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社会契约：西欧和美国福利国家的重构
《美国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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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期刊 (可下载pdf) http://ias.cass.cn/cbw/mgyjjj/2018/dsq_118926/
Alice Kessler-Harris
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
翻译：于留振
【内容提要】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工业国家都认为，资本和劳工间的合作关系
将带来社会稳定，确保工业收益。双方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契约不仅规定了在政治层面对权
力的分享，而且假定民主参与会不断地得到扩展。20 世纪末，当面临全球化( 它导致了
国内制造业从外国寻求工业劳动力) 、金融化( 它使得货币交易活动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放松管制( 由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推动而得以实施) ， 以及工会影响力
明显衰减的趋势时，这种合作关系便崩溃了。这些趋势联合起来，将普通民众手中的权力
转移到了一个富有的财阀统治集团的掌控之中，这对美国和西欧的民主构成了威胁。
一、一种社会契约的兴起
所有关于 20 世纪福利国家的扩张与民主的关系的讨论，几乎都是以英国社会学家托马斯
·H．马歇尔( Thomas H． Marshall) 作为起点。在 1949 年的一篇演讲中， 马歇尔提
出了一个著名观点， 即在过去两百年间， 公民权利( citizenship) 经历了从基本民权
的保障到政治代表权的获得的扩展的发展过程，而最终来临的是社会权利，但它的扩展却
成为民主参与的一项最后的必要条件。 他指出， 当人们缺少基本的社会舒适和经济保障
时，他们是无法充分地行使政治权利的。营养不良的、未受过教育的、对未来不抱希望的
人民无法被赋予投票选举的重托，也不可能指望他们有效地参与自我管理。他认为，充足
的食物、能够合理承受的医疗保障、体面的住房、良好的教育和稳定的工作，都是行使公
民权利和参与民主的根本要素。马歇尔描述了西方工业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看似
已达成的一种共识， 并在某种程度上将这种共识加以理性化了。50 年之后，即在 20 世
纪末， 这种共识已经破碎不堪， 民主与公民的社会权利的关系再度成了一个问题。
19 世纪末，当西方各国工人对其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平表示强烈不满时， 西方工业国家就
开始就民主与资本的兼容探讨一种可行的( working) 关系。工人们采用的组织工会、举
行罢工，以及其他的破坏性战术， 通常造成生产的中断， 并导致( 资方)暴力性的报复
; 而劳工政党的四处蔓延以及社会主义思想也威胁到了资本主义本身。大公司需要有一个
安定的环境来建造工厂， 同时需要有一支可靠、熟练的劳动力队伍，它们为此不断探讨
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曾在改善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条件方面进
行过一些著名的试验。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当社会保障的理念开始出现时，这
一进程开始升级，许多国家开始为应对工伤事故和失业提供某种保障。到 20 世纪 20 年
代， 许多大公司(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福特汽车公司) 尝试实施后来闻名于世的福利资本
主义。同样是在这些年里， 许多国家都增加了对公立教育、住房和公共交通的投资，并
开始为寡居的母亲提供资助。由于迫切需要将妇女纳入劳动力队伍之中，法国发展出了托
儿所制度。除了公立教育这个显著的特例之外，美国在发展全国性的社会福利计画方面进
展十分缓慢。相反，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美国鼓励少数动机良好的雇主尝试实施
一些奖励忠诚的项目( loyalty programs) 。譬如，为资深雇员( 主要由白人男性构成)
提供体育训练、带薪假期和养老金等。
这些私人性质的努力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繁荣时期似乎充满了希望，但 20 世纪30 年
代的大萧条却令它们一夜之间统统失去了效力， 大萧条也对自由市场的效率提出了挑战
。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或“威胁性”却在不断上升( 两者似乎都受到看似颇为成功的苏联的
刺激) ，这一切激发人们开始重新探讨社会计画( social planning) 。各国的反应则是
五花八门。在天平的一端， 瑞典提出了“人民之家”( folkhem) 这一概念，并由此发展
出一套旨在强调公民团结的( solidaristic) 社会政策， 其内容之一是确保所有人都拥
有一份工资优厚的工作。德国和意大利则奉行右翼法西斯主义的路线，它们推出的政策提
倡在政府与大公司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这些政策也保证为国家政权的支持者提供工作
和保障， 作为对后者的政治忠诚的回报。在大部分西方工业国家里，当时对经济计画的
支持率都在大幅增加。
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穷人， 引发了随处可见的失业者组织的示威和抗议运动，
人们纷纷指责资本主义的破坏制造了贫困问题。为了抑制社会动乱，美国政府通过在关键
产业中以创造就业、对工资和工时进行监管，以及规范生产指标等方式来提供救济。
1935 年，美国通过了《经济保障法》，但这项政策遭到了一些州的反对，因为它们认为
联邦政府无权干涉个人生活。这项法案为依靠单身母亲生活的儿童和老年穷人提供了现金
救济，还为许多产业工人提供了养老金保障和失业保险。它的最为重要的意义或许是，美
国首次承认工会代表工人阶级的集体声音。为了获得自身所需的稳定，尽管很不情愿，大
公司有时候也不得不与政府的这些政策进行合作。
可以说，在劳资合作问题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关键地扭转了局势， 它充分表明管制和计
画可以有效地组织经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 William Beveridge)在 1942 年
的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如果政府想要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公民社会，它
必须要为公民提供福利和权利。他在 1944 年所做的后续研究为充分就业的实施提供了充
足的理由。这份具有广泛影响的报告预示了一种普遍共识在战后的来临，即稳定的繁荣需
要安全的、更平等的和更公正的经济安排。要达到这种标准，就需要在民主和资本之间建
立起一种互惠关系。它要求保证生产力的可持续增长，要求劳资双方就通过税收和转移支
付而更平等地分享生产力收益达成共识，以及要求( 政府) 实施充分就业的政策。为了实
现这些目标， 政府需要义不容辞地推动公共福利，大公司则要公平地支付它们应该承担
的成本份额。
由此而产生的制度在欧洲各国和美国有着不同的名称和重点。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
( Ｒalph Dahrendorf) 将北欧模式称为“社会民主共识”，而他的同事埃斯平－安德森
( Gosta Esping-Andersen) 则将其称为“福利资本主义”。有些学者将美国的经验称为
“新政秩序”的延伸， 其他的美国学者则直接称其为 “自由主义”。但随着福利内容的
扩展，以及一种人们对国家服务和国家保障的应享意识的增长，“福利国家”的观唸得以
固定下来。
二 、混合制度的实践
无论人们给它贴上什么标签，西欧和美国的领导人一致认为，未来的发展将有赖于一种“
混合制度”( mixed system) ， 在这种制度下， 私人企业和公共行动要联合起来，确保
普遍的和均衡的繁荣。这种“混合制度”规定， 民主政府要管制企业， 以避免你死我活
的残酷竞争、极端形式的劳动剥削和无止境的利润追求。与此同时，管制还将减少资本家
的风险，并通过确保创造就业机会来刺激投资。一支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心满意足的和稳
定的劳动力队伍将会增加利润以保证有充足的资金可以调用。慷慨大方的社会开支( 以及
在美国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 将会提升经济增长。政府在教育、医疗保健、公共交通、住
房、养老金和家庭资助等方面的开支将会扩大市场需求，增加公司利润。
要实现这种必要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 大公司就得向工会组织的集体的讨价还价做出
让步: 对它们来说，与一个集合起来的声音进行谈判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除此之外，工
会还负责监督其成员，减少人员流动，并在必要的时候管教工人。同样，大公司还可以依
靠政府机构以提供失业保险、失业救济金和其他支出的方式来补偿失败者，以确保极端贫
穷的人不会起来造反。更加慷慨的西欧国家还提供了职业再培训和家庭援助制度。正如陷
入困境中的家庭可以依靠政府的干预那样， 陷入窘境的私人公司也可以指望政府以税款
支持的税收支出来拯救自己。因此， 这种混合制度将赢得公私双方的赞同，并将维持福
利国家的秩序。
资本的特权与政府的需求之间的平衡， 取决于工业秩序的内在逻辑。工业繁荣建立在主
宰它们的国境和族裔社区之内，依赖于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社会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通
过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来推动的。早期的福利国家推动这些目的， 其目标是社会稳定与
合作，即便它们并不总是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譬如， 在美国， 种族和族裔间的紧张关系
将抚卹金和失业保险的享有侷限于那些从事特定工作的群体范围，而广大非裔美国人工人
——无论男女——都无法获得这类工作。在美国， “公正”( fairness) 一词的使用掩
盖了这些偏见。但是， 正如历史学家现在已经证实的那样，与特定种类的工资工作相关
的政策将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排除在外绝非是偶然之举，因为这些领域的劳动力主要是由
有色人种男女构成。主要由女性承担工作的领域( 如教育、零售业和非营利性工作) 也没
有被福利国家的保障忽视。相反， 现在已经清楚可见，20 世纪 30 年代的最初福利体制
， 主要是为了保障工业领域中的就业工人及其家庭而设计的。
在推动国家目标方面，基于性别的政策是特别有用的。那些需要大规模的妇女就业的国家
，倾向于提供诸如带薪产假和儿童保育资助之类的家庭福利，以便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
来并使她们进入工作领域。像奥地利和西班牙那样的国家， 因人们普遍存在的共识对女
性挣取工资的做法充满质疑， 所以必须从男性工人的利益出发来权衡鼓励女性就业的利
弊。而在美国， 就业方面的性别歧视则确保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的采用，即对那些从事挣
取工资工作的人( 男性) 和那些不从事挣工资工作的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多数为妇
女) 提供有差别的福利保障。
在那些拥有强大的工会和有效的劳工政党的国家里， 平等主义和强调公民团结的政策得
到了最完整的体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张旗鼓地向个人和大公司实施强制性的高税收政
策，从而带来了闻名于世的世界上最公正和最平等的工资和福利( 待遇) 。在斯堪的纳维
亚和其他地方，政府致力于提供诸如适当的住房、全民医疗保障，以及母亲津贴之类的普
遍福利，这促进了公民之间的团结， 也加强了公民对国家本身的忠诚感。
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这种混合制度提供了一种与苏联体制截然不同的对立面。苏联宣称
，它为其国民提供了福利保障，并宣称要将这种体制扩展到其卫星国。面对这些事件，西
欧国家和美国惊恐地做出了回应，它们诉诸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的包容性意识形态，强调
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广泛的公共参与和基于能力之上的经济机会。福利国家展示了一种
包容性模式和一种平等主义精神。它允许在一个民主体制下实行公平的政治参与和代议，
以福利保障作为回报，培养公民对国家的忠诚。福利国家本身成为将国家团结在一起的黏
合剂。
然而，新的福利国家仍然保留了市场经济的本体，其发展仍然受到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致力
于工业成功的推动，在这些国家里，大部分人仍然是通过在私人企业里找到有工资的工作
来获得收入。大西洋两岸的人民都认为，私人企业在制造新产品、发展新技术和确保日益
庞大的社会群体的相对繁荣等方面带来了活力。经济繁荣保证国家有能力提供资源，以保
障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和扩大所有人享有的社会权利的范围。它确保国家愿意遏制资本家的
胡作非为， 同时能容忍工会的诉求。它还要保证人们对民主治理拥有持久的信心，保持
社会福利和资本需求之间的平衡。在鼓励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的同时，这种福利国家将成
为抑制资本主义和推动民主的强大工具，从而在社会和政治公民权的语境下带来一种令人
满意的共同劳动的组合。
三 、信心的降低
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这种“混合制度”深得大众的信任
。在这辉煌的 30 年( 法语称之为Les Trente Glorieuses) 里，各国政府——有时是在
欧盟的推动下——保证了持续的繁荣，确保了高就业率，并为满足提供社会和经济保障的
金融需要而征收累进税。与此同时，各国还根据经济增长来进行协调，以保证福利受益人
的数量不会变得过于庞大以至于导致国家预算失去控制。混合制度使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发
展，并鼓励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干预措施。政府需要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
循环、确保充分就业并管制大型企业。与此同时，它们还要在不同程度上保护因疾病、老
年、伤残和失业等陷入困境的人免受贫困之苦。它们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延长了人的寿命
，为工人及其家庭提供了体面的住房条件， 并为每个人都能够享有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提
供了教育机会。通过累进税政策， 富人提供资源来帮助穷人。虽然由业绩或世袭财富导
致的不平等现象继续存在，但总体来说，生活水平在提高，而且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
凯蒂( Thomas Piketty) 现在所证实的那样，不平等的程度也降低了。在辉煌年代， 各
个福利国家以其不同的表现形式， 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奇蹟，使得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总
体来说更具有生产力，更加公正。
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开始瓦解整个工业体制， 上述情
形开始明显地发生改变。生产力开始下滑，通货膨胀明显攀升，制造业快速进军廉价劳动
力市场，大公司开始放弃对稳定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市场的承诺。它们开始从支持
福利国家的立场退缩， 因为它们不再需要后者的支持。人们曾经相信，在希望遏制资本
主义的民主愿望与大公司不断追求利润分成的欲望之间，政府可以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
，但这一信念崩溃了。在停滞不前的经济面前，围绕经济蛋糕如何分配的冲突加剧了。企
业将问题归咎于税负过重; 左派则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给予穷人的公共开支不足，以及未
能提供住房、入学和职业培训的资金。从政治上来看，福利国家突然成了一种似乎无法接
受的重负， 给资本带来了难以承受的限制。实现社会公正的努力被迫让位于对经济增长
的忧虑。
不断改进的技术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促进了资本的流动， 淘汰了原来的工作， 但把新产
生的工作交给了机器人来做，使设计和发展( 方案) 通过点击电脑键盘即可在各国之间实
现传送。新的信息技术使得制造业的发展更加便捷; 它夺走了各国的工作岗位、购买力和
税收，而所有这些都是支持各国福利计画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大公司越来越多地放弃了它
们之前对社区和全民福利的承诺， 而只是服务于它们自身的底线利益。关键问题是，由
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改变了，与其说雇主需要稳定的劳动力队伍，不如说他们更想要灵活的
劳动力。他们此刻认为， 工会活动阻碍了经济增长，税收使得他们的产品失去了竞争力
。
在大众的想像中，似乎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全球化。先前的殖民地国家，利用新技术将资本
吸引到了它们那里。它们也将不断增长的本国人口吸引到产业岗位中来，因为这些工人的
工资相对较低，使得这些国家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产品相比就具有了竞争力，而且( 这样
一来) 还显著地提高了世界上的穷人的生活水平。这些人在任何能够找到工作的地方上班
，通常将支撑家庭的事情交给孩子们来做。他们不惜削弱他们传统的家庭制度，启用女性
来养家餬口，还将女性劳动力向国外输出以挣钱回家。由此产生的涌向西方工业化国家的
移民劳工浪潮， 在西方国家内部形成了大量边缘人口，增加了( 向民众) 提供国家服务
的要求， 迫使国家在它们应该如何为自己的公民和与之相对的国外居民或临时工提供服
务之间达成妥协。
同样可以认为，全球化减少了工人阶级眼中的好工作的数量， 由此造成 20 世纪初以来
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最大的平等鸿沟( equality gap) 。它削弱了公民的国家忠诚感，
大公司尤其想要摆脱它们对社区和国家所承诺的责任以及高额赋税，并渴望获取国际贸易
的利润。全球化和技术一起显著地扩大了消费社会， 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个人物质享受提
供了便利， 而这些发展都超过了先前的社会政策制定者的想像。但成功和繁荣带来了更
大的消费需求。对于左派批评者来说， 在公众追求更大和更好的汽车、住房、游艇和冰
箱时，争取集体福利的政治却缩水了。
马歇尔曾经认为，有效的民主参与， 需要社会权利的扩大， 但他没有预料到技术变迁带
来的后果。在新技术时代， “国内”繁荣以及继续由国家支付社会福利的能力，有赖于
向前殖民地输送工作岗位，以及有时候甚至需要吸引国内的居民移民到先前的工业化的核
心地带去工作。那么，这些新居民应该被计算在社会福利的享有者之内还是应该被排斥在
外? 他们是被看成客籍劳工、布拉塞罗人( braceros， 美国境内的来自墨西哥的季节性
劳工) ，还是临时劳工? 他们是否有权获得公平待遇、经济保障、公立教育、医疗保健、
养老金和国家的保护? 总而言之，他们能否被视为公民? 如果他们被视为公民， 他们是
否可以被有效地纳入政体之内， 并有享受民主声音的特权?
当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管制其边界，并接管了监管移民和贸易等权力时，人们不免联想到
这些问题。欧盟从一开始就强调了自由市场政策的首要地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
甚为温和的社会计画政策， 而后者是支撑福利国家的基础。只要整个欧洲的经济增长都
能让每个人感到满意， 那么这两种政策取向之间的张力就仍然是不为人知的。但是，随
著经济压力的不断积聚，各国要求维系有效福利国家的努力就与欧盟通过资本和人口在欧
盟内部的自由流动来建立市场的承诺产生了冲突。任何接受外国人的成员国都为外国人提
供了进入欧盟内所有其他成员国的通道。随着专为在外国出生人口的家庭居住的飞地(
enclaves) 在欧盟内各大都市的发展，而在其中居住的那些人的生活条件和文化似乎也对
本土城市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造成了威胁和损害，仇外情绪开始疯狂地生长，并采用了
长期以来被用以形容美国社会特征的种族主义思想。
在右派那里，随着 20世纪70年代渐入尾声，福利国家批评者的声音越来越激烈。为了解
决 20 世纪 70 年代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他们要求废除监管秩序。但这需要说服满
心疑虑的公众。尤其是在西欧， 福利国家的成功已经把许多人从贫困和动乱中拯救了出
来，并允许他们提出新的生活需求。政府( 对公众) 承诺给予至少一小部分社会正义的努
力，已经激励了不同的群体大胆地表达他们对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的诉求。随着妇女群体
、种族 /族裔群体、少数民族群体和不同性别群体等都在努力寻求福利国家的保护时，身
份政治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日益增强的公民应享权利的意识彻底地激怒了右翼政治建
制派，他们继续认为，穷人缺乏获取成功的意志; 政府的资助造就了依赖性而不是独立性
; 婚外生育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而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资助; 少数民族和妇女需要
的不是“肯定性行动计画”( 或平权) 政策，而是外出工作的雄心和动力。
四 、新理念的建立
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经济思想传统找到了一群虔诚的信徒。这个由身
处大西洋两岸的新自由派构成的群体，深受弗雷德里克·哈耶克( Frederick Hayek) 及
其他在芝加哥、弗吉尼亚、奥地利和伦敦的同事的启发， 要求国家放松监管，而国家监
管正是混合制度的关键所在。他们争论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才是问题的根源。在他们看
来，社会( 福利) 开支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对穷人的援助助长了他们对政府资助的依
赖， 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说，公立教育之所以
失败，是因为学生没有对产品进行投资。工会妨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个人选择的自由。
他们认为， 货币和商品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将带来公正和繁荣的经济。在这些观点的鼓
舞之下，英国于 1979 年将玛格丽特·柴契尔推到了首相的位置上; 第二年，美国人选举
了罗纳德·雷根担任总统。方兴未艾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此刻主宰了这两个国家的政策，
并将很快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成为反政府情绪的急先锋。
随着对自由市场的呼唤在各地扎下根来，( 强调) 社会责任的欧洲与( 倡导) 市场导向的
美国之间存在的传统鸿沟似乎也在缩小。许多欧洲国家向私有化的魔咒让步，削减了以前
慷慨大方的转移支付项目，尽管它们比美国削减的项目数量要少。大公司的行政总裁们，
尤其是在美国，不再承认工会是创造共同繁荣的合法伙伴。他们的抵制导致了几乎所有地
方的工会权力的下降， 但任何地方都不及美国工会权力的下降显著。在大西洋两岸，自
由民主制的社会目标和自由市场的诉求之间的鸿沟日益增大，导致了( 各种政治力量) 急
速向中间路线靠拢。各国劳工党接受了自由市场目标的一些内容，积极拥抱自由化，而且
为了表现政治活力， 有时候也同意采取财政紧缩的政策。
民主的呼声非但没有找到愿意妥协的合作伙伴， 反而遇到了对培育社会良善的坚决抵制
。最终，对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抵制将由选民来决定。但是，到新千年伊
始，传统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 由于对工作岗位的流失和福利国家的成本感到幻灭，而
且也因缺乏以前曾由诸如工会运动、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制提供的替代选项，他们转而从
自由市场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资本主义赢得了这场意识形态的战斗。它已经不再与自
由民主制为伍。
美国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许多年来， 美国各州分别制定了自己的选举
规则，通过实施人头税、进行文化能力测验和恐吓潜在选民等方法塑造了自己的选民。为
了阻止那些“不受欢迎的”选民和持有对立观点的选民参加选举， 政党的党工诉诸一系
列反民主的策略。他们重新绘制了选区的边界， 以便将穷人和有色人种限制在一些经过
精心设计的选区内，( 从而使) 由这些选区产生的代表随后可被轻易击败或者被边缘化。
这些带有政治目的的选区划分确保了在剩余地区白人代表权始终占据多数。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 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 在自由派联邦最高法院的支持下，挑战了这些试
图压制黑人声音的做法。联邦法院的命令，加上联邦政府的选举监督，显著地增加了非裔
美国人选民的数量，尤其是在南部各州。但这些努力遭到了抵制。有好几个美国州持续不
断地进行剥夺少数族裔选民选举权的活动。有的时候，尤其在南部，这种活动包括了赤裸
裸的暴力和恐吓行为。更隐秘的做法则包括如下一些措施: 要求选民在极为不便的时间或
在那些没有汽车就无法抵达的地方进行预先登记; 要求年老或贫穷等不常开车的选民出示
政府颁发的证件( 例如驾照) ; 终身剥夺那些曾因犯重罪而被判刑的人的选举权; 以及在
投票站驻扎持枪警察，等等。
选举政治仅仅是压制穷人声音的一种机制。持续使用的还有其他更为隐秘的策略。臭名昭
著的美国做法就是将福利保障与挣工资的工作捆绑在一起， 从而以野蛮的方式消除许多
依赖政府资助而生活的人的声音。欧洲国家的许多福利是分配给所有公民的，而美国则在
传统上对接受福利的穷人强加了有辱人格的条件。其中最苛刻的条件之一是要求接受福利
的人在最低工资标准和不带儿童托管支持的情况下从事有偿工资的工作。这样做在美国造
成的结果是剥夺了一些妇女及她们的孩子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① 由于缺少足够强大的
声音， 穷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了特别贫穷的人之外，美国人还经历了医疗保健的不
足和幼童保育福利的匮乏; 公立学校的财政资助遭到削减，而代之以支持特许学校和为支
付私立学校学费而发放代金券的做法。1996 年，一项实施了 60 年的福利制度被终止，
它曾使贫穷之人有权享受体面的生活水平，但它的终止导致了贫困儿童人数和无家可归者
的数量大幅上升，或许也导致了家庭暴力行为的显著增加。穷人不再拥有经济保障的应享
权利， 而只是在有工作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减免所得税的福利; 他们的住房补贴也不足以
支付流行的房租; 而对食品券份额的更为慷慨的增加是为了确保穷人不至于挨饿。在 21
世纪初，儿童人口中营养不良的现象增多，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 人的预期寿命持续缩
短， 对中下阶级的男女来说尤其如此，而全社会对贫穷人口社会福利的普遍漠视也是显
而易见的。
意识形态与期望值方面的混乱对欧洲和美国的公众都产生了影响， 从而使大西洋两岸成
为可以比较的对象。在整个西欧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
鲜活的政治问题，引发了许多公众示威活动和政治对峙的局面。工人们和学者们通常在“
什么是政府的根本任务”的问题上产生分歧: 政府究竟是应该保护所有人的福祉，还是应
该帮助大公司创造新的商机。随着我们的同情心范围变得日益狭窄，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
诸如“时间限制”“福利限额”“隐秘的福利国家”“资产积累”和“个人责任”等新词
汇。其中有些术语明确地反映了那些已经将社会政策推回到了安全网的底线领域的政策，
发放福利的数量和质量从充足标准下滑到了最低标准，并以一种带有病态的心理将受助人
认定为是一群无法在身体和道德上自我关照的人。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福利改
革进程对不同方向敞开了大门， 包括不同的立场，一系列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
的视角， 以及为制定新政策项目提供的范围广泛的可能性。譬如，在美国，接受政府资
助的受助人已经被有效地消声了，对付他们的强制措施包括不良教育、单亲家庭的强迫劳
动， 以及对犯有“生活质量罪”的人进行监禁等。这些措施已经剥夺了数百万计的黑人
和西班牙裔人的选举权。在欧洲，仇外情绪成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的特征，它也限制了已
归化入籍的公民及其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性。那么，在这个排外的时代，我们如何
思考民主问题的出发点在哪里呢?
在美国，向新信息技术的转向已经在工人阶级中间产生了不断增强的愤恨，以及对失去未
来的独立性的明显恐惧。正如 2016 年总统大选所揭示的，越来越多的男女已经接受了对
个人责任的诅咒，要求政府为他们、而不是为他们之中的最贫困者谋福利。大选及其后果
见证了长期被压制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公然的种族暴力和排外政策的出现。这些人关切
的问题为那些极为富有的人提供了思想资源， 后者则质疑多数人统治是否能为自由市场
资本主义的目的服务。
在欧洲，将欧盟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努力已经受到同样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威胁。尽
管民主派的多数勉强保留了福利国家的许多保障措施， 包括产假和陪产假、合理的带薪
休假及养老保障，但强大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仍然在各地涌现。右翼援引民粹主义的修辞
来说服心存疑虑的选民， 要他们在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的基础上考虑自己的狭隘利益。
右翼还对政府为服务于那些无法自助的群体( 包括妇女、少数民族，有时候还包括残疾人
) 所采取的行动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这种分裂性的言论推动民族主义者发出反对增加移
民、要求提升本国公民特权的呼声。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公众情绪对这些呼
吁表现出同情和欢迎。英国对这些情绪的反应则是，通过投票决定脱离欧盟，以便努力保
护本国免于外国人的大量涌入。
美国虽然隐藏了许多零散的左翼抗议运动， 但没有证据显示有一个统一的反抗运动的存
在。诚然，活力十足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对不平等问题提出了挑战。“尊重黑人生命运
动”( Black Lives Matter) 吸引了人们去关注日益增长的罪犯入监率和警察对黑人青年
的暴力行为。而伯尼·桑德斯 2016 年竞选总统事件也表明，美国依然存在着要求抑制资
本主义的普遍情绪。中间派希拉里·克林顿以接近 300 万张选票的多数赢得了民选票。
但最终对良心的诉求败给了唐纳德·川普使用的分裂性的和散布恐慌的话语。极端民族主
义的兴起刺激了恐惧感的攀升， 而民族主义曾一度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已经结束的
篇章。
五 、未来的挑战
很少有人使用比较的框架来审视福利国家实践和社会权利设想目前所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
种种后果。它们的影响力因此还无法令人认识清楚， 民主派应该采取何种应对行动更是
难以得到清楚的回答。如果说旧的福利国家的基础正在崩塌， 其结果之一是以保护穷人
、扩大民主参与为核心的社会契约将不再成长壮大，那么我们如何想像政治、社会和经济
一体化的进程呢? 福利国家将要做出什么样的必要改变呢?民主参与如何才能延续下去?
或者说它会延续下去吗?
随着社会科学家开始关注这些问题， 他们需要面对一系列的基础性问题。他们需要探讨
财富和福利分配的变化如何能展现一个后福利国家时代公民权的内涵。他们需要推动我们
拷问自己，我们能否在信息技术的新时代想像民主公民权的永恒问题。国家福利的转型与
重新设定将会如何影响公民权和政治参与这两个概念在目前和未来的含义? 资本主义不断
变化的本质会产生新的社会和政治压力， 压制某些声音，并会破坏我们对集体责任的奋
斗目标吗? 这些仍然是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