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大家论坛》翻转视角：各国政治菁英傲慢 导致民粹主义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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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
● 智利前财政部长
● 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
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管理近3亿3000万美国人，拥有2亿1000万人口的巴西选出
了一个民粹主义新政府，将近1亿7000万欧洲人生活在至少有一位民粹主义内阁成员的各
国政府统治下，另有1亿多人口的菲律宾和近8000万人口的土耳其。
总而言之，全球目前至少10亿人正被各式民粹主义者所统治。
收入重新分配
人们常把催生“新民粹主义（new populism）”的主因归咎于一代或几代人的平均工资停
滞不前，在英美等国，收入分配有所恶化，金字塔尖端1%攫取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果实。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了剧烈的痛苦，更强化了一个观念：华尔街（Wall Street
）是市井的敌人，全球政治逐渐变得对立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这个叙述正确，政策结论就很简单：把唯银行家马首是瞻的官员逐出政府、开始对富
人课税、同时更加激进地进行收入再分配。以为如此，民粹主义就会逐渐消失。
但上述论述不论在政治上多具吸引力（或称为“经济不安全假设（economic insecurity
hypothesis）”），它终究没有贴近地描述现实，也不符合新兴市场的事实，甚至也不符
合美国和英国的现状。
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后不久，资料处理专家西尔佛（Nate Silver）指出，希拉蕊
（Hillary Clinton）在美国教育程度最好的50个郡中，有48个郡的得票情况比2012年美
国前总统欧巴马（Barack Obama）竞选连任时的表现还出色。
同时，在教育程度最差的50个郡中，希拉蕊在其中47个郡表现不如欧巴马，得票率平均退
步了11个百分点。《预测谁投给川普，教育指标比收入指标准》（Education, Not
Income, Predicted Who Would Vote For Trump），西尔佛这样总结。
此后，人们做了数百项回归分析，试图找出川普的选民分布或英国脱欧的投票倾向。
一项影响力较大的最新文章的标题总结了争论：《地位威胁，而非经济困难，解释了2016
年总统选情》 ，另一篇文章的标题亦然，《2016年选举中的投票变化：种族和移民态度
而非经济解释白人投票的变化》（Vote Switching in the 2016 Election: How Racial
and Immigration Attitudes, Not Economics, Explain Shifts in White Voting）。
文化逆袭
那么英国呢？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的研究考察了380个地方，认为教育
和人口统计学能够准确地预测2016年脱欧投票的情况，贸易影响和预算削减程度则对投票
结果影响较小。
因此，“文化逆袭（cultural backlash）”假设似乎要比“经济不安全”假设更加令人
信服。这一结论不仅限于美国和英国。
诺李丝（Pippa Norris）和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研究了31个欧洲国家政党的
表现，认为“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大部分一致证据支援文化逆袭论。”
现在，你不必了解高深的经济计量学也能注意到，除了在北美和西欧如鱼得水，右翼民粹
主义所影响到的正是经济表现异常良好的国家，这与“经济不安全”假设的预测完全南辕
北辙。
2010年以来，土耳其经济以平均每年6.9%的速度增长，菲律宾同期的年增长率亦为6.4%，
两国并不存在经济停滞。
波兰和匈牙利经济要富裕得多，因此它们的增长率理应更低；尽管如此，2010年以来它们
的年GDP增长率仍然相当不错，分别达到了3.3%和2.1%。
或者我们再来看看相邻的捷克，它的失业率只有2.3%，为欧盟国家最低，2017年经济增长
率为4.3%，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外来移民，也没有难民危机，尽管如此，民粹主义政党在最
近的大选中仍然吸引了4成选民，20年来增加了10倍。
除了经济的总成长，上述国家大部分公民都不可否认地要比上一代人的生活水准好得多，
1995年，波兰平均年工资为1万5800美元，目前则为2万7000美元，与匈牙利年均工资涨幅
相当。
巴西是一个不同的例子：它的经济在2015年和2016年罗塞芙（Dilma Rousseff）的第二个
总统任期时经历了严重衰退。但在此之前，巴西确实有着相当强大的再分配政策，最先由
社会民主党总统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开始实行，随后鲁拉（Luiz Iná
cio Lula da Silva）萧规曹随。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鲁拉的政府社会专案惠及上亿巴西人民，10年前，欧巴马曾赞
誉他是 “地球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the most popular politician on Earth）”。
结论已呼之欲出：民粹主义来自经济收益，而非经济痛苦。
不只是财富重新分配
还有最后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如果说民粹主义的崛起反映了对财富再分配的要求，那么
我们应该看到左翼得势而非右翼。
是的，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在墨西哥大获全胜，左翼联盟（
Syriza）仍在希腊主政，我们能党（Podemos）在西班牙影响力日盛，马杜洛（Nicolás
Maduro）也仍在委内瑞拉与自己的人民斗争。
这些突出的事实是右翼民粹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功，从美国的川普到匈牙利的奥尔班（
Viktor Orbán），从意大利的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到巴西的波索纳洛（Jair
Bolsonaro ），从波兰的卡钦斯基（Jarosw Kaczyki）到菲律宾的杜特蒂（
Rodrigo Duterte）。尽管他们的政策有可能恶化收入分配而非改善，选民仍然对他们高
呼万岁。
所有这些都不是要否认经济仇恨的严重程度，不论是北英格兰、美国中西部、土耳其东部
还是巴西贫民窟，重点是，政治决定了吾人如何处理经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民粹主义和
极权主义的转向阐明“政治没能有效地管住仇恨（a failure of politics to manage
grievances effectively）”。
此外，光只强调经济可能导致自满，静待不劳而获地期待经济复苏，试图仅依靠改变收入
分配来围堵全球民粹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可能重蹈技术官僚傲慢的覆辙，这些都是必须避
免的危险诱惑。
菁英傲慢 民粹崛起
传统政治精英似乎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out of touch），想想希拉蕊将川普的选民称为
“一群可悲可叹之徒（a basket of deplorables）”，他们的傲慢只会适得其反。
也许选民怨恨政治建制派，可能就是因为腐败（如巴西和墨西哥）、透过见不得人的选举
献金赢得权力（如美国）、掌权太久已不再受人欢迎（如欧洲的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和西班
牙民众党）等，细节各有不同，但传递出的讯号是明确的：传统政治精英的诸多犯错让他
们成了“反建制民粹主义者的垫脚石（ideal fodder for anti-establishment
populists）”。
因此，固然经济需要改变，但政治需要改变更多，否则，民粹主义选民未来手上的记分牌
会翻得更快。
（责任编辑：简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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