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塔图克的忧国骑士：土耳其政变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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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5日深夜，土耳其国营的TRT电视台播出了令人意外的“接管宣言”：为了“确
保恢复宪法秩序，民主、人权和自由”，土耳其军队正式接管了政府，并在“控制”首都
安卡拉与伊斯坦堡后，向全国颁布宵禁与戒严命令。
换句话说，土耳其“又”政变了。
在声明中，起事的部队谴责现任政府“伊斯兰化、破坏土耳其政治坚守的世俗体系”，因
此身为“共和守护者”的土耳其军队，才会又一次地“挺身而出”，捍卫共和国的核心价
值；然而这数千名起义的部队，却未能控制住政府要人，并在政府军的反击下全面溃败，
让这场震惊全球的政变行动，于一夜之后旋告终结。
在过去，土耳其军人自诩“共和守护者”的传统，曾让军方在1960年、1971年、1980年、
1997年发动过数次以“接管秩序”、“维系世俗民主的共和国价值”为由的军事政变——
然而2016年的这一回，却是土耳其军人“守护共和”的第一次失败。
但土耳其军队的“政变传统”从何而来？他们是“好人”吗？他们口中心系的世俗政体与
民主人权，真的是土耳其军人代代奉行的精神信条吗？而假若他们“真的”是土耳其的守
护者，那为何又会在这次政变中彻底失败？
▎军人的政治典范：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
20世纪初期，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的崩解前夕，土耳其新制军队中，接受西式制度的年轻军
官与追寻共和的革命组织（像是著名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相互结合，并确认了以“军
人为中心”的反帝制路线。
然而这波躁动的新力量，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波动：当时在青年党人的判断下
，土耳其躁进地参战，并选择加入以德国为主的同盟国阵营，但也让英、法等协约国部队
得到了进军、瓜分土耳其的机会，然而随着“土耳其之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
ürk ）在1915年加里波利战役中阻止了协约国的进袭，成为国族英雄的他也接连于军事
、外交上节节胜利，并促成了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凯末尔的成功，同时建立了军方在现代土耳其的至高地位。在土耳其共和之初，凯末尔曾
明令军队不得参与政党活动，并透过《军事刑法》法典上的第148条，确认了“土耳其军
队必须在现有政治体系中保持中立”；然而，同一部法典中凯末尔却又埋下了但书，宣称
土耳其军队为“革命的前锋”，亦有在国家面临危急存亡之际，对政策领域作出回应的“
责任”。
根据1935年土耳其政府所制定的《军人内务服务法》（Army Internal Service Law）第
34条，土耳其军队受宪法责任，有“义务”保卫土耳其的国土及其共和制度。此等条文与
观念，也被凯末尔身后所留下的土耳其军方，解释为其介入政治圈的认证背书。
然而，凯末尔之所以将军方定位成“共和保卫者”，其实是藉重军事力量来担保自己在共
和国建立初期所推行“凯末尔主义”（Kemalism）。
凯末尔主义中曾提倡名为“六矢”的六大改革方针——共和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平民主
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这之中，虽然大多数的概念多认为土耳其军人对
于“世俗主义”的原则恪守最深；但事实上，土耳其军方与经济国家主义的牵连，却更因
为经济国有化而盘根错节。
▎军人与拼经济：国家命脉的盘根错节
登上国家领导位置的凯末尔，一心一意地想带领土耳其重返强国之列。于是，建立大型国
营企业、并以进口替代政策扶植国家工业化进程...等“标准”作法，也开启了共和时代
土耳其经济的现代化——然而当时凯末尔的雄心，却因一纸“国际条约”的限制而落空，
一战之后，土耳其与获胜的协约国列强先后于战场、谈判桌上交手之后，双方终于在1923
年签订《洛桑条约》，这项条约虽然确认了现代土耳其的疆域，但新的国境之内，原先在
鄂图曼帝国下居住于安那托利亚境内的130万希腊与东欧居民，却也展开了“返欧大迁移
”（其中包括许多都市商业阶级），同时也有40万名原本屯垦于希腊南方的土耳其人（主
要是农民），因为国土划分而匆促“归乡”。往来之间，土耳土耳其境内的人口与产业结
构，也因这波人力交换而陷入转型混乱。
此外，《洛桑条约》虽然保证了土耳其的独立，但土耳其对欧洲商品的关税自主权也受到
限制，而无法透过“高额关税”来阻挡欧陆商品的涌入，并导致了进口替代的政策难以落
实。虽然该则关税条款后来于1929年失效，但“大萧条”却紧接而来，即便关税屏障已迅
速下达，但仍让反应不及的土耳其工业受到重创。
这段时间的经济波荡，也促使土耳其政府以“稳定局面”、“控制波动”为由加大国有化
的规模，而作为国家中组织规模最大、最完整、同时也最具备稳定需求的军队，也就成为
了凯末尔经济政策中的骨干一环，因为除了现身稳定社会秩序外，其军需合约、军工投资
、军民合作...等途径，也成为经济国家化的重要调度途径。
凯末尔在1938年过世后，土耳其的现代化大业也转由他创立的“共和人民党”（CHP）所
继承，其一党执政的故事也一直到1950年代才迎来土耳其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再度于二战结束后陷入崩溃状态，而接替上台的“民主党”（DP）新
政府，为了摆脱国有化经济的发展与债务泥淖，也转向开放国营私有、鼓励民间投资的自
由经济路线；然而经济混乱期间的私有化政策，却引发了分配不公、独厚财团、牺牲弱势
的民意愤慨，但对于民间的反弹，民主党反而选择了限制结社与传播自由，并在50年代末
期引爆“土耳其独裁化”的疑虑，国家因此陷入一波接一波的朝野冲突...。
▎政变传统的起点：假的还政于民
1960年4月，在朝野冲突连锁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暴动与街头骚乱之后，坐不住的土耳其
军方终于以“担心国家分裂”为由在5月27日发动政变，领导行动的陆军司令古尔塞勒（
Cemal Gursel）将军接管了政府，并以煽动暴乱为罪由，处决了民主党籍的总理曼德列斯
（Adnan Menderes）。
1960年的军事政变，让土耳其军队对宪法的“责任”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从而直接开启了
“政变传统”的滥觞。
虽然在军方监督之下修宪的土耳其，隔年就举办了大选与公投，并恢复共和政府的正常运
作；不过吊诡的是，1961年的大选中被国会任命为总理、并再选为总统的，竟是前时领导
政变的古尔塞勒将军（其先已从军队中退役）。这种“旋转门”的做法，让军方的介入行
动看似有了俐落的收尾，但“还政于民”的同时，却又埋下了军政菁英之间“神圣而不可
分割”的互生关联。
古尔塞勒将军虽然让土耳其重回了稳定与宁静，但也透过政策手段，让土耳其军方做起了
生意。当时为了稳定经济，土耳其政府也在1961年以军队退抚基金成立了“OYAK”控股集
团，并从中建立起了极为庞大的企业控制网：从汽车、钢铁、建筑，到食品、巧克力，
OYAK持有范围包山包海，整个集团旗下至今汇集超过28万名员工，是土耳其境内最大型的
商业集团之一。
不过随着冷战局势的升温，以及欧亚边界的地缘政治问题，夹在美、苏之间，也让1960年
代土耳其国内的左右对立来到了新的高峰。社会上不同理念的冲突伴随着经济状况不稳，
也加大了贫富、劳资与社会阶级间的摩擦。到了1970年代，当年被军方抄家的民主党也已
透过改组，以全新的“正义党”（AP）重返执政舞台，然而与其60年代的激烈私有化政策
类似，卷土重来的正义党政府为了救经济而祭出的激进货币贬值政策，更进一步刺激了社
会的动荡——于是，1971年3月12日，土耳其军方透过参谋总长向正义党政府发出“最后
通牒”，迫使正义党改组内阁，并与在野党妥协。
▎军方快政变：众望所归的白色恐怖
1971年的政治介入，再一次树立了土耳其军方的政治威信。不过此后军方介入联合政府筹
组的影响却越陷越深，为了“稳定民心”，几名军方的退役将领，也在半安插、半推送的
情况下被拱上了土耳其总统的大位，但此时各种来自军方的“微调建议”虽然频繁，但对
于稳定政局、带动经济却没起到太多功效。
土耳其70年代的混乱开场，也随着国际情势的诡侷发展而更加失控：自60年代末期兴起的
伊斯兰主义政党，在70年代中期藉著国际上的新政治气氛与社会阶层的混乱而崛起，并透
过党派的整合，组成了全新的在野势力——“国家救赎党”（NSP）。
同时，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所导致的国际石油危机、1974年土耳其因主权问题入侵赛普勒
斯、1976西土耳其大地震、1978年美国为强迫土军撤出赛普勒斯而对土耳其实施禁运...
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由外而内地加深了土耳其社会的混乱。于是，“为了拯救国家秩序
”，土耳其军方在1980年9月12日发动了“不流血政变”，并由参谋总长埃夫伦将军（
Kenan Evren）自任为国家元首，土耳其自此进入为期三年的军政府时期。
虽然埃夫伦将军第一时间的政变“没有流血”，但随后军方却在国内展开大肃清，一口气
逮捕了14万人。同时，埃夫伦将军也成立了以军方为主的国安委员会，对于各级行政机关
、教育机构、以及政党团体发动“去政治化”的大清洗，并透过外科手术般地压制手段，
强行镇压了土耳其后，再依照60年政变模式发动修宪、选举，而军方推派的政变领袖埃夫
伦将军也与“学长”古尔塞勒将军一样，“众望所归”地在退役后再度被新政府推选为土
耳其总统。
1980年政变虽然让土耳其进入了白色恐怖时代，但这一“震撼疗法”却也让原本躁动的社
会“全面归零”。埃夫伦将军针对各个政党团体的“肃清”，虽然粗暴地瓦解了政党之间
的原本力量，但却没有因此“摧毁”政党政治，而残存的政党势力也在土耳其军方的监督
之下，重现了“社会所期待的”、温和氛围下的多党竞争。形式上的稳定一路延续到了90
年代，直到1994年的通膨风暴中，经济的失序才又让土耳其陷入了纷扰的老状况。
▎世纪末的政变：经济危机与厄多安
社会纷扰中，1996年土耳其大选再一次变天。强打信仰的美德福利党（RP），在国会中取
得了主导联合政府的多数席位，而从中监督的军方虽然对其伊斯兰色彩有所质疑，但当时
民心思变的社会气氛却不允许军方有所动作，同时军方在联合政府内所能影响的国会席次
，于数量或声势上也都足以制衡福利党，并确保军方的权威来源“凯末尔主意教条”不致
动摇。
只不过，刚上台的福利党于经济政策中还没有太多表现，就因外交与内政方向上的急进转
弯而让土耳其军方大吃一惊：福利党政府上任后，迳自突访遭受国际孤立的伊朗、利比亚
，让面对北约盟邦的土国军方立场尽失，同时福利党一连串的信仰政见与宗教政策，也让
军方感到威胁。
于是又一次地，土耳其军队在1997年发动政变，强行解散福利党内阁的同时，亦借由宪法
法庭宣布“福利党为违法政党”——只不过福利党并没有因此解散，当时福利党籍的伊斯
坦堡市长——雷杰普·塔伊普·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趁势崛起，并将福
利党的骨干重组为“正义与发展党”（以下使用简称AKP）至今。
厄多安后来率领AKP在2002年重返执政，一路制霸土耳其政坛14年至今。虽然这一路走来
，AKP时常被攻击为“用信仰动员选民”，但事实上AKP的支持骨干却是都市商业阶级跟财
团，泛伊斯兰色彩与AKP的崛起，倒没有太深刻的直接关系，因为土耳其军方与其支持的
传统政党在90年代末期一连串的“政治自爆”，各种政治混乱、贪污丑闻、以及最最重要
的——经济政策的失败——都已让这些传统凯末尔主义者的声势坠入谷底。
2000年11月土耳其爆发金融危机，然时任政府无力的货币政策却让市场信心高速崩盘，并
于隔年2月演变为全面崩溃的货币风暴——在2001年2月22日这天，土耳其汇市无量暴跌，
并在一日之间贬值超过30%，共和国的经济崩溃，最终土耳其也只好接受IMF与世界银行的
纾困介入，重整金融与货币政策之外，也加速了国营企业私有化，成功地推动了军方多度
反弹的自由化经济政策。
借由金融风暴的重创，以及厄多安在同时期间收割乱局、吸收个传统政党的分裂力量，重
新壮大了AKP夺回了政权。一开始，厄多安主导了“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战略统合计画，
并透过入欧谈判“与欧盟标准接轨”的契机，扩大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脚步。加入欧盟的
倡议发起，一方面扩张了土耳其的投资面，二方面也以此举保证了政府世俗、民主的制度
性承诺，三方面也能借由欧盟的改革条件为借口，进一步限制土耳其军人干政的权力传统
以及军费支出、军资投资等，从而削除军方对民选政府的威胁性。
▎翦除土耳其军人的羽翼
不过，或许是因为AKP的领袖厄多安曾亲身见识过军方对于政坛的影响力， 掌政之后的
AKP，为了翦除军方影响力也祭出“重点安排”——棍棒与胡萝卜政策。AKP主政初期，对
土耳其军方所颁出的利多“胡萝卜”，包括了保证不干涉OYAK的投资与获利，并透过“国
防自主”政策加强国内的军工投资。这些政策扩大了军方的“生意基础”，同时也与凯末
尔主义中的经济国家主义相符，因此相关的政策也得到将官们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然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土耳其专家库克（Steven A. Cook）却提出了一个悖论：库克认
为，国防自主的政策，为土耳其政府开启了一条“切割军部”的后门。在重要的军购、建
军方针上，过去土耳其军方总以“军事专业”来独断订单与方向，但现在却不得不服膺于
国防自主的大旗，并受民营企业、政府部门、文官系统层层监督与箝制，切割了传统军方
菁英原本所能掌握、分配的既得利益。
与此同时，厄多安政府又以“加入欧盟谈判”为由，推动更为强势的文人领军制度。与西
方民主国家相比，土耳其“形式”上虽是文人领军，但实质上军队在将领升迁、国防政策
规划上，却不受文官体系（国防部长）的约束——此一结果虽反映了土耳其军队对于国家
的历史地位，但不受文官监管、甚至多次发动政变的军队，也被欧盟当局视为是“对民主
制度的威胁”，因而在入欧谈判中被列入欧盟要求的重点改革条目。
于是，在厄多安政府带领土耳其经济重起、国内支持度持续上升的同时，军方内部的传统
结构也被分化、切割：土耳其新的军工复合结构，让AKP政府能够透过采购、研发与军民
合作，在军中遴选出另一批新的利益阶级；来自欧盟所要求的文官领导诉求，也成为当局
介入军部人事的堂皇理由。
然而来自AKP政府的介入，并非没有引起军方的反弹。
▎行动代号：重锤
土耳其军方与AKP政府的冲突，在2011年正式爆发。
2011年土耳其自由派的《立场报》（Taraf）独家披露了军方的“政变计划”。报导指出
，在AKP政府上任没多久后，军方就在2003年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提出过行动代号“重
锤”（Balyoz）的政变计划。
《立场报》表示，当时军方的计画是在伊斯坦堡引爆炸弹、炸毁两座清真寺，再安排一架
土耳其战机在爱琴海“被希腊击落”，并借此同步造成国家的混乱后，再用“紧急状态”
与“恢复秩序”为由，挥兵接管政府。
媒体关于“重锤行动”的报导让土耳其舆论一片譁然，“大表震怒”的AKP政府更顺势对
军方展开肃清，但错愕的军方与国会却反称《立场报》的报导“子虚乌有”，参谋总长与
陆、海、空军司令更联合辞官，以表达对这一“冤狱事件”的愤怒。
重锤行动在随后几年间，也成为土耳其官方整肃军队的理由。三军之中，数百名将官遭到
调查，其中包含17名高阶将领在内，更有200多名军官遭到叛国罪起诉。与此同时，另一
波审查中的犯罪调查案，指控军方内部与极右翼秘密社团“额尔古纳坤”（Ergenekon）
相互勾结。
“额尔古纳坤”一名其实是土耳其神话中，位于阿尔泰山脉深处的突厥族诞生之地。但这
一名称，后来却被借代为极端突厥民族主义者，经营跨国犯罪网络的秘密社团。在过去，
土耳其政府、情报局、军队（甚至是美国中情局），都曾透过与这一地下社团的合作，经
营毒品特许、军火私售、以及政治谋杀等行动，包括民间异议人士、库德族领袖，都曾是
这个社团网络的枪下冤魂。
“额尔古纳坤”与“重锤政变”的调查案，让土耳其政府得到了肃清军官团的借口，但调
查过程中却也屡出争议——像是当初揭发政变阴谋的《立场报》就被认为是“葛兰运动”
（Gülen movement）的同情者；而额尔古纳坤案则传出检调内部的葛兰从众，在其精神
领袖法图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的指使下，才会配合当时的盟友厄多安“捏造报
导”，以对1997年政变中放逐他的土耳其军队发起政治报复。
然而这时被认为是“厄多安打手”的葛伦运动日后却与AKP决裂，并在2016年“715政变案
”中，成为指使军队变节的“叛国者”。
▎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军方的第一次失败政变
即便在2011年之后，厄多安执政下的土耳其，不但离欧盟入籍越来越远，同时社会也越趋
保守，推行十年的私有化政策加大了社会贫富与财团实力，并诱发了诸如2013年伊斯坦堡
盖齐公园抗争运动（Gezi Park protests）等大规模的冲突事件，但接连的清算调查已让
土耳其的军官团元气尽失，从而无法如同“往日”一般，对社会现象发起“越界回应”。
除此之外，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原本拟定的“零冲突外交”（Zero-Problem
policy）也彻底转向，厄多安政府借由对埃及、叙利亚等国的外交、甚至军事介入，拉着
土耳其走入了中东的乱局战火之前，除了难民、战争、恐怖份子之外，原本的库德问题和
平谈判也在2015年全面破局。
此一时彼一时，区域失控也让一度没有了舞台的土耳其军人再一次重新走上了政治舞台。
当初各种清算调查，也成为了“误会”，而与厄多安因政治路线分歧而决裂的葛兰运动，
就成了替厄多安背黑锅的不二人选。
但正当土耳其陷入战乱、军方重新回到国家中心舞台之际，2016年7月15日的政变，却又
让这场乱局再一次出现戏剧化转折——因为土耳其军人政变并不稀奇，但这一次，却是他
们的第一次失败。
这场仅维持一个晚上的政变行动，不仅未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住政府首脑（总统与总理本人
），匆促起事的部队也没有号召起任何来自高阶将领团、政治领袖的响应。最终，这场被
土耳其政府定调为“少数军中派系的叛变”，就在全国造成290余人死亡之后，旋遭政府
军与警察联手镇压。
715政变让土耳其再度掀起一波大肃清，48小时之内已有超过6,000名嫌疑人遭到拘捕，成
功度过挑战的厄多安也重新凝聚声势，成为街头上万民拥戴的真正“共和守护者”。
与过往的政变不同，715事件中，包括土耳其的反对党、曾经因抨击AKP而与政府对干的媒
体界，都在第一时间跳出来谴责政变，并站在宿敌厄多安的一边。此一大团结的气氛让纷
乱的土耳其瞬时凝聚，但枪口一致对外的同时，军方的形象却也使无前例地被逆转为“全
民公敌”。
事件落幕后，与厄多安支持者们在街头上高唱的爱国情绪相比，在冲突中被炸毁的国会大
厦、在街头被遗弃的坦克与满地的装备、在镜头前一个又一个“代替军人”向社会大众道
歉的高阶将领、在伊斯坦堡跨海大桥上高举双手投降的政变兵部队、在地上跪倒被民众围
殴而懊恼痛哭的士兵——政变结束后的种种画面，反复地投射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并象征
著土耳其军方昔日的“共和守护者”形象与威信神话，已在这一起失败的政变中彻底幻灭
。
当凯末尔所留下来的忧国骑士们，成为了攻击民主的失败暴徒后，土耳其国内关于军方强
行介入“纠举政治”的政变传统，也就一并丧失了社会认同的政治高度。而这一场始于阿
塔图克的军人政治时代，或也将在土耳其士兵懊恼的眼泪里，画下最为难堪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