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与创新并存：新自由主义下的韩国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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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仁川，你会想起什么？对国际关系或韩战历史有兴趣的，或许听过麦克阿瑟将军那可
歌可泣的“仁川登陆”；但对于大多数当代的台湾人而言，讲起“仁川”这个名字，想起
的大概多半是机场了。
的确，自从1883年开港以来，仁川便以韩国首都圈的门面姿态屹立于世。尽管从2014年货
柜进出的数量来看，仁川港只是韩国第二大港，仅处理全国9.4%的货柜量，远远落后于釜
山港的75.3%，但自从仁川国际机场于2001年落成之后，仁川便仰仗着临近首都首尔的优
势，以航空枢纽的地位，一举跃为韩国最重要的门户。仁川，对于美军和观光客而言，从
上个世纪以来，就一直都是踏上韩国土地的起点。
仁川作为对外界面的开放特性，与韩国予人内向、排外的刻板印象相左，也连带形塑了仁
川市的发展策略和都市特性。凭借港口带来的地利，仁川在战后拥有优越的工业区位；韩
国小说家吴贞熙以仁川为背景的小说《中国城》里，仁川港边充满了工业意象：码头被运
送煤炭的火车铁轨盘踞著，面粉工厂、煤油公司则在一旁，浸在北风挟带而来的煤尘之中
。直到现在，在光鲜亮丽的首尔相衬之下，仁川都还是显得像只丑小鸭一般。
然而，1997年如瘟疫般于东亚扩散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构重整，串接上了仁川
的门户区位，开始为仁川的都市地景带来了许多变化。其中，今日成为观光景点的“仁川
中国城”，以及当红节目《我的超人爸爸》里，大韩民国万岁三胞胎兄弟一家人居住的“
松岛国际都市”，在许多意义上，都可以被视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物。
首先，我们必须简单回顾1997年之前，韩国的发展型国家政策与财阀经济。长期以来，韩
国由国家政策带动经济发展、以财政税收补贴扶植特定企业与财阀的做法，在1997年金融
风暴之前，让企业抱持着“市场收益有政府保证”、“国家能帮助企业抵抗危机”的幻觉
；而1990年代西方国家的低利率环境，则使得资金流向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
上述这些条件，都让韩国央行持续将大量资金借给体质不佳的企业，造成国际经常帐的赤
字。此外，1990年代开始逐渐松绑的韩国金融市场，则引进了更多外资，让赤字的问题进
一步恶化。更糟糕的是，身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的邻国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即陷入景气
低迷，冲击韩国出口额，进一步加剧韩国经常帐的赤字危机。
由经常帐赤字引发的债务与国家信用危机，最终在美元升值时爆发开来。首先，与美元汇
率挂钩的韩元跟着美元升值，使得韩国的出口竞争力下滑；结合原有的经常帐赤字，国际
市场对于韩国经济的信心几近瓦解，导致外资纷纷出逃、抛出手中持有的韩元资产，并为
韩国央行带来极大的压力，最终只能放手让韩元狂贬。这场跨国的连锁风暴，让韩国的债
务问题最后演变成全面性的金融危机。
在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之下，韩国一并接受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结构重整计划，包含
开放投资环境、消除贸易壁垒、解除汇率管制等。大幅贬值后的韩国资产，以及更为开放
的投资环境，都让韩国进一步成为西方资本积累的核心国家，于积累过程中进行地理扩张
的去处。
此外，金融危机在韩国造成的高失业率，让以生产和消费组成的资本回路面临瓶颈。此时
，由政府主导的一系列开发计划，便企图将资金投资于旧城区的更新与新城区的开发之中
，藉以刺激生产与消费，进一步提振国内经济。仁川中国城，便在这个时空脉络之下粉墨
登场。
位于仁川港边的中国城，早于十九世纪末即因国际形势，以及其港口区位，成为华商聚集
之地。然而，货柜的发明，使得港口开始不再仰赖码头搬运工、因而得以迁离市区，从而
造成了旧港口周边的快速没落；再加上战后韩国政府对华侨实施歧视性政策，限制华侨持
有资产及教育的权利，导致大量华侨离开韩国，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城的空洞化。
1997年金融危机过后，韩国政府看见后现代的观光发展浪潮，以及中国逐渐崛起的事实，
便将脑筋动到了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的仁川中国城上，企图将其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的“族裔
空间”。因此，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城重建计划从2004年开始启动，除了以具有族裔文化本
真性、特殊性的空间招揽观光客之外，也被打造为吸引中国资金的前哨站。
此外，攸关仁川中国城能否顺利“复兴”的华侨政策，也在金融危机之后有了重大改革。
1998年，韩国政府宣布解除外国人持有土地的限制；2002年，针对华侨发放的永久居留证
也开始发行；2005年，韩国政府甚至尝试赋予华侨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这些在政治上
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赋权政策，实际上，应该被放在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脉络中看待。
然而，仁川中国城崭新亮丽的表象下，仍然隐藏着新的排除。数十年来的歧视政策，使得
许多原本由中国人经营的老字号餐厅，在纠纷与官司之后，早就易手改由韩国人经营。中
国城重建后，区内的房地产则被来自中国的境外资金收购，推高房价；而官方片段截取“
炸酱面”作为中国城的行销卖点，也进一步收窄了中国城的经营业态，并强化了韩国社会
对华侨的主流刻板印象。
此外，韩国政府终究也难以抵挡“旧华侨”不断外移、被“新华侨”取代的趋势。这些“
旧华侨”，指的是十九世纪末就来此的华商后代，他们于韩战后被赋予中华民国籍；新华
侨，则是持有中华人民共国护照，在中韩建交之后才陆续抵韩的新移民。根据韩国法务部
移民局的数据，从2002年至2006年，在韩的“旧华侨”人数缓步萎缩了2%；相较之下，同
个时期的在韩“新华侨”人数则大幅成长了约150%左右，比起“旧华侨”人口数足足多了
三倍以上。
有趣的是，与仁川中国城相关的文史资料或观光资讯，仍然偏重“旧华侨”的历史，而几
乎看不见新华侨的故事。这或许与仁川中国城的重建意图不无关系：为了吸引观光客、增
强中国城的“文化地租”与本真性，移民史纵深较长的旧华侨，其集体记忆与生命故事，
无疑是比新华侨更有话题性、“更值钱”的历史文本。
与中国城相呼应的，则是位于仁川市南端海滨，在填海区上兴建的“松岛国际都市”。松
岛国际都市计划始自2002年，并于2005年动工，与仁川中国城计划为同一时期的政策；作
为“仁川自由经济区”的一环，松岛国际都市投入35亿美元，股东分别由一间美国不动产
家族企业Gale Internatinal（持有61％）、韩国浦项综合制铁株式会社（Posco，持有
30%），以及美国的摩根史坦利不动产（Morgan Stanley Real Estate，持有9%）组成。
松岛国际都市由国家主导，企图创造韩国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吸引外资与跨国企业、国际
学校进驻；外国投资者在此不但获得各种租税减免，还可以完全持有土地的所有权。
松岛国际都市以“绿色、低碳、永续发展”作为号召，整座城市皆获得“美国绿建筑协会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的“能源与环境先导设计”（LEED）认证，并以国
际知名建筑地标如威尼斯运河，营造松岛面向全球的空间意象。完工后，占地6平方公里
的松岛国际都市将提供35,000,000平方米的公寓住宅，以及929,000平方米的零售空间，
并以金融、国际商务、国际学校和医疗设施作为产业发展重点。
除了中国城与松岛国际都市这两个节点，韩国政府亦投入巨资在海上兴建长达12.3公里的
“仁川大桥”，连结仁川国际机场与松岛国际都市，使新开发的城市，得以便利迅速与世
界其他城市来往，坐收时空压缩的利基。此外，2009年仁川地铁一号线通往松岛国际都市
的南延段通车，成为进入松岛国际都市公共交通动脉；2016年则有“水仁线”通车，让中
国城所在的地区，除了既有的韩国国铁、首尔地铁一号线之外，也有向南通往松岛国际都
市方向的交通路线。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最有名的“空间修补”（spatial fix）
概念，曾经将空间视野引入马克思的理论，从而看见了在生产过剩所造成的资本积累危机
之中（亦即哈维所称的“第一回路”），空间如何成为调节危机的“第二回路”。在此，
兼具门户区位、外来族裔历史资产的仁川，便成为了两种“空间修补”的交会点。
其中，1997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仁川中国城、松岛国际都市带来了相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论述，成为外国资本进行地理扩张（首先是美国等资本核心国家，后来是中国）的目的地
；而大规模的中国城街区改造、全新的现代都市计划与基础建设，则以钢筋、水泥和土地
，则又为那些在制造业中无利可图的资金，开拓了新的回路与去处。
于是，“守旧”的仁川中国城，以及“创新”的松岛国际都市，两者就表象上来看虽然南
辕北辙，但在全球资本流动的脉络之中，其空间生产背后的逻辑与成因，却有着惊人的相
似之处，同时也都是回应在地与国际经济危机的政策产物。
再进一步看，韩国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体现在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两个面向
，两者相互呼应。就文化政策来说，“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正确，不但是中国城复兴、
积极面向全球化的论述核心，也以文化观光为策略，找到了更具弹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此
外，韩国在经济与贸易政策上的具体表现，则造成了国家管制的松绑，以及对外国资本更
开放的投资环境。在此，多元主义的文化治理，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嫁接，透过中国
城改造和松岛国际都市的催生，以市镇开发和房地产修补经济危机。
然而，迪士尼化的仁川中国城，尽管吸引了中国资金，却被不少观光客讥为过度虚假、没
有活力，甚至除了大同小异的炸酱面餐馆之外，别无特色。新的松岛国际都市，在成为全
世界最昂贵的造市计划之一后，也面临着后续外资吸引动能不足的隐忧。终究，这些以族
裔空间、多元文化、绿色永续、自由开放作召唤的地方，作为游移资本的避风港，在不久
的将来，是否无可避免会成为下一波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