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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革命的沉默代价：李登辉留给我们这世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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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登辉先生逝世后，国内外的政要、媒体单位陆续发文悼念台湾现代史当中如此重要的
一位角色。亦有不少纪念文稿多次强调李登辉先生在蒋经国之后接手总统一职，经由“宁
静革命”的过程，为长期受到威权统治的台湾社会带来民主与自由。
然而，我等1990年后出生的世代，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未对这段剧烈的社会变迁有所体验，
更别说对于“李总统”当时面对的局势有什么深刻的理解。在学龄之后，李登辉便已经是
台湾团结联盟的“阿辉伯”，会出现在电视上的造势转播。而推动民主化、发表两国论的
“李总统”，只出现在历史课的教科书与考题中。
谈到课本，各界特别赞赏李登辉的其中一部分，便是李总统时期的教育部在1993年陆续推
出了“认识台湾”与“乡土教学活动”的课程。到了1999年还通过“一纲多本”，将撰写
教科书的权力从垄断的国立编译馆释出给不同的出版社。这些措施被视为中华民国政权已
经松动奉为圭臬的中国民族主义，开始进行本土化的工程。
这些观点虽然将教学内容的本土化归功于李总统，但早在解严后，推动乡土教学的力量已
经势不可挡。1989年的县市长选举结果，民进党首度取得六个县市的执政权，便将乡土教
育、母语教学的课程排入教学现场。这段中央与地方不同调的时期当然引起了连续几年的
辩论，到了1993年，已然成形的强大舆论压力才令教育部愿意开始规划“认识台湾”的系
列课程。由是可见，李登辉虽然擅长借力使力，但就如同1990年之前各方社运、学运力量
率先跳出来抗议万年国会的情势一样，李总统的力量绝非凭空而来，而是有赖整个台湾社
会共同引领前行。
当然，教材的本土化也不是一则已经完结的童话故事。对于实际上接触这些课程与教材的
学生来说，无论中国还是台湾，都是考试作业的一部分而已。甚至在我辈就读高中的时期
，有些历史科老师仍会为了训练学生获取高分的考量，推荐学生“参考”国编版时期的历
史课本，毕竟“这题会考”才是教室里最实际的事情。书上那些文字之于大多数学生，仅
有换取分数的功利关系。课纲迈向本土化的改变，确实减少了中国在学生脑海中的比例，
但很难说就此提高了台湾的重要性。这种“对我有好处的资讯才算知识”的环境，是机会
主义性格的培养皿。对在地化、民主深化的工程来说，仍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课题。
我们这一代的台湾认同，反倒是国民党再次执政后才有更具体的认识。扎根于台湾的中华
民国政权，虽然历经本土化、开放民主选举，也实现了政党轮替。但马政府上任后对内加
剧开发主义、对外与中国拉近距离，令我们在危机中意识到威权时期残留的政策工具，并
未随着民主化而全面解体；当年囿限于中国民族主义法统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也成
了中国因素日后介入台湾社会的空隙。只要这栋巨大的违建尚未拆除，党国依然想伺机回
到过去。针对政权进行全面的转型正义，落实国家的正常化工程，是我们这个世代最重要
的课题之一。
若仔细检视李登辉对当前推动转型正义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民主转型经常伴随着流
血冲突，李登辉所引领的“宁静革命”无疑是威权国家转型的典范。不过这也同样需要付
出代价，而且遗绪至今才逐渐发酵。 吴乃德（2006）、陈翠莲（2008）皆指出，李登辉
执政时期对于转型正义并没有太多重视，其因即是李登辉是民主转型的引领者外，亦同时
身兼威权政党的领导者，致使李登辉在面对自身经历以及国民党的历史时，大多采取避重
就轻的态度。
与课纲本土化、取消万年国会的情势相似。李总统主政时，推行转型正义的进程大多依循
著民间的倡议而行，本身缺乏主动性。虽然筹组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设立二二八纪念碑
并公开致歉，也“补偿”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受难者。但李登辉却也受到自己身处的党国机
器所限，一面告诉大家“眼睛要看前面，不要看后面”，同时缅怀“开明专制的”独裁者
蒋经国，将转型正义的层次停留在补偿受害者之上。李登辉及国民党一再强调“仇恨怨怼
只会加深伤痛”，将提起二二八、白色恐怖等同于撕裂社会，其结果即是转型正义的迟滞
，尤其在历史正义向度的缺乏。当如今要重新谈起转型正义时，则又因历史认识的不足，
以及李登辉当年将转型正义工程“打折”的作为，而必须不断面对“政府不是道歉、补偿
过了”的质疑，也给了柯文哲这种机会主义政客“管它过去做什么”的逃避空间。
李登辉一部分受制于统治初期权力不稳、另一部分则是为巩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
体制，必须以延续国民党的政权为前提，而难以对过去的历史深究。导致政府不仅没有对
加害者进行追究，对党产问题以及历史真相的问题也都显得消极。即便到统治相对稳定的
晚期，李登辉亦无更积极地挑战过往的利益结构，而这些都成了我们在今日需要重新面对
且更加艰困的问题。
包含美丽岛、二二八事件的档案征集，也迟至陈水扁上任后才展开。惟其统治基础亦不稳
固，转型正义的推行相对不易，遑论其后马英九的继任导致工作停滞。直至蔡英文上任后
才成立促转会、党产会等机构，专职处理转型正义的问题。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当事人
离去、证据流失、组织重整，都使得更进一步的追溯更为困难。关于李登辉任内发生的政
治监控及独台会案等政治案件，李登辉更从未明讲这些事情如何发生，而留给后世诸多疑
问。
在众声喧哗的社运年代，李登辉引导的宁静革命其实是面对历史的选择性沉默。在转型正
义工程与时间赛跑的同时，几经打折的革命，也为党国体制争取了苟延残喘的时间，近乎
错失转型正义的最佳时机。
李登辉肯定是推进台湾社会民主化的重要角色，若要真诚地纪念他带来的影响，也势必要
面对并超越他受限于时代与体制所做过的妥协。其晚年的政治转向，为何恰巧对立于其任
内作为，形成“党国机器里步步为营的李总统”、“一起在街头牵手护台湾的阿辉伯”两
种迥异性格。如果未能体认到李登辉在任内基于政治现实而不断妥协的现实，反而会忽略
那些他未能完成的工作。一旦将民主先生追捧为民主领袖、以为改革工作已经在他手上完
成，甚至会出现“台湾太过民主”的后遗症。
理解并克服宁静革命背后的沉默代价，也是李登辉留给我们解决的课题。仍需要不懈的共
同努力，才能继续百年来无数人接力追求的事业：台湾人要知道自己是谁、台湾人要做自
己的主人。
4.附注、心得、想法︰
分期付款
最后终究是要多付出一大堆利息
不如趁此
早日还清
及早无债一身轻
最理想的方法就是一鼓作气
扫除社会一切威权时代遗留政策法令与人物
协助移民对岸陪他们念兹在兹的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