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9/08/22/what-companies-are-for
翻译
https://mlkj24.pixnet.net/blog/post/32941735
Economist Aug 22nd 2019
放眼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就业机会很多，但经济成长缓慢，而分
配不均的情况过于严重，且环境也受害。你可能会希望各国政府透过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许多地方的政坛处于僵局，或政局不安。那谁要来拯救资本主义?越来越多人认为，
解方应该在大企业身上，请他们来解决经济跟社会问题。即使是以无情出名的美国老板们
也同意；本周，有超过一百八十位的美国老板，包含 Walmart跟JPMorgan Chase的执行长
，推翻了三十年的主流观念，承诺他们的公司，未来将不再仅仅为其拥有者服务，也会为
客户、员工、供应商和社区服务。
这些执行长的动机，可能有部分是策略性的。他们希望能在民主党内左派人士攻击大企业
之前先发制人，但这样的转变，部分也是源于大西洋两岸对企业态度有重大改变。年轻的
员工，会希望为对时下道德、政治议题表态的公司效力。各种调性的政治人物，则希望企
业能把工作及投资带回母国。
虽然出于善意，但这种新型态的集体资本主义(collective capitalism)，最后会弊大于
利。这可能会让一些不适任、缺乏正当性的执行长饭碗更稳固；也对长期的繁荣造成威胁
，而这是资本主义能成功的基本条件。
自英法企业于19世纪起获得有限责任(译按：个人的财务责任仅限于固定金额)开始，人们
一直在争议社会可以得到什么。50年代、60年代时欧美实验了管理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大公司与政府、工会合作，提供工作保障及津贴给劳工。但随着企业试图
最大化企业主的利润，亦即理论上必须要效率最大化，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在
70年代的景气停滞后确立地位。工会衰退，股东价值征服了美国，接着是欧洲及日本，且
仍在攻城掠地。若以利润来论，可说是大获全胜：在美国，1989年的股东价值占了GDP的
5%，现在则是8%。
正是这样的框架遭受攻击。招致攻击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商业道德的沉沦，比如说银行家
在申请纾困的同时又要求分红，或是卖了数十亿元的鸦片给上瘾者等。但主要的原因，是
股东价值创造出不好的经济结果。上市公司被指控一连串的过失，从注重短期收益却忽略
投资、剥削员工、压低薪资，到不愿意为灾难性的外部成本(特别是污染)付费等。
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是准确的。现在美国国内的投资，相对GDP的数字，与历史水准差不
多，还比60年代高。美国股市的投资期，以从长期获利所获得的价值份额来看，与过去相
当。如Amazon、Netflix等可望不可求(译按：原文Jam-tomorrow，意指很好的事但永远不
会发生)的企业也风靡一时。但有一些批评是真的；劳工在企业所创造价值中的份额，的
确下降了。消费者通常得到很烂的交易结果，而社会流动性也降低。
无论如何，大众及知识分子对股东价值的反弹，已经改变了企业做决定的方法。公司老板
现在会为客人、员工所关心的社会议题背书。在资本的配置上，企业现在不以效率，而以
各种理由做决定：微软在西雅图的住房融资上花了五亿美元。川普总统很爱吹嘘他又说服
了哪些老板在哪里盖工厂。有些政治人物甚至想更进一步。目标瞄准白宫的民主党籍参议
员伊莉莎白·华伦(Elizabeth Warren)希望企业需由联邦核发许执照，这样如果有侵害员
工、客户或社区权益时，联邦政府可撤销执照。所有的这些行为，都预示著一种体系。在
这种体系中，大公司追求的不是狭隘的自身利益，而是更广泛的社会目标。
这听起来不错，但集体资本主义有两个陷阱：缺乏问责制度也缺乏活力。先想想问责制度
；执行长们应该如何了解“社会”对企业的期许，这点并不清楚。而这很有可能会由政治
人物、各种议题团体跟执行长本人自己决定 — 一般大众不会有发言权。而在过去二十年
中，大企业主导了工业界及金融界，所以少数几位不具代表性的商业领袖，最终将拥有巨
大权力，来为社会制定远超过其公司直接利益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在于活力。集体资本主义远离改变；在一个有活力的系统中，企业至少必须放
弃一些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为了从过时的行业中，重新分配资本、劳工到新行业
，利益相关者的数目会减少。比如说，如果要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石油公司将面临巨大
裁员。60年代管理当头商业钜子的粉丝们，可能常忘掉AT&T是如何敲诈消费者的；又或是
当时的通用汽车，做出了多少过时又不安全的车。这两间体现了社会价值的公司，即使在
当时也很拮据。这两间公司被保护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展现出更广泛的社会目标，不管
是终身职业、世界等级的科学或是支持底特律制造等。
能让资本主义为所有人运作地更好的方法，并不是去限制问责制度或活力，而是加强这两
样。要做到这样，公司的目的必须由拥有者来制定，而非执行长或议题分子。有些人也许
心头总是萦绕着短期目标、季度收益结果，但通常是因为那些表现很差。有些人可能会选
择慈善目标，那就祝他们好运。但多数企业拥有者跟公司行号，会选择把长期价值最大化
，因为这是好事。
另外，企业也必须去适应社会不停变化的喜好。如果消费者想要公平交易的咖啡，他们就
必须入手。如果大学毕业生想避开没有道德的公司，雇主们就必须改变。一个让企业更负
责、更能问责的方法，是扩大所有权。美国家户接触股市(直接投入资金)的比例仅有50%
，且持股严重集中于富裕人士。税赋制度应鼓励更拥有股票，年金计划和投资基金的最终
受益人，应该要能在公司选举中投票；这种权力不应该外包给资产管理业中的少数巨头。
只有在有竞争时，问责制度才有效。问责制度能降低价格、增加产能，确保企业无法长时
间维持不正常的高利润。此外，还能鼓励企业去预测顾客、劳工及监管者不时变化的偏好
— 因为他们会担心竞争对手先预测到。
不幸地，自90年代起，合并让美国三分之二的产业变得更集中。在此同时，数位经济看起
来更往独占的方向去。如果利润是在历史正常水准、私部门劳工能获得好处，薪资应该会
高出6%。如果你把目光投向那有签名的一百八十间标竿企业，许多在该产业里属于寡占，
包括信用卡、有线电视、药品零售及航空公司。这些产业对消费者收费过高，客服也声名
狼藉。不令人意外地，不会有企业热衷把进入门槛降低。
当然，一个健康、充满竞争的经济体，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 — 执行反垄断、消除今日过
度的游说和裙带主义，以及面对气候变迁问题。今日这样良好运作的政体并不存在，但授
权给大公司老板作为替代方案并不是解方。西方世界需要创新、更广泛的所有权，以及更
多元的企业来快速反应社会的需求。这才是真正开明的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