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论坛》贸易战视角：中国靠财政和货币刺激　将出现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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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周年。对美国而言，2018年相较2008年已经大为改观。由
于在经济增长强劲的情况下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美国经济已经从崩溃边缘转为濒临
过热。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那种认定必须与中国合作共同管理
全球需求的意识，已被保护主义和敌对情绪所取代。
对于中国而言，2018年与2008年的状况在某个重要方向上相当类似：来自美国的负面冲击
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了重大威胁。2008年是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破产及随之而
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需求下滑，今日则是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政府所发
起的贸易战。
结构性改革
但中国所面临的风险并非完全无法控管。如果中国仍完全依靠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
来支撑需求，亦即重蹈2008年的覆辙，那么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虽然中南海10年前确实避免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也为其他许多问题埋下了伏笔，包括地
方政府和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债务水准飙升，影子银行扩张，
多部门再次产能过剩以及私营企业实力的相对下降。
川普政府则将其中部分后果视为发动贸易战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会试图借助短期措施来加倍刺激总需求，例如透过地方政府导入
更多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进一步为国有企业放宽信贷。但这种手段可能会造成下一个十年的
问题，更好的策略则是着眼于结构性改革。
竞争中立、政府中立
首先，必须要让私营企业认知在监管、执法、获取银行贷款、其他资源及争取政府合同机
会等，是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
非国有企业在过去40年中一向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成长来源，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央行）
行长易纲在最近一次讲话中对这种“竞争中立（competitive neutrality）”原则的强调
也特别鼓舞人心。
虽然迄今仍未有其他高层领导再提到这一说法，但中国政府应该正式将“竞争中立”原则
作为经济治理的指导规范。
同样，在涉及对外贸易及投资方面中国应该采取“政府中立（government neutrality）
”原则来规范国内外企业间的合作与包括技术转让在内的契约谈判，更宏观地说，政府应
继续减低外国企业在中国遭遇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包括宣布放宽对在本国经营的外国金融
企业的限制。
这些举措将透过提高中国家庭的购买力来提升实际收入，同时透过对效率较低的国内企业
施加压力来增强竞争力。
中国自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经验也表明：更广泛
的开放最终会为人民带来更多繁荣。市场灵活性构建更大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labor-market flexibility）”则是中国所需的第三项结构性改革。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的正式合并强制缴费率已经很高
，相当于工资数额的50％以上，也高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费率中位数（median）。
然而，执法不力却令中国的国内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成本，到了2008年，中国政
府开始大力查察缴费率，让企业倍感压力。此外，企业必须在连续续约2次短期合同后，
向员工提供一份长期合同的规定，这也导致计画缩减员工人数的企业必须负担高额的遣散
费（a hefty severance package）。
最后，中国经济因应负面冲击和调整就业结构的能力已然严重下降。
短期减税
根据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准和发展阶段，对应政府福利的强制性缴费率订在35~40％的水
准，采用这个比率的话，其他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相关措施还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经
济复苏力。
最后一项旨在巩固中国经济的改革是短期降低企业的所得税率及增值税税率。
我建议短期减税有两个原因，与永久性减税相比，临时减税对公共预算的压力要小得多，
同时也能更激励企业的投资，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削减相当于同时进行“供给面改革（
supply-side reform）”和“总体需求管理（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上述大多数改革的必要性，事实上他们也已将供给面改革定为官方
政策口号。但目前为止，中南海一直专注于减少过剩产能以及去杠杆化（deleveraging）
，而不是采取措施来提振私营企业主信心，降低经济面对冲击的脆弱性并支持经济成长。
另外，竞争中性以及对国内外私营企业采更大程度的开放，不但是这些改革中的重要两个
原则，更有助安抚美国，所以目前是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