要管理一个巨大复杂的经济体，却没有基于政治自由
而来的公共参与和辩论。由于没有真正选举，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经济增长，于是中国领
导人非常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民众向政府问责。但不论是鼓吹“中国梦”的民族主义
运动，或大肆宣扬见仁见智的反贪腐工作，都难以改变前述基本现实。
习近平主席的治理，造成中国数十年来最普遍、最残暴的压迫。近年来小幅度开放人民就
公共事务表达意见的空间，全都被坚决封堵。公民团体全被查禁。独立新闻媒体片甲不留
。网络交流大受限制，代之以统一指挥的逢迎谄媚。少数民族和宗教遭到严酷迫害。法治
的微小进步前功尽弃，退回中共传统的”以法管治”。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有限自由
也岌岌可危。
习近平已成为中国自毛泽东以后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建立无耻的个人崇拜，取消国家主
席任期限制，宣传“习近平思想”，并提出建设一个强大但专制国家的宏大远景。为了确
保它能继续将自身权力置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欲求之上，中共展开对政治自由的坚决打击
，让民众除了服从党的领导之外别无他想。
不受约束的监控国家
甚于任何其他政府，北京已将科技作为其镇压的核心。一个噩梦般的系统已在新疆建成，
中国西北这个地区存在着大约1,300万穆斯林──维吾尔、哈萨克斯坦和其他突厥裔少数民族
──以及世人从未见过的最具侵犯性的大众监视系统。中国共产党一向极力监视人民中的
任何异议迹像，但不断增强的经济手段和技术能力的结合，已演变成一个前所未见的大规
模监控政权。
它表面上的目的是防止几年前发生的少数几件据说由分裂主义分子犯下的暴力攻击再次发
生，但它的运作强度远超过任何可预见的安全威胁。当局动员一百万党政干部做不速之“
客”，定期“访问”并且留宿在部分穆斯林家庭进行监视。他们的工作是查探并举报“问
题”，例如是否有人在家里祈祷或表现出虔信伊斯兰的行为，和海外亲属联系，或者那怕
一点点不忠于共产党的迹像。
这种人盯人监控还只是冰山一角，是一场数字大戏的类比式前奏。把国际公认的隐私权抛
在一边，中国政府在全区每个角落安装配备人脸识别技术的摄像头，利用手机应用程序输
入人工观察和电子化检查站取得的数据，并对所获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
如此汇集的数据被当局用来决定哪些人应被拘捕接受“再教育”。这项数十年来最大规模
的任意拘押行动，导致至少一百万突厥裔穆斯林被剥夺自由，强迫接受无限期的监禁与思
想灌输。大量监禁又造成无数“孤儿”──双亲被拘押的儿童──他们现在被送到学校或
公营孤儿院，同样接受思想灌输。新疆一般学校的儿童可能也面临类似的政治思想训练。
这些措施显然是要剥除穆斯林原有的信仰、民族认同或独立的政治观点。在押人员想要重
获自由，必须令监管人员相信他们已经成为说汉语、扬弃伊斯兰教的习近平与中共信徒。
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反映一种极权主义冲动，总想要改造人民的思想，直到他们接受党的
无上领导地位。
中国政府正在全国各地建立类似的监控和改造系统。其中最出名的是“社会信用体系”，
政府说要利用它来惩罚不良行为，例如不守交通规则、拖欠法庭费用，同时奖励优良行为
。人们的“信用”──由政府评估──决定他们能否取得所欲的社会财，例如在宜居城市
生活、送孩子就读私立学校或搭乘飞机、高铁旅行的权利。目前政治性指标尚未纳进系统
，但随时可以加入。
可怕的是，这种监控性国家机器还可以对外输出。很少国家有能力调动像中国在新疆部署
的庞大人力，但相关技术已是现成可得，吸引那些不重视隐私保护的国家，例如吉尔吉斯
斯坦、菲律宾和津巴布韦。出售这种侵犯人权系统的不是只有中国企业──也包括德国、
以色列和英国企业──但中国的平价产品对于想要模仿其监控模式的国家而言更具吸引力
。
中国作为富裕专制的榜样
许多独裁者都对中国投以羡慕眼光，因为它结合了成功的经济发展、高速的现代化和表面
上极为稳固的政权，非常诱人。不但没有受到全球排挤，中国政府反而迷倒世界，其非民
选领导人所到之处都被奉为上宾，且经常主办各项国际盛会，例如2022冬季奥运。目的是
把中国描绘为开放、好客又强大的国家，即使它正朝向残酷的独裁统治沉沦。
以往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带来具有权利意识的中产阶级。基于这个迷思，我们不
需要去谴责北京的高压统治，只要跟它作生意就好。
时至今日，几乎已不再有人相信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但许多国家又找到新的方式为现状
辩护。它们继续以追求中国的经济机遇为首要目标，而且不再假称它是促进中国尊重人民
权利的一种策略。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经证明经济增长可以强化专制独裁，使它得到巩固政权的工具──
不惜代价维护权力，从雇用更多的安全人员到维护审查制度和建立全方位的监控性国家机
器。支撑独裁统治的资源如此庞大，足以抹杀全中国人民过问政府施政的能力。
上述各种发展听在全世界独裁者的耳中有如天籁。他们的统治，我们若想到中国便可能相
信，不需要自由的辩论和竞争性选举这些碍手碍脚的东西，也可以带来繁荣。甭管历史上
不受问责的政府多半导致经济凋蔽。
虽然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常被独裁统治的支持者拿来说嘴，但更多的独裁者──津巴
布韦的穆加贝、委内瑞拉的马度罗、埃及的塞西、苏丹的巴席尔或赤道几内亚的姆巴索戈
──把国家带向了衰败。不受问责的政府总是重视自己的私欲超过人民的利益。他们偏袒
自己的权力、家族和附庸。常见的结果是怠忽职守、经济停滞、长期贫困甚至恶性通货膨
胀、公共卫生危机、乃至经济崩溃。
即使在中国，不受问责的政府体制也不容许那些被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甩在后头的人发声
。官员吹嘘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以言论审查屏蔽有关不断扩大的所得差距、歧视性的公
共福利、选择性的反贪起诉以及五个孩子就有一个是父母在外地打工的农村留守儿童等信
息。他们极力掩饰国内巨型基建项目伴随着强迫拆迁、流离失所和人员伤亡，以及食物和
药物不安全且缺乏管制造成受害者终身病痛。他们甚至故意低估身心障碍者的人数。
况且，只要稍微回顾中国当代史，就不难发现政府不受问责所导致的巨大人命损失。今天
高倡中国奇迹的这个政党，就是不久前发动灾难性的文革、大跃进夺走几千万人性命的中
国共产党。
中国对全球规范的进攻
为避免在国内压迫人权招致全球反弹，中国政府正试图破坏维护人权的国际制度。中国当
局过去一向抵制来自外国的人权关注，指责其侵犯中国主权，但在做法上相对温和。现在
，中国开始胁迫其他国家在国际论坛上对它表示赞赏，并且跟着它一起向国际人权体系发
动进攻。
北京似乎正在按部就班地将依赖其援助或贸易的国家组成它的啦啦队。只要跟它作对就可
能受到报复，例如瑞典就曾被中国威胁，因为有瑞典民间团体颁奖表扬出版批评中国政府
书籍而遭中国逮捕并强迫失踪的（瑞典籍）香港书商。
北京的取径与国际人权的宗旨背道而驰。当别人看到有人受迫害必须维权，中国统治者看
到的却是实现人权的先例可能回过头来束缚他们。中国政府利用自己的声量、影响力、有
时甚至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采取行动保护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使联合国
转身背弃遭俄叙联军无区别空袭的叙利亚平民、遭缅甸军方烧杀掳掠的罗兴亚穆斯林，遭
沙特为首联军轰炸及封锁的也门平民，以及因为马杜罗纵容贪腐而饱受经济萧条之苦的委
内瑞拉人民。在以上所有事件中，北京总是宁愿坐视受害者自生自灭也不愿立下维护人权
的先例，以免自己的高压统治未来同样遭遇挑战。
北京的方法通常有一定程度的细腻。中国政府接受多项国际人权条约，随后设法加以重新
诠释或阻碍其执行。它逐渐擅于在表面上配合联合国审查其人权记录，实际上极力阻挠坦
诚的讨论。它不让国内异议人士出国，也拒绝重要国际专家入境；他发动盟邦（其中许多
国家本身也以高压统治出名）为它唱赞歌，而且经常睁眼说瞎话。
即使是经济权利，北京也不希望让它的进展受到独立评估，因为独立评估重视的不是它的
首选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而是要测度中国的最弱势群体，包括饱受压
迫的少数民族和农村留守人员的生活情形。北京当然也不希望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进行
独立评估，因为尊重这些权利将建立起它视同洪水猛兽的问责制──对公民维权人士、独
立新闻工作者、政党和独立法官负责，以及自由公平的选举。
推动者
这场对人权的全球性攻击虽由中国主导，但不乏有志一同的共犯。他们当中包含一群专制
、独裁政权和君主国家，高度热中于破坏可能向他们追责的人权体系。他们还包括一些表
面上致力人权但更垂涎中国财富的政府、企业甚至学术机构。
更糟的是，过去经常坚定捍卫人权的几个国家失去了行动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喜欢拥抱友
善的独裁者，胜于护卫他们不屑一顾的人权标准。欧洲联盟在英国脱欧冲击、民族主义成
员国作梗和移民问题导致分裂之下，很难再对人权问题发出强有力的一致呼声。就算阿尔
及利亚、苏丹、黎巴嫩、伊拉克、玻利维亚、俄罗斯和香港人民都为了争取人权、民主、
法治走上街头，汇成激动人心的全球抗争浪潮，民主国家多半也只做出冷淡且选择性的支
持。这种言行不一，让中国更容易主张对其人权记录的质疑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原则。
面对中国的高压统治，很少人打破沉默。在7月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首次有多达
25个国家共同对新疆的超常镇压表示关切。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害怕激怒中国政府，没有
一个国家愿意按照惯例在理事会议上朗读声明。相反地，这群揪团自保的国家仅仅用书面
提交了联合声明。虽然这种情况在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有所改变，由英国政府代表同一群
盟邦宣读另一类似声明，但起初的犹豫足以表明，即使最坚决的国家也非常不愿意正面挑
战中国。正是这种胆怯，造成中国广泛侵犯人权却能在国际圈子里不受追责。
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巴不得拥抱北京。为回应前述两次集体责难，中国政府组织了它自己的
联合声明，大言不惭地称赞中国在新疆推动“打击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举措”，使当地居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多达54国政府连署，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
人权侵犯者如俄罗斯、叙利亚、朝鲜、缅甸、白罗斯、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这群高压
统治的政府可能没有多少信誉，但光凭其数目就足以说明少数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抗中国
将是一场多么艰苦的战斗。
人们原本期待伊斯兰合作组织（伊合组织）──由57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组成的团体──
能为受迫害的新疆穆斯林仗义执言，就像他们抗议缅甸军方对罗兴亚穆斯林实施种族清洗
一样。那知道，伊合组织反而发表了谄媚文章，盛赞中国“照顾国内穆斯林公民”。巴基
斯坦──尽管作为伊合组织协调员应有责任大声抗议对穆斯林的虐待──也大力支持这种
做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当中，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支持由联合国对
新疆进行独立评估，卡塔尔则退出了中国的反声明。总体而言，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约
有一半拒绝接受中国粉饰在新疆所作所为的企图──这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比起如此大规
模的人权侵犯实在远远不够。
伊合组织成员国和其他不愿挑战北京的国家还应邀访问新疆，参加中国政府为反制外界批
评它拘押穆斯林而组织的宣传行程。如同一座用假信息构筑的长城，中国当局竟指鹿为马
，将大规模剥夺自由说成“职业培训”活动，然后安排外交官和记者访问团去采访一些“
培训学员”。这些与穆斯林囚犯自由交谈的难得机会，马上戳破了官方说法。刻意安排的
表演常常太过荒唐可笑反而露饀，例如强迫一群囚犯唱英语童谣《若你感到快乐就拍拍手
》。
这些徒具形式的访问团不是为了令人信服，只是为这些不批评北京的政府制造借口，做为
它们冷漠无情的遮羞布和挡箭牌。
到中国访问的世界领袖们，包括那些自诩拥护人权的，表现也不是太好。例如，法国总统
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于2019年11月访华，却没有公开提出人权问题。访华领袖们
总是说他们会在私下场合与中国官员讨论人权，做为公开保持沉默的借口。但是几乎没有
证据表明这种幕后途径真能起到任何作用。
光靠静默外交，无法令一个寻求被国际社会接纳为值得尊敬成员的国家感到羞愧。反之，
官员们面带微笑的照片加上对人权的公然沉默，只会让世界──以及，最重要的是，真正
能推动变革的中国人民──感到这些访华贵宾对北京的高压政策漠不关心。
中国力量的要素
中国当局能够有计划地反击外界对它的人权责难，一部分是靠着集结它的经济影响力。没
有任何中国企业有能力忽视中共的指令，因此当中共下令对某个批评北京的国家实施惩罚
────例如停止采购该国产品──中国企业只能选择遵照办理。于是，任何想跟中国做
生意的外国政府或企业如果公开反对北京镇压，它将面临的不是一家一家的中国公司决定
如何应对，而是中央的统一指挥，使它冒着丢掉整个中国市场──占世界经济百分之16─
─的风险。举个例子，休斯顿火箭队总管因为在推特上表示支持香港民主抗争而激怒中国
政府之后，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在中国的所有11家官方商业伙伴──包括旅游网站
、牛奶生产商和连锁速食店──马上中断与它合作。
特朗普政府是少数敢于对抗中国的政府之一，最有效的证明就是它在2019年10月将新疆公
安厅和八家中国科技公司列为侵犯人权共犯而予以制裁。但美国官员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
强硬发言常被大打折扣，因为特朗普不时赞扬习近平和其他较友善的独裁者，包括俄罗斯
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埃及的塞西和沙特阿拉伯的本・萨勒曼，更别提特朗普政府
本身违反人权的国内政策，例如在美墨边境强迫儿童与父母分离的残忍和非法行为。
这种不一致使北京更容易轻视来自华盛顿的人权批评。此外，特朗普政府为维护以色列而
错误地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中国政府在这个捍卫人权的核心机构施展更大影响力铺
平了道路。
中国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工具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它是一项数万亿美元的基础建
设和投资计划，旨在帮助中国取得70个国家的市场和自然资源。由于其他投资方经常缺席
，“一带一路”为中国争得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尽管中国以各种欺骗手段将成本转嫁
到它声称要援助的国家。
中国的操作方法通常会导致“受益国”的威权体制得到强化。以“无条件”贷款闻名的“
一带一路”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权和环境标准。可能因工程项目受损害的民众几乎
没有任何机会表达意见。部分项目通过枱面下交易达成协议，成为贪腐温床。有时，它们
让统治菁英从中得利又巩固权力，却让人民背负沉重的债务。
有些“一带一路”项目已经恶名昭彰：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口因为无法偿还债务而被中
国取得99年的使用权；肯尼亚政府为偿还修建蒙巴萨－内罗毕铁路的贷款，打算强迫货运
业者加以利用，放弃其他价格更为低廉的选项。有些国家，包括孟加拉、马来西亚、缅甸
、巴基斯坦和塞拉利昂，已经开始退出“一带一路”项目，因为它们缺乏经济效益。但大
多数陷入困境的债务国仍渴望继续博得北京的恩宠。
因此，“一带一路”的贷款实际上并非“无条件”，而是企图将一套必须支持中国反人权
议程的政治条件强加于人。它意味着在中国对内镇压面前保持沉默甚至鼓掌叫好，以及为
北京破坏国际人权机构提供协助。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就是一个例子。他的政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受益者，他
在访问北京时对新疆的穆斯林同胞一言不发，该国外交官则对“中国照顾国内穆斯林公民
的努力”表达无以复加的赞赏。同样的，喀麦隆获得中国免除数百万美元债务之后，随即
发言谄媚北京：谈到新疆，它赞扬北京“充分维护少数民族行使合法权利”，包括“正常
的宗教活动和信仰。”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官方发展银行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但缺乏必要
的人权保障措施。中国出资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现也好不了多少。它的政策要求在
资助项目中注重透明度和问责制，并应纳入社会和环境标准，但没有要求银行查明并解决
人权风险。该银行的74个成员国中，有许多号称尊重人权的政府：欧盟多数成员国，包括
法国、德国、荷兰、瑞典和英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颠覆联合国
我们原本以为这个机构可以在政府侵犯人权的时候保护我们。但它没什么不同。──中国
人权捍卫者谈联合国，日内瓦，2016年6月
中国政府对于外界在国内人权问题上施压非常敏感，因此向来毫不犹豫在国际论坛上极力
保护自己的形像。联合国以促进普世人权为核心宗旨之一，自然成为中国的首要目标。它
的压力已经达到最高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不愿公开要求北京停止对突厥裔穆斯
林的大规模拘留，反而对北京的经济实力和“一带一路”倡议赞誉有加。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通常会反对几乎所有批评特定国家的人权议案，除非把内容
淡化到相关政府可以接受的程度。近年来，中国曾经反对谴责缅甸、叙利亚、伊朗、菲律
宾、布隆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也门、厄立特里亚和白罗斯侵犯人权的决议。中国还
试图扭曲国际人权框架，主张经济发展先于尊重人权，倡导“合作共赢”（后来改为“互
利合作”），将人权表述为自愿合作而非法律义务的问题。
当中国的人权记录于2018年到2019年在人权理事会接受例行审议时，中国官员威胁持批判
立场的各国代表团，同时鼓励友好国家多提肯定意见。北京还在专为公民社会团体保留的
发言名单中塞进许多官方背景的团体，为它的人权记录擦脂抹粉。同时，中国外交官向审
查机构提供显然不实的信息，威胁各国代表团如果出席关于新疆虐待问题的小组会议就要
承担严重后果，并且企图阻止关注新疆的民间组织在理事会发言。此外，中国当局还在联
合国议事厅外举办大型图片展，描绘维吾尔人多么幸福而且感激政府。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国政府极力避免它在新疆的作为成为讨论议题。中国常与俄罗斯并
肩合作，日益积极利用它的否决权防范安理会对人权问题采取行动。例如，尽管联合国实
况调查团已经建议对缅甸军方高层涉嫌种族灭绝罪进行侦查起诉，北京仍明确表示绝不容
忍对缅甸施压。安理会只是要讨论委内瑞拉人道危机，就遭到中、俄共同反对──虽然并
未成功。9月，当3百万平民面对俄罗斯和叙利亚军机无区别轰炸，中国却加入俄罗斯以否
决权阻止安理会提出停火要求。
全球审查
我们自己检查自己。……[参加学生沙龙的]每个人都害怕。光是这种恐惧，我认为制造这
种恐惧，真的有用。
──—大学生，温哥华，2018年6月
除了长期性的措施，例如审查对外国媒体网站的访问，限制海外来源向国内公民社会团体
提供资金以及拒绝向学者和其他人签发签证之外，北京还充分利用企业的营利动机，将审
查制度扩大到国外评论者 。近年来令人不安的是，外国企业接二连三屈服于北京的指责
，或为员工批评中国的言行认错。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威胁要解雇支持或参与2019年香港民主抗争的员工。大众汽车首席执行
官迪斯（Herbert Diess）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他“不知道”新疆有成千上万穆斯林被拘
押的报道，尽管大众汽车早在2012年就在新疆建厂。万豪酒店开除一名社交媒体账号管理
员，因为他在推特上对一则称赞该公司将西藏视为国家的推文点赞，该公司并保证“不再
发生这种错误。” 会计巨头普华永道否认香港报纸刊出的支持民主抗争声明代表该公司
立场，据说该声明是由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员工集资买下版面。好莱坞电影为避免中国敏感
内容而自我审查的例子日益常见，例如1986年《壮志凌云》（台译《捍卫战士》）的最新
续集中，台湾国旗从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的飞行员夹克上消失。
这份名单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它说明能在中国引发众声怒责的事物可以多么微不足道。
即使“防火长城”已让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海外不见意见，即使中共已投入大量资源审查
国内社交媒体、并在上面大做宣传，中国的有力行动者仍然一见外国批评就火冒三丈。考
虑到这种敏感性，即使北京没有下令，渴望跟中国做生意的公司往往也会约束自己和员工
的舌头。
其次，它说明中国的审查制度正在成为全球性威胁。在中国运营的公司不得不遵守审查制
度，这已经很糟。如果连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员工和客户也被强加审查制度，岂不更可怕。
我们不能再假装中国压制独立言论只是它的家务事。
言论自由的问题也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出现。为了维持通常缴纳全额学费的中国留学生
来源，大学很容易找借口避免造成他们不悦。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都有亲
北京学生企图阻挠有关香港、新疆或西藏人权问题的校园活动。或者有些中国学生很想参
加有关国内禁忌话题的校园辩论，但因为担心被人向中国当局举报而却步。各大学碰到这
种情况很少公开维护言论自由的权利。
这种趋势只会更恶化，因为北京刻意吸收海外中国公民做它的传声筒，互相监视举报对习
近平统治的任何异议。例如，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曾接见一群马里兰大学学生，赞扬他们
谴责一名在毕业典礼致词批评中国政府的中国留学生。
中国当局还经常威胁海外异议人士的国内亲属，逼迫他们停止批评保持沉默。温哥华一名
科技业顾问说：“如果我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我父母的退休福利、他们的健康保险都
会被取消掉。”多伦多一名中文报纸记者的父母在中国因为她的工作而受到骚扰，她说：
“我在这里感觉不到言论自由。我无法自由报道。”
随着中国技术向海外扩展，审查制度也成为一种威胁。微信（一种结合手机短信应用程序
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海内外华人圈广泛流行）会审查政治信息，并可基于政治理由封
锁帐户，即使用户位于中国境外也一样。
迎接挑战
巨大的威胁需要等量的回应──在北京迎头攻击下维护世界人权，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虽
然中国政府势力强大又敌视人权，但它作为全球人权威胁的崛起并非不可阻挡。迎接这一
挑战需要彻底摆脱傲慢自满和因循苟且，需要所有仍然相信一个以人权为重的世界秩序的
人们作出前所未有的回应。
各国政府、企业、大学、国际机构和其他人都必须与那些为维护自己权利而奋斗的中国人
民站在一起。作为首要原则，任何人都不应将中国政府等同于中国人民，否则就是将政府
滥权归咎于被剥夺了选择权的全体人民。相反地，各国政府应支持中国国内的异见人士并
公开表明，因为没有真正的选举，北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正如各国政府已不再提倡只靠贸易就能促进中国人权这种一厢情愿的假想，同样应当扬弃
的是静默外交有用这种自我安慰的错误观点。当这些政要声称访华时曾经讨论中国人权纪
录，应该追问的是中国人民──推动变革的主要动力──有没有听见他们的讨论。人民因
为这次访问感到鼓舞还是幻灭？他们听见了同情与关切的话语，还是只看到签订更多商业
合同的照片？如果能定期、公开指责北京进行镇压，各国政府将能拉高侵犯人权的成本，
同时让受害者获得力量。
驳斥这种中国模式，即政治高压下的经济增长，只需要指出不负责任统治的风险，例如中
国被抛在后面的数千万人口，或者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或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对国家的重创。
另一异曲同工的方法是，提醒大家注意世界各地独裁者如何声称服务人民实为图利自己。
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应该为中国的“无条件”贷款和发展援助提供令人信服的、尊重
人权的替代方案。它们应该利用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组织的成员身份，推动在开发
过程中追求最高人权标准，而非促成全球竞相向下看齐。
致力促进人权的各国政府应该敏于察觉“中国例外论”隐涵的双重标准，避免不知不觉受
到影响，使北京可以推卸侵犯人权的责任，比它贫穷弱小的国家却要面对质疑。如果这些
国家要求缅甸官员为其虐待穆斯林的行为负责，为何中国官员不必？如果它们关切沙特阿
拉伯或俄罗斯用金钱收买合法性的作为，为何不关切中国的同样作为呢？如果它们鼓励有
关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委内瑞拉侵犯人权的辩论，为何忽略中国呢？它们正确地
批评特朗普政府在美墨边界将儿童与父母无情拆散，为何不同样质疑中国政府在新疆将儿
童与父母拆散呢？
各国政府应郑重抵制中国以分而治之的战略确保其压迫获得默许。任何一个国家若单独面
对寻求中国经济机会或高声反对中国压迫的抉择，多半会选择装聋作哑。但是，如果各国
政府联合起来抵制中国对人权的蔑视，力量对比就会不同。例如，如果伊斯兰合作组织对
中国政府镇压新疆突厥裔穆斯林发出抗议，北京就要一次报复57个国家。中国经济不可能
抗衡整个世界。
同样道理，各公司和各大学应该制定实施与中国打交道的行为准则。强有力的共同标准将
使北京更加难以孤立那些挺身维护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机构。建立标准还可以让原则问题成
为机构公共形像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者也就更容易向这些机构提出要求，不可为争取中
国商机而屈服于它的审查制度，而且绝对不能靠中国的侵权行为获益或助纣为虐。各国政
府应严格监管有助提升中国大规模监控和镇压能力的技术，并应加强隐私保护以防监控系
统扩散。
各大学尤其应该提供空间，让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可以研究和批评中国政府，不必担心受到
监视或举报。大学绝不能容忍北京压制任何学生或学者的学术自由。
除了发表声明外，致力人权的各国政府应当加倍进行跨区域的宣导工作，以期在联合国人
权理事会上提议成立实况调查团，让全世界了解新疆的现况。各国也应推动联合国安理会
讨论新疆问题，让中国官员了解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
更根本的问题是，联合国会员国和高级官员应捍卫联合国作为人权的独立声音。例如，在
联合国成立实况调查团之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人权理事会专家的报告至关重要
。如果中国成功让联合国在人权议题上失去作用，将是所有人的灾难。
致力人权的各国政府也不应继续将中国视为可敬的伙伴。对中国官员的红地毯待遇应以人
权的实际进展为前提。进行国事访问，应公开表达让联合国调查员自由进入新疆的要求。
必须让中国官员感觉到，只要他们继续压迫自己的人民，就永远不会得到他们渴望的尊重
。
更明确地说，凡是直接参与大规模拘押维吾尔族的中国官员，都应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他
们的外国银行帐户应该被冻结。他们应该担心自己的罪行可能受到法办。此外，在新疆兴
建或协助营运拘留所的中国公司，以及任何利用囚犯劳动或提供监视设备和大数据处理的
公司，都应予以揭发并施压促其停止。
最后，全世界应该认识到习近平关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调言论，其实是一种威
胁──北京所定义并容忍的世界人权愿景。各界应当认识到，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否定并重
塑国际人权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是相信每个人的尊严都值得受到尊重──无论是否危及
官方利益，国家都不能对人民为所欲为。
除非我们想回到一个人民任由主子玩弄摆布的时代，否则就必须抵制中国政府对国际人权
体系的攻击。该是表明立场的时候了。数十年的人权进步正危在旦夕。
国别观察
亚洲：朝鲜（北韩）
朝鲜仍是全世界最为高压统治的国家。金氏王朝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持续兼任政府和执政
的朝鲜劳动党首脑，利用死刑威胁、任意判刑惩罚以及监禁并强迫劳动维持恐惧之下的服
从。金正恩还持续收紧出国旅行与海外通讯的限制。
政府毫不容忍异议。独立媒体、公民社会和工会组织全遭查禁，言论、集会、结社、宗教
自由及其他基本人权都被有计划剥夺。政府有系统地榨取公民的无偿强迫劳动，投入基础
建设和公用设施项目。政府也疏于保护或促进各种弱势群体的权利，例如妇女、儿童和身
心障碍人士。
2019年，金正恩持续推进始于2018年的对外交往工作，先后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韩
国总统文在寅、美国总统特朗普、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影响国际人权体系
朝鲜已批准多份重要国际人权条约，但素以漠视要求闻名。它偶而也会参与某些国际人权
机制，但几乎没有在国内造成实际进展的证据。
2014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调委会）发布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报告指出，该国
政府触犯危害人类罪，包括灭绝、谋杀、奴役、酷刑、监禁、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以
及强迫流产。调委会建议联合国安理会将这一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朝鲜政府持续否认
其调查结果，拒绝配合驻首尔的人权高专办事处或联合国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金塔纳
。
2018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以不表决方式通过谴责朝鲜人权的决议。2019年3月22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表决通过决议，强调加强究责机制，确保犯下危害人类罪的官员最终
受到起诉。基于调委会建议和人权理事会决议授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持续收集朝
鲜政府侵犯人权和危害人类罪的证据。
2019年5月9日，朝鲜政府接受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UPR），即每四年半对每一个联
合国会员国的人权记录进行同侪互评的程序。在87个国家提出的262条建议中，朝鲜接受
了132条，主要是关于加入国际公约、条约机构、加强立法，以及儿童、妇女、身心障碍
者、食物、健康、教育、司法正义、迁徙、 宗教、言论、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
难民和庇护寻求者
2019年，金正恩政府持续设法阻止人民擅自离开朝鲜，藉著在边境干扰中国手机服务逮捕
与国外人士通讯或企图出境人员，并公开处罚被捕的叛逃者。
据协助朝鲜人逃往安全第三国的网络报道，中国政府已加强管制，包括增加道路随机拦检
，使用电子身分证等新科技，以及其他严控措施。他们还报道，朝鲜持续防止人民离境，
并施压中国政府查缉和遣返朝鲜人。在金正恩上台前的2011年，共有2,706名朝鲜人逃抵
韩国；2018年只有1,137人，2019年1月至9月只有771人。
人民保安部将叛逃行为视同“背叛祖国”罪。被中国强迫遣返的朝鲜人所面临的虐待，被
调委会谴责为危害人类罪行。有关当局会评估被遣返人员在中国的作为，决定将他们送往
短期拘留所（劳动锻炼队）、长期普通监狱（教化所）或朝鲜令人胆寒的政治犯集中营（
管理所）。
由于被遣返人员几乎必然受到上述处罚，逃抵中国的朝鲜人应属国际法上的就地难民（
refugees sur place）而得到保护。但中国政府身为1951年《难民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
书的缔约国，却持续不履行保护难民的义务。中国政府持续将朝鲜人遣返本国，而且拒绝
联合国难民署官员进入中朝边境接触滞留当地的朝鲜人。11月7日，韩国政府遣返两名朝
鲜渔民，使他们可能被朝鲜控告谋杀罪。
强迫劳动
朝鲜政府有系统地从大部分人民征用强迫、无偿的劳动──包括国有企业或派驻海外职工
和妇女、儿童及囚犯──藉以控制人民并维持经济。绝大多数朝鲜人都必须在人生某个阶
段从事无薪劳动，通常称为“忠诚表现”。
一般朝鲜劳工不能自由选择职业。不分城市和农村的男性和未婚女性都由政府分配工作。
理论上，他们有权获得工资，但常见的情形是企业不发薪资，迫使他们必须另找工作糊口
，还要为了不去政府分配的场所上班而行贿。若擅自旷职则是犯罪，可被判处劳动锻炼队
3到6个月。
政府还逼迫许多朝鲜人加入半军事化的“突击队”，隶属执政党管理运营，主要负责修建
桥梁和基建项目。政治监狱（管理所）、普通监狱（教化所）和短期拘留所的囚犯也可能
面对极其艰苦、危险的强迫劳动，有时在寒冬没有足够衣物。
朝鲜是仅有七个尚未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联合国成员国之一，该国政府在UPR期间
也拒不接受加入ILO的建议。
濒临危险群体
朝鲜实行“成分”制度，这种社会政治分类系统创始于建国初期，将人民分为“核心”、
“动摇”或“敌对”阶级，阶级较低的人在就业、住房和就学等各方面都受到歧视。普遍
贪腐使某些人可以操纵成分系统的限制，藉贿赂政府官员规避成分制规则，加快或破例发
给许可，允许参与特定市场活动，或避免可能的处罚。
朝鲜女性除了遭受普及全民的虐待，还广泛面临基于性别的虐待。拘留所的保安人员常对
妇女加以强奸和其他性暴力。人口贩子和仲介，常与政府官员勾结，将女性送往中国遭受
性剥削和性奴役，包括强迫婚姻。女性在工作场所面临高度歧视、性骚扰和性侵，无法脱
离政府认可的刻板性别角色。国家当局不但参与对女性的虐待，而且完全不给受虐妇女和
少女提供保护或伸张正义。
主要国际行动者
中国是对朝鲜最具影响力的国际行动者。中国供应朝鲜的大部分能源，是朝鲜最大贸易伙
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月和6月两度会晤金正恩。
韩国现任文在寅政府对于朝鲜人权问题并未制定明确政策。2016年9月生效的《朝鲜人权
法》明文规定，韩国政府应落实联合国调委会报告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帮助逃出国外的朝
鲜人，以及研究、发布朝鲜人权状况报告。然而，韩国迄今仍未依照该法要求成立朝鲜人
权基金会，资助相关调查和维护人权的行动。
文在寅和金正恩、特朗普于2019年6月30日出席突然举行的三方峰会，会中没有谈及人权
议题。11月14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韩国政府从提案谴责朝鲜侵犯人权决议案的40
多国名单中退出，这些国家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共同提出此案。
日本持续要求送回1970到1980年代被朝鲜绑架的12位日本公民。某些日本公民社会团体认
为实际被绑人数远高于此。
美国政府持续对朝鲜实施人权制裁，包括对政府实体以及金正恩和多名高官的针对性制裁
。2018年12月10日，财政部在制裁名单中新增三名朝鲜高级官员，国务院则发布有关朝鲜
严重侵犯人权和言论审查的报告。特朗普总统在2019年两度会晤金正恩，分别在2月和6月
，但据报两人讨论议题仅限于核武扩散。
从2014到2017年，美国政府每到12月都会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将朝鲜重大人权侵犯作为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列入正式议程。但在2018年12月，安理会没有进行这项讨论，因为
缺乏理事会成员国支持，而且特朗普政府正专注于美朝核武谈判。2019年，安理会预定在
12月10日讨论朝鲜人权情势。
亚洲：缅甸
缅甸政府在2019年继续漠视国际呼吁，拒绝对掸邦、克钦邦、克伦邦和若开邦少数民族人
权被侵犯问题进行彻底调查。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已发现充分证据，要求调查军方高级将领
对罗兴亚穆斯林所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政府不愿正视危机的根本原因，包括
有计划的迫害与暴力、剥夺国籍和军方持续有罪免责。
2019年8月，实况调查团呼吁缅甸安全部队停止利用性暴力，包括对妇女、儿童和跨性人
士的强奸和轮奸，对少数民族进行恐吓和惩罚。军方一向以性暴力作为摧毁社区的手段，
使妇女和少女不敢返回家园。
事实领导人昂山素季和她的文人政府一再拒绝有效配合联合国人权调查员，追究侵犯人权
的责任。联合国独立调查员，包括特别报告员李亮喜和实况调查团成员，都无法取得缅甸
入境签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事处工作人员进入缅甸也受到限制。
罗兴亚人受威胁
缅甸军方在若开邦发起族群清洗行动两年多之后，逾90万罗兴亚难民仍受困于孟加拉考克
斯巴扎（Cox’s Bazar）过分拥挤的难民营，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扎营难民聚集地。
实况调查团于2019年9月发布总结报告指出，政府为根除罗兴亚人身分认同而持续打击留
在若开邦的60万罗兴亚人，使他们面临“种族灭绝的威胁”。该报告发现，政府迫害罗兴
亚人所依据的法律、政策和措施──也是导致军方和其他政府当局进行杀戮、强奸轮奸、
酷刑和强迫迁徙的原因──至今一成不变。
2019年7月，缅甸高级官员代表团抵达考克斯巴扎，推动难民返国。代表团施压难民领取
数字化的国家身分验证卡（NVC），但不保证给予公民地位。政府无意修改歧视性的1982
年《公民法》，该法实际上剥夺罗兴亚人的公民权利。欲返乡的难民必须登录NVC卡，承
认自己是居住缅甸的外国人，而这将令到他们的权利易受歧视和限制。
8月22日，孟加拉和缅甸第二度尝试将难民遣返缅甸。不同于2018年11月首次尝试遣返难
民，这次孟加拉同意咨询联合国难民机构，请求联合国难民署对孟加拉提出的22,000人名
单中据称符合遣返资格的3,450名缅甸难民进行意向评估。然而和上次一样，孟加拉官员
、联合国人员和媒体记者等候自愿返回缅甸的难民现身，结果没人出现。
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声明，缅甸目前的情况不利于难民以有尊严且安全的方式自愿返国。为
了收容从孟加拉返国的难民，缅甸正在兴建类似拘留营的设施，四周以铁丝网和安全岗哨
围绕。卫星照片显示，赫拉波冈中转站（Hla Poe Khaung Transit Centre）就座落在被
夷平的罗兴亚村庄原址。
大约12.8万名罗兴亚和卡曼族穆斯林被关在若开邦中部的封闭式境内流徙者（IDP）营地
，他们只有极其有限的迁徙自由，也很难获取医疗、教育和其他人道服务。此外，由于缅
甸军方和若开叛军仍处于敌对状态，难民返回若开邦的安全仍有顾虑。
族群冲突和强迫迁徙
缅甸军方和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之间的战斗在2019年趋于激烈。政府照例禁止人权监察员和
媒体记者进入冲突区域，也不允许联合国和国际人道机构向当地输送粮食、医药等重要援
助物资。
从2018年11月起，若开军和政府安全部队在若开邦和钦邦的战事升高。政府下令自6月21
日起在若开邦8个镇和钦邦的百力瓦镇（Paletwa）切断互联网服务，导致有关攻击平民和
任意拘捕、酷刑和军方拘留死亡等报导难以查证。对钦邦和若开4镇的断网令已于9月1日
解除，剩下邦那均（Ponnangyn）、妙乌（Mrauk-U）、皎道（Kyauktaw）和敏比亚（
Minbya）四个镇仍被断网。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估计，至少33,000名若开族人受战火波及流离失
所，包括若开邦北部9千名境内流徙者中的3,300名儿童。此一数据仍有争议；联合国特别
报告员估计流离失所者多达65,000人。若开邦平民目前面临的主要难题包括粮食、住房和
基本人道服务不足，以及欠缺维持生计的能力。
平民持续受到缅甸北部战事波及。掸邦北部再次爆发冲突，据联合国统计，开战首周即造
成平民17人死亡、27人受伤，包括多名妇孺。战事起于8月15日，缅北联合阵线叛军，除
克钦独立军以外，向当地军事和平民目标发动协同攻击。缅甸军方迅速展开反击。战斗至
少波及掸邦北部五个镇的平民，许多平民死于炮弹和双方驳火。
此次战斗导致大约8千人流离失所，在学校、寺庙和教堂等地避难。截至9月底，仍有近2
千人无家可归。
在克钦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报道，约有6,385名境内流徙者已返回原居地
。然而，仍有超过9.7万人无法回家，部分已离家多年，分别收容在全邦各地136座境内流
徙者营地或其他临时住所。这些境内流徙者当中，差不多百分之40住在克钦武装团体占领
区的营地。人道主义援助无法到达政府军占领区以外的这些区域。除了战斗之外，大量地
雷和未爆弹也是妨碍境内流徙者返乡的因素。
贩运妇女和少女仍是克钦邦和掸邦北部的严重问题，详见人权观察发布的报告《‘给我们
生孩子就放你走’：缅甸与中国之间的克钦族‘新娘’贩运问题》。境内流徙者因战火逃
离家园，经济十分宭迫，无法再靠耕作维持正常生计，也很难找到其他就业机会。
女性通常是家庭经济支柱，长女更因当地习俗而负有帮助家计的责任。年轻女性和少女被
引诱离开境内流徙者营地或村庄，穿过管理松驰的边界进入中国，以为可以找到待遇优厚
的工作，实际上却被卖给中国家庭而被强迫结婚。缅甸和中国政府都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
治人口贩运、寻找被害人、将加害者绳之以法和协助生还者。
言论自由和压迫性法律
缅甸言论自由在2019年大幅倒退。超过250人因为各种限制人权的法律而被起诉。
5月，遭殖民地时期《政府机密法》判刑7年、已服刑8个月的路透社记者瓦龙（Wa Lone）
和觉索乌（Kyaw Soe Oo）获总统特赦出狱。这两人因报道缅军在若开邦印丁村屠杀罗兴
亚人而于2017年12月被警方逮捕。虽有一名警员证称两名被告是被警方设局诱捕，法庭仍
然加以定罪，足见本案带有政治动机。
2013年《电信法》第66(d)条的诽谤罪，常被用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吓阻对国会议员、
政府和军方的批评。当地团体Athan报道，所有起诉媒体或记者的案件中，约有百分之45
是依据66(d)条款。2019年因为各种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而被控犯罪者超过250人。当局也
常引用《非法结社法》和缅甸刑法第500条的诽谤罪，对付记者和批评人士。
截至本文撰稿时，2019年共有11案、50人被控违反刑法第505(a)条，禁止批评军方，和
505(b)条，散布“恐惧或惊慌于众…导致任何人可能被诱导犯下反对国家或破坏公共安宁
的犯罪。”
8月29日，著名电影制作人敏廷寇寇基（Min Htin Ko Ko Gyi）因在脸书发文批评军方而
被依刑法505(a)条判处监禁加苦役一年。尽管他罹患肝癌，出庭时显见健康不佳，敏廷寇
寇基履次申请保外就医均遭驳回。
4月到5月，7名民俗剧团成员因演出内容涉及讽刺军方而被捕。10月30日，其中5名成员被
依刑法505(a)条各判刑1年。11月18日，盖金敦（Kay Khine Tun）、扎亚伦（Zayar Lwin
）、班耶杜（Paing Ye Thu）、班漂敏（Paing Phyo Min）和藻林杜（Zaw Lin Htut）同
样依505(a)条被另一法庭加刑1年。苏亚达纳敏（Su Yadanar Myint）判刑1年，年钱索（
Nyein Chan Soe）无罪释放。7名被告另依66(d)条被控“诽谤”军方，最高可处2年徒刑
。
《公民隐私与安全保护法》第8(f)条也导致以诽谤罪起诉普通公民的案件增加。截至本文
撰稿时共有78件，其目的是限制批评政府的网上言论。该法也使当事人可能遭到第三方起
诉。
示威者常遭《和平集会游行法》起诉，该法规定发起人必须在活动开始48小时前得到当局
许可。两名克钦族维权人士，保鲁（Paulu）和森努潘（Seng Nu Pan），因为发起纪念克
钦邦17年停火结束8周年的街头表演，于9月被判处拘留15天。保鲁另因藐视法庭罪被判监
禁3个月，只因他在法庭上用坏掉的天秤像征司法制度崩坏。
全国各地农民也因压迫性的法律而受刁难。3月，《闲置、休耕和未开发土地管理法》生
效实施，规定任何人若占用被归类为“闲置、休耕或未开发”的土地，必须申请许可。若
未经许可持续使用相关土地，可判处两年以下徒刑。9月，伊洛瓦底区的8位农民就因为使
用当地政府出售给私人企业的土地上耕作，被判刑2年。
殖民地时期制定的刑法第377条，将同性成人之间的合意性行为视为犯罪。
主要国际行动者
11月11日，冈比亚向国际法院控诉缅甸对罗兴亚人的暴行涉及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
罪公约》。冈比亚的控诉首开先例，由一个与犯罪不具直接关系的国家，凭著防治灭绝种
族公约缔约国的身分，向国际法庭提出控告。
11月13日，在阿根廷，罗兴亚和拉丁美洲人权组织依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向当地法院起诉缅
甸高级将领与文职官员，包括昂山素季在内，在若开邦犯下的罪行。这种途径仅适用于特
别严重、因此所有国家都有利益加以审理的犯罪。
国际刑事法院（ICC）也在11月14日确定，将调查缅甸罗兴亚人自2016年10月起遭受的危
害人类罪行，包括驱逐出境、其他不人道行为和迫害。该法院已于2018年确认本身对驱逐
出境罪具有司法管辖权，因为犯罪完成地孟加拉是ICC成员国，同理亦适用其他相关犯罪
。
7月，美国对涉及迫害罗兴亚人的军方主要领导人实施旅行禁令，包括缅甸国防军总司令
敏昂莱将军、副总司令梭温将军和另两名高级军官。9月，美国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加
强制裁缅军领导人的法案。
联合国实况调查团于9月结束任务，将缅甸武装部队对罗兴亚、克钦、掸和克伦等少数民
族犯下严重罪行的证据移交给最近开始运作的缅甸问题独立调查机制（简称缅甸机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授权缅甸机制跟进实况调查团的工作，收集并保存严重罪行的证据，以
便协助并加速公正且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
8月5日，实况调查团发布关于缅甸经济公司和缅甸经济控股有限公司之中军方企业的调查
报告，发现至少14家外国公司与军方企业存在伙伴关系，至少44家有其他商业连带。该报
告指出，这些军方企业的利润被用来增强军力，为其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行动提
供财政支持。
缅甸政府于2018年7月成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ICOE）运作不透明，令人更加忧虑其调查
对罗兴亚人重大犯罪指控的公信力。但有许多国家，例如英国、日本，不顾ICOE在独立性
、公正性和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持续予以支持。
欧洲议会于9月19日通过决议，呼吁对缅甸实施全面武器禁运，并将缅甸情势提交国际刑
事法院。该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支持向缅甸追责，由国际法院审判其违反联合国防治灭绝
种族公约的行为。
尽管已有坚实证据指向缅甸安全部队应为其对罗兴亚人的暴行负责，联合国安理会却仍然
无法采取行动，因此无论是将缅甸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或制裁涉嫌向罗兴亚人施暴的军方与
政府官员都成为不可能。
5月，一份关于联合国介入缅甸问题的独立调查报告发布，认为是“系统性和结构性失灵
”造成联合国无法应对此一危机。
亚洲：澳大利亚（澳洲）
澳大利亚是充满活力的多文化民主国家，拥有稳健的宪法制度。然而在 2019 年，言论自
由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警察突袭记者和一名政府官员，一位举报人与其律师被起诉违反
保密法。过于宽泛的国家安全法可被任意滥用。
政府在推出离岸处理难民和庇护寻求者措施的 6 年后，维持着不允许任何乘船抵达者在
澳大利亚重新定居的立场。而在 2019 年，自从一项新法令推出之后，有超过 135 名难
民和庇护寻求者被转送澳大利亚接受紧急治疗。
难民和庇护寻求者
此文撰写时，约有 600 名难民和庇护寻求者留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另有 600 多人
根据一项澳美重新安置协议而移居美国。仍保持离岸的人群均为成年人，大部分自 2013
年起便维持这一状况。
自 2013 年以来，至少有 12 名难民与庇护寻求者在澳大利亚离岸处理系统中死亡，其
中 6 名为自杀。2019 年 5 月澳大利亚大选之后，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的自伤和自杀企
图急剧增加，媒体报告十数起自杀企图事件，地方政府疲于应对这一危机。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的医疗机构无法处理庇护寻求者和难民的复杂医疗需求，尤其是心
理健康需求。2月，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需要医学治疗的离岸难民和庇护寻
求者转送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有 135 人被转送接受治疗。在这项法案之前，律师常常
不得不对政府提起诉讼，才能让客户得到适当的医疗护理。12 月，政府撤销了这一法案
。转送至澳大利亚的人们现在处于法律未定的境地，没有永久签证，孤立无援。
澳大利亚多次拒绝了新西兰接收部分难民的提议，政府认为接受这一提议会鼓动更多船只
抵达，使新西兰成为澳大利亚的“后门路线”。
原住民族权利
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极不成比例，常因未缴罚款等小罪而入狱。原住民和托
雷斯海峡岛民占澳大利亚成年囚犯的百分之28，而这一人群仅占全国百分之3的人口。
2017 年，原住民女性 Tanya Day 因公共场合醉酒被警方拘留，随后在警局拘留室遭遇头
部损伤并因此死亡。2019 年 8 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宣布废止公共场合醉酒的犯
罪性质，将其改为原住民引领的公众卫生应对措施。 11 月，一名警官于北领地延杜穆（
Yuendumu）射击一名 19 岁原住民男性，因此被起诉谋杀罪。 9 月，警察于西澳大利亚
州杰拉尔顿（Geraldton）射杀一名 29 岁原住民女性。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于 2017 年 5 月提出《乌鲁鲁声明》，但他们在宪法中建立“
第一民族”话语权和建立真相与正义委员会的提议并未得到实施。澳大利亚原住民部长
怀亚特（Ken Wyatt ）于 7 月宣布了接下来 3 年内举行公投的计划，以决定是否从宪法
层面认可澳大利亚原住民。
儿童权利
入狱监禁对原住民儿童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他们被拘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