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不相信死刑？“战斗民族”的废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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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世界中被众网友“尊称”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时常被连结以威猛、骠悍、
霸气、不怕死到夸张...等现代想像，而要能治理“战斗民族”的“战斗政府俄罗斯”，
亦常与高压集权、铁腕、“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等形容词相挂勾，仿佛除了严刑峻法、杀
鸡儆猴之外，再没有手段能统治这世界上最庞大国家。
但这样的想像，或许和事实有些出入——特别是在严刑峻法中，关于“死刑”的这个部份
——俄罗斯政府的选择，或许与众内容农场中“战斗民族”的宣传不太一样。
早于18世纪，在沙皇伊莉莎白（1709-1762）的坚持下，俄罗斯曾短暂成为了欧洲第一个
“拒绝死刑”的国度；而自1996年开始，俄罗斯政府更借由总统命令冻结了全国死刑的执
行，而全联邦亦在1999年全面成为了“实质的废死国家”（Abolitionist de facto）。
是不是哪里出了错，为何闻名全球的“战斗民族”却一反想像地，站在“废死”的那一方
？
▎死刑为工具：“恐怖伊凡”与彼得大帝
对于俄罗斯——或者是苏联——的集权想像，或许与其民族文化有所相关，在如今的总统
普丁之前，以霸者之姿君临“Mother Russia”的还有史达林、凯萨琳大帝、彼得大帝等
等精于权术的领导人；然而，真正用“恐怖”来统治人民的始祖，或许仍得追溯到俄罗斯
的开创元勋伊凡四世（1530-1584）——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恐怖伊凡”。
与其他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俄罗斯当时也有着许多关于“死刑”的施行方式，从俐落
的绞刑到千奇百怪的痛苦凌迟，依不同的罪刑而有不同的作法。而依赖恐怖政治统领一帮
俄罗斯贵族的恐怖伊凡，对于“发明”死刑更是别有热衷：他曾把批上熊皮的犯人，扔进
猎犬圈之中，任凭被激怒的斗犬将其活活咬死；也曾把触怒他的僧侣们，绑在火药桶上处
刑引爆，并称火药炸得越高“这些家伙就能越快见到他们的上帝”。
恐怖伊凡的残忍手段，除了个性的解释外，其身为沙皇的统治者身份也成为驱动这种死刑
风格的必然。史丹佛历史系的教授柯曼（Nancy Kollmann）就认为，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其
境内的地区、文化与宗教习俗皆不尽相同，在大多状况之下，一般的死刑多由地方的领主
或宗教领袖所断定，受交通科技与政治权力所限，当时的沙皇其实难已影响。而恐怖伊凡
之所以强调自己的“残忍”，其貌似野蛮的政治语言，或许也被视为与其臣属“沟通权威
”的一种统治方式。
当时被处死的人，尸身常被曝于公众以儆效尤，但到了17世纪，开创罗曼诺夫王朝的颠峰
的彼得大帝（1672-1725），在积极向西欧各国取经、欧化的同时，除了从荷兰留学带回
了造船的先进技术之外，亦将当时西欧流行的“公开死刑”给带回了俄罗斯。
作为俄罗斯中央集权的第一人，彼得大帝虽然在科技与军略上开创了帝国盛世，但他对于
死刑“严刑峻法”的坚持却执著得吓人，引进公开行刑的他，据称很喜欢“观赏”、甚至
亲自动手处决的过程——像是在1698年镇压禁卫的“射击军”叛乱后，彼得与他的亲信们
甚至自己下手，参与莫斯科广场上的大规模行刑。
日后，彼得大帝甚至还以叛国罪而欲公开处决与自己长期不和的亲生儿子，王储阿列克谢
．彼得罗维奇（1690-1718）——只不过还没等到公开处决，这名体弱的王储就已被父亲
所下达的鞭刑惩罚给活活鞭死。
▎18世纪：全欧洲第一个拒绝死刑的政府
彼得大帝对于亲族的铁面选择，也让身后的继承落入旁系之手，直到彼得大帝死后16年后
，自己的亲生三女——伊莉莎白．彼得罗芙娜——才再透过宫廷政变，罢黜年仅一岁的亲
戚伊凡六世。但登基成为沙皇的伊莉莎白，却不像父亲一样的坚持死刑，相反地，在掌权
之后，笃信上帝的她即大力推动死刑的废除。
1741年成为沙皇的伊莉莎白，在1744年即公布了皇室诏书，要求俄罗斯全境所有的死刑判
决，都需要经过沙皇本人的签字同意——伊莉莎白的命令，同等于对帝国全境下达“死刑
延迟令”，只要沙皇本人不允许，谁都不准处决死囚。但沙皇的命令却让到贵族与各地治
安官、宗教领袖感到“治安权威遭受挑战”而强烈反对，举国严刑却又不执行死刑的状况
，亦让各地监狱爆满，而各地一一而起的叛国与造反阴谋，亦让伊莉莎白的命令未能彻地
执行。
最终，在乱局中逐渐巩固统治权威的伊莉莎白，终于在1753年4月9日完成与贵族的妥协：
除了叛国者之外，死刑判决一律废除，所有民间的重刑犯一律改处无期徒刑或苦役。此一
决定一出，也让俄罗斯走在西欧之前，成为欧洲第一个拒绝死刑的国家。
不过俄罗斯的“废死”却是短暂的，在伊莉莎白于1761年驾崩之后，俄罗斯也逐步恢复了
死刑——只不过比较“人道”一些，从狗斗、绑炸药桶，“进步”到只剩枪决与绞刑（较
为严重，因为得公开处决并曝尸示众）。
到了19世纪下半，由于国内经济与社会秩序的逐渐崩解，加上几次冲突中沙皇皇权的衰退
，一波接一波的农民起义与暴动也让作为社会威吓手段的俄国死刑，处决频率越来越高。
到了日俄战争、俄军惨败之后，失控的暴动也让俄国政府在1905至1908年间大批地处决了
超过2,200名的叛乱死刑犯——只不过，这一切都无法阻止民怨与国家的崩解，1917年二
月革命爆发、沙皇尼古拉二世逊位，俄罗斯与它的死刑于是走入了另一新的时代。
▎从苏联到俄罗斯：为何如今的俄国，再次拒绝了死刑？
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沙皇退位，接任的临时政府随后在1917年10月与布尔什维克达成了
共识，宣布废除“俄罗斯境内的所有死刑”；但同年11月7日，发生了“伟大的十月社会
主义革命”（就是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推翻了临时政府自行掌权，而俄罗斯红白内战
也随之爆发。
内战之中，布尔什维克很快地以“社会主义陷入空前危机”为由，扬弃了先前的废死决议
，并授权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也就是恶名昭彰的特务机关“契卡”（日后改组的KGB）
——用尽一切手段“铲除革命之敌”。甫退位的尼古拉二世与罗曼诺夫王室一族，也就在
这波清洗中，未经审判而遭秘密处决。
此后的苏联，历经了一波又一波的肃清，大批“反动份子”或是就此消失、或是遭到枪毙
。但苏联官方与其下层层架屋的各集委员会，却仍在官僚体系中继续“讨论废死”，在
1920-40年代，更多次反复下达废死命令却又马上反悔推翻，而多沦为空口白话又短命的
“纸上废死”。这样矛盾的举动，反映出了苏联一方面希望能向世界传达出“共产党的‘
进步’形象”；但另一方面却又有实实在在的内部统治需求，得让震慑社会的死刑持续存
在。
苏联对死刑的反复表态，在1949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更展现出了“苏联式”的矛盾极致：
当时苏联代表团在史达林的授意下，竟向大会提出“全球废死”的提议；但这一倡议即便
在苏联自己境内也未曾全面实行，提案在联合国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苏联政府随后仍持续以“暂时、过度性的社会教化需求”，对内解释为何死刑还是得继续
存在，但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究竟多少俄罗斯死囚被处决？谁被处决？为什么被处
决？每年官方提供的数据却仍不见透明。
后来苏联在戈巴契夫的见证之下走入历史，俄罗斯也脱离共产的统治进入到了另一个混乱
的新时代。当时的俄罗斯处在一个社会与经济的转型关卡，沿袭自80年代末期苏联经济的
崩溃、以及90年代开放后资本主义的掠夺式入侵，各种冲击都让俄国社会陷入了结构性的
低迷与末世情绪——国内的治安，也在这段期间，出现了诸多骇人听闻凶杀命案。
90年代初期，俄国社会混乱，但国家转型中欠缺资源的警力也无力维持治安。此时，俄罗
斯境内出现了数起“连环杀人魔”事件，像是以分尸儿童闻名的“罗斯托夫屠夫”奇卡提
洛（Andrei Chikatilo），或者是连续对男童犯下性虐、分尸、甚至食人的“渔夫”哥洛
夫钦（Sergey Golovkin）都以令人作呕的手法，谋杀了数十名受害者而震惊社会。
但当民间义愤填膺的同时，汲汲营营企图维持俄国经济“开放”的总统叶尔钦，对“死刑
的维持”却有别的考量。当时的叶尔钦，为了加入“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
，并非欧盟理事会）以争取更多的政经协助，于是在1996年5月宣布了总统命令，以为了
配合欧洲理事会成立的“废死章程”为由，冻结了俄罗斯全境的死刑执行——这项命令在
同年生效，而当年8月被枪毙处死的“渔夫”也成为俄罗斯目前最后一位伏法的死刑犯。
叶尔钦所颁布的总统命令，在一片混乱的俄罗斯境内得到了普遍的遵行——除了车臣共和
国之外——但即便是车臣，也在1999年同意了“冻结死刑”的命令，联邦全境自此维持了
“实质废死”直到今日。
▎“强人”普丁：死刑有够蠢！
随着时局的逐渐稳定，俄罗斯也改朝换代、自2000年进入了普丁总统的掌政期。但状况安
定下来后，民间对于治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杀人偿命”、“解冻死刑”的声浪更
成为政坛与民间的诉求焦点。
在2000年普丁上任之初，俄罗斯境内约有8成的民众赞成“立即恢复死刑”，此时的俄罗
斯亦先后历经了第二次车臣战争、2001年莫斯科歌剧院胁持事件、2004年贝斯兰人质危机
，大众对于“恐怖份子”的愤恨与恐惧，更是超过了90年代诸多杀人魔，因此政界“不全
面恢复死刑，也至少该处死恐怖分子”的意见，自此也屡见不歇，甚至俄国杜马（国会）
在2015年年初还有党团高喊要发起议案，推翻叶尔钦的冻死命令。
至今，虽然民间对于恢复死刑的态度不如过往强烈，但仍有6成的俄国民众支持死刑：其
中又有6成认为“杀人者理应偿命”，4成则认为“强暴犯也该一并处决”。民间对于“死
刑能有效吓阻犯罪率”一事坚定不移，甚至连俄国的内政部长也曾于2015年的采访中“个
人表态”支持恢复死刑。
但在死刑存废的议题上，被西方媒体称为“善于操弄民气”的“强人总统”普丁，这次却
站在了俄罗斯民意的对立面。自2000年掌权以来，普丁的反死刑立场一路走来可是相当坚
定，他不仅曾多次表态“不可能解冻死刑”，俄国政府还更多次呼吁邻近的白俄罗斯（欧
洲最后一个死刑国家）应该慎重考虑废死。而普丁本人对于民间的愤恨与疑虑，甚至亲自
挑明地说：
用死刑来吓阻犯罪的想法....真是愚蠢至极！
普丁认为，杜马内太多不负责任的政客“为了几％的民调”就嚷嚷着要恢复死刑，但这一
作法不仅“铲除不了社会邪恶的根基”，更有违政府一贯的立场（例如继承苏维埃时代的
废死“精神”，以及与欧洲理事会、联合国之间协约的国际承诺...），同时：
国家的公权力，可不是用于“复仇”的工具。
但即便普丁话说得如此如此明白，死刑议题却仍如同你我熟悉的状况一样，一而再、再而
三地成为民间、杜马、甚至联邦各个共和国内的争执无尽的话题。像是公认的“普丁好友
”、车臣共和国的卡德罗夫总统（Ramzan Kadyrov），就多次对着“麻吉”义愤喊话。
卡德罗夫认为，留恐怖份子一条命根本“毫无教化功能”，这些高风险份子甚至还是劫狱
的高风险目标，车臣政府不仅要时时担心“纵虎归山”，大笔的安全与狱政资源还得被这
些入狱的恐怖份子消耗殆尽，更别提在监狱里受刑人之间的“相互传教”也容易成为恐怖
组织的扩散网络——与其这样，不如恢复死刑，“杀一杀”还比较痛快。
卡德罗夫的话，或真有其道理，但普丁于此仅透过发言人反问：除了制造更多“烈士宣传
”之外，枪毙自杀炸弹客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恐怖份子的针对性死刑恢复，迄今也持续被
普丁与俄罗斯政府封杀于正式的讨论之外。
那么普丁是真心废死吗？就像他怀疑国际人权组织一般，国际人权组织对俄国的“实质废
死”也存在许多疑虑——就像上个世纪的苏联宣传一样，或者是伊莉莎白．彼得罗芙娜身
后一样——冻结的死刑，在制度上仍是死刑，依旧有解冻、或是重启制度结构的可能一天
。
但无论如何，自1996年到今天，“战斗民族”眼下仍恪守了自己许下的诺言，仍还站在了
拒绝死刑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