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论坛》政治视角：自认不属左翼或右翼　民粹主义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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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委内瑞拉的危机加深，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保守派正兴高采烈地指责查维兹主义（
Chavismo ）灾难，警告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危机。
与此同时，随着西班牙左翼“我们可以党（Podemos party）”显而易见的分裂，以及希
腊极左翼联盟自2015年逐渐失去人气，甚至就连公正的观察员也可能得出结论，那就是左
翼民粹主义（populism）的“粉红色浪潮（pink tide）”正在逐渐褪去。
重塑社会民主
这样的评估将政治现象混为一谈，而这些现象彼此间几乎没有关联。
唯一一个声称代表民众，同时宣布非法反对所有21世纪社会主义的计画，就是查维兹主义
，而它确实威胁了民主政体。但，查维兹主义是某种特殊的左翼意识形态，它已经被嵌入
到所有民粹主义分子所共同拥有的框架体系。
毕竟，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分子都把自己说成是代表同质、善良和勤劳民众的唯一势力。
他们指责所有其它权力竞争者为腐败分子，所有不支持他们的民众为叛徒。
他们共同的政治特征是反菁英主义（anti-elitist）和反多元主义（anti-pluralist）。
相较之下，所谓左翼民粹主义的其他现代形式，应当被理解为重塑社会民主的尝试，上述
努力在民主多元化的范围内展开（尽管部分也令人担忧地施加压力，希腊左翼联盟一直试
图破坏法院和自由媒体的独立）。
在取得成功并遵守民主游戏规则的领域钟，他们为民众提供了新选择，从而使已经丧失的
政治代表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
民粹主义填补左翼思想
针对上述党派的不自觉反应一贯是将它们自动归结为“反制度（anti-system）”力量，
因此自然而然就有问题。
但这种偷懒的观点让问题倒退，发挥同样作用的还有认定所有地方的民众都在呼唤更为两
极分化和感性的政治。这些党派和运动取得政治和选举利益并非因为他们是民粹主义者，
更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破坏民主，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明确的左翼势力（ offer
something decidedly leftist）。”
今天最著名的民粹左翼主义思想家主要提出了两大政治策略。
首先，政治理论家兼“我们可以党”及“不屈法国党（La France Insoumise）”顾问墨
菲（Chantal Mouffe）在21世纪所提出，由民粹主义与右翼融合而成的“后民主（
post-democratic）”，民粹主义正在填补传统左翼衰落所留下的真空。
随着西方社会民主派逐步采纳第三道路中间路线（centrism，或称“人性化的柴契尔主义
（Thatcherism with a human face）”），民众不再拥有真正的选择权利，据墨菲观察
，各主流政党之间更像是百事可乐（Pepsi）和可口可乐（Coke）间的区别。　
民众无选择的抗议
在墨菲看来，勒潘（Jean-Marie Le Pen）领导的法国右翼民粹主义是和奥地利海德尔（J
örg Haider）是“民众对缺少选择的一种抗议”。
法国社会学家埃里彭（Didier Eribon）感人至深的2009年回忆录 《回到兰斯（
Returning to Reims）》出人意料地成为欧洲畅销书，部分原因就是它完美地诠释了墨菲
和其他人所观察到的趋势。
尽管埃里彭母亲曾支持共产党，但她现在投票支持勒潘的极右翼国民联盟（昔称民族阵线
，National Front)），作为对当今社会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抗议。　
但人们仍然可以在不认可第2个重要主张的前提下赞同民粹主义左翼分子的判断：对现今
代表危机的最佳反应是，将政治视为所有派别民众和一小撮寡头（la casta）群体间的冲
突。
上述框架所隐含的理念是民众（如同埃里彭母亲）厌倦了与传统左翼相关的一切事物，而
且正在寻找新的方略。或者就像“我们可以党”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想把事情做好，
就不要仿效左翼分子。”
归咎于金融寡头
欧元危机期间，民粹左翼分子制定了一项跨越传统意识形态分歧的“横向战略（
transversal strategy）”，并假设民众希望将困境归咎于“金融寡头群体（a
financial oligarchy）”。
上述想法制造出一种事实，而非名义上的左翼立场，不仅旨在吸引左翼分子，同时还要吸
引右翼民粹政党的支持势力。他们希望这样选民就可以停止将问题归咎于移民，将金融资
本主义视为真正的罪魁祸首。
无论对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批评有多么正确，今天的民粹左翼分子认为唤醒“人民”将会动
员民众，尤其是工人，被重新启动的左翼语言是否合理？
纵使认定需要不止一两次选举才能在实证领域检验这个问题的正确性，民粹（或民族）主
义方法迄今也未受到支援。
靠向民族主义
例如，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不屈法国党的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放弃了
典型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t）”，以阶级为核心的论调并开始采纳民众的说辞。
集会中，三色旗（Tricolore）取代了红旗；而国际歌（L’Internationale）也让位于《
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尽管梅朗雄的民调表现良好，并差点进入第二轮，但法
国社会学家法桑（Éric Fassin）指梅朗雄只吸纳了国民阵线约3%的选民。
梅朗雄绝非唯一认为“横向战略”需要朝民族主义转向的欧洲左翼分子。德国左翼女领袖
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已组织了一个运动，目的在团结各式左翼追随者的
同时，同时吸引极右翼德国新选择党的选民。
但迄今为止，她“站起来！（Stand Up!）”运动唯一的显著特征仅是反对“开放边界（
open borders）”。
上述策略很容易适得其反。
如果说它能发挥任何作用，似乎更有可能是因为接受移民政策基础而强化右翼民粹主义的
立场，同时疏远赞成国际主义的左翼分子。
意大利的选举结果似乎就是如此，由极右翼联盟“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引
导政府议程。
正如法桑所指出，左翼人士应当集中精力关注在外界影响下重新投票的非选民，而不是针
对那些支持右翼民粹主义者；可能也是受到反对无法抑制的资本主义驱使的工人。后者寻
求的是社会团结理想启发下的政策，而非民族主义的复兴。
社会民主混合体
左翼的成功在于就住房政策和金融监管等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替代方案，而不在于它唤醒了
“人民”（更甭提“民族”）。
这方面的实例包括英国工党领袖柯宾（Jeremy Corbyn）、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与希拉
蕊（Hillary Clinton）在民主党初选同室操戈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桑德斯已
宣布在2020年再次参加总统选举。
这些人提出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能够吸引厌倦了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和其他所有新
自由主义噪音的“社会民主混合体（a social-democratic br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