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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棫／看见戒严巨灵：党国体制是怎么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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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7月15日，30多年前，中华民国政府解除“台湾省戒严令”，结束了长达38年的戒
严。而其中的“党国体制”，是戒严时期的巨灵，也是奠定威权统治的首要基础。
旧《陆海空军刑法》第16条规定：“背叛‘党国’聚众暴动者，依左列各款处断为‘
逆党’宣传，阴谋煽惑民众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法条中的用词意味着，
除非这里的“党”像国歌争议中，一样解释成“我们”，不然2001年修法前，理应为国家
安全奋战的军人，却因上述法律的约束，竟也对特定政党负有效忠的义务。
这当代民主社会难得的景象，可从国民党在中国的败北与撤退说起，该党当时最高领导人
蒋介石先生，以撤退到台湾为契机，痛定思痛反省如何稳固自身的统治权，于是就把矛头
之一指向“党与政府组织”的松散，逐步收拢各式权力于国民党内，如此“一条鞭式”领
导国家组织的党国制度，正式敲响了权力分立的丧钟。
蒋介石本人在1950年的《总裁对于本党改造之训示》说道：
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瓦解我中华民国最
后的堡垒，使其重踏大陆各省的覆辙而唯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
涤除人士纠纷的积习，已从新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
如同松田康博先生在《台湾一党独裁体制的建立》书中所分析：这样的宣言，如同全权委
托书，要求将党的人士改造与实际改革全部委托自己，而后来的党与政府组织，也形同提
供蒋决策建言的幕僚机构，并非进行民主决策的合议机关。蒋本人最终毋宁是高于一切，
不受任何正式规则拘束的独裁领袖。
1954年，蒋介石、蒋宋美龄、于右任、陈诚等人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 图／
联合报系资料照
1954年，蒋介石、蒋宋美龄、于右任、陈诚等人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 图／
联合报系资料照
集“政、军、特、法”于一身
首先，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戡共匪之乱”、“维法统之稳”之名，增添
了许多太上条款，架空既有的宪法，让后者几乎丧失箝制公权力暴冲的能力。像是“动员
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可说是为当权者
开启永久在位的绿灯。
另外，同条款也提到：“授权总统得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大政方针，并
处理战地政务。”“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
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在在都帮蒋强化总统职务上的权柄。
此外，为掌控一般政务，虽表面上仍尊重国家各机关自主运作，但实际上透过党对公权力
渗透，得以监督并指导政治部门的运作，再加上“政、军、特”的重要菁英几乎都是党员
甚至蒋的亲信，除得到最高领袖的信任与授权，也受到特务机关的监视，鲜少人会彻底反
对党的主张。
后来，蒋在国民党内设立中央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方便将其指示，交由政府办理
各项政策与人事案。到了蒋经国先生执政时期，更在召开行政院院会的星期四之前，于星
期三召开中常会；这样的中常会则有“会前会”的意味，愈加彰显“以党领政”的风气。
至于立法院或国民大会的制衡力量，也因国会无法改选——万年国会的诞生——而式微。
由于蒋声称要反攻大陆，并要把相关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回中国，然而从大陆地区撤退到台
湾地区后，对岸已非政府实际所能统治的范围，因此陷入无法从对岸选出新的议员，想要
避免失去代表性，却难以面对本土进行改选的窘境。
面对此一窘境，被期盼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大法官，则以司法院释字第31号默许这样的
状况，其表示：任期到了，本应改选；然若国家发生重大变故，事实上无法办理，至少立
法及监察院职权不该停顿，是宜由原代表继续行使职权为当。
至于国代部分，宪法虽规定任期只有六年，但行政院认为：宪法既另外规定“每届国民大
会代表的任期，至次届开会为止”，所以只要永远以“第一届”为名，就算六年届至，仍
然可以行使职权，就不用例外办理选举。
正因万年国会的正当性，植基于法统的维系，与蒋介石本人目标一致，自然发展成一种共
生关系，像是前面说到：宪法虽然禁止总统连任两次，但是国民大会却也可以为了蒋修改
临时条款；而透过万年国会的持续运作，诸位代表们也可以坐享权力与薪饷。
1954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发表副总统候选人名单。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1954年，第一届国民大会发表副总统候选人名单。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后，国大代表与第六任总统当选人蒋经国参加餐会。 图
／联合报系资料照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后，国大代表与第六任总统当选人蒋经国参加餐会。 图
／联合报系资料照
最后，军队的力量对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也是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比方说1947年二二
八事件后，军队成为对内威吓台湾人民的主要工具；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也成为对外制
止共军侵台的后盾。
不过，军队是怎么逐渐被蒋所把持的呢？1933年起，蒋介石即开始不断在各种军事训练中
宣扬“信仰统帅”的思想，像是蒋曾说：“就全部革命军而言，我蒋委员长就是一个头脑
，如果你们不信仰我使得全军头脑没有，那么无论手足怎么有用也不能作用！”
除了效忠意识的渲染，也透过“政工制度”对军队各个层级进行巩固。也就是说，在军官
指挥的领导体系外，外加“政工干部”以幕僚长或政战主管的身分辅佐军官。因政工干部
有权向上级举报部队违法犯纪的状况，部队人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高度监控，可说是投鼠
忌器，于是军人慢慢开始对国民党的指挥言听计从。
因特务工作繁杂，初期即由蒋介石先生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召集了国防部保密局（现
军事情报局）、内政部调查局（现法务部调查局）及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后台湾警备总司
令部，俗称警总）共同组成，藉以串联各种情治单位，有效蒐集各方情报，即时监视、逮
捕或拘禁游走体制内外的反对者。
1972年，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代表，参观三军军事演习。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1972年，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代表，参观三军军事演习。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1972年，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代表，参观三军军事演习。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1972年，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代表，参观三军军事演习。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恐惧统治与被被介入的司法
而当权者在统整“一条鞭式”的领导中心后，随之而来的是压迫基本人权，借此整肃异己
的趋势。
第一波当然是戒严法，与随之而来的戒严令。
1949年5月19日，兼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的陈诚，公布《台湾
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本戒严令大幅限缩人民各种自由，包括严禁聚众集会
、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而且无论家居外
出，人民皆须随身携带身分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种种行径等同剥夺人民迁徙、集
会游行与畅所欲言的权利。
而1949年制定的《惩治叛乱条例》，更是制造白色恐怖的关键法令。
总的来说，触犯该条例的，如果是军人，固然由军事机关审判，但如果不是军人，却在戒
严区域犯法的话，不论身分，仍应由军事机关来审判；搭配前述戒严令的蔓延效果，异议
人士往往受到军事法庭火速且严厉的刑罚。
该条例的存在让许多政治行为备受限制，异议人士常被安置罪名如：颠覆政府、参加叛乱
组织或集会、以文字图书演说作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为叛徒征募财物或供给金钱资产、包
庇或藏匿叛徒、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或纵容等。假如将现今网友们在社群平台上发表
的时事评论放在当年，几乎没人能逃过前述罪名网罗。如此对言论全面扼杀，让当时的人
们普遍对政治议题噤若寒蝉。
针对政治案件的处罚，除死刑、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等主刑，更有感化教育（俗称思想改
造）、实质等同“抄家”的“没收财产”；再搭配《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使《惩治叛
乱条例》所称叛徒，或与叛徒通谋勾结之人，都被认作匪谍，并进一步授权治安机关，随
时得逮捕匪谍，或对其实施身体或住宅等检查，此外，也让检举人就前述破获的匪谍案件
，共同分配被没收的财产，此举形同鼓励密报，也就更加确保反动思想难以蔓延了。
保安司令部（后改制为警总）在绿岛设立“新生训导处”，进行监管与思想改造。 图／
联合报系资料照
保安司令部（后改制为警总）在绿岛设立“新生训导处”，进行监管与思想改造。 图／
联合报系资料照
面对前述人权争议，我们常说“司法是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戒严时期的法院却没有
发挥太多制衡作用。
由于实施戒严令的缘故，不少案件都划归军事审判，而1956年的《军事审判法》第133条
是这样规定的：一般判决由该管军事审判机关长官核定，最高军事审判机关高等覆判庭的
判决，由总统核定。而核定判决时，如认判决的内容不妥，应发交覆议，不得迳为变更原
判决之核定；发交覆议，以一次为限，且覆议结果不论变更或维持原判决，应照覆议后之
判决予以核定。
也就是说，在政治案件最多的1950年代，当军事法庭判决之后，必须由台湾省保安司令部
的司令上签呈给长官核定，再经过国防部的长官（主要是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与总统府
的长官（主要是祕书长与参军长）核阅。在这过程中，这些长官们（尤其是参谋总长与参
军长）多会加注自己的建议，上呈让总统做最后核定。
所以1960年10月8日，知名的“雷震案”宣判前夕，蒋介石先生便事先召开会议作出“雷
之刑期不得少于十年”的指示，让行政权大开大放地指导司法裁判，并多次在判决签呈上
直接更改刑期，例如在“各判有期徒刑十年”的“十”与“年”之间，用毛笔画下斜线，
加上“五”字并用印确认。
“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概念，虽早已是当时普世价值，也经我国宪法所明定，然既遭冻
结，面对种种“行政公然介入司法”的手法，不免徒呼负负。
更何况，依照前述，上级官员并无任何法律依据可以直接针对判决加刑。请再看一次1956
年《军事审判法》第133条的规定：“核定判决时，如认判决不当或违背法令，应发交覆
议，不得迳为变更原判决之核定”。因此，审判流程中任何官员直接在签呈上加刑的处置
，1956年之前固然依法无据，但在1956年之后却是公然违法。不过这在威权时期，又算得
上什么呢！
雷震的妻子宋英及家人，至警总军法看守所探视雷震。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雷震的妻子宋英及家人，至警总军法看守所探视雷震。 图／联合报系资料照
解放威权幽灵，对历史教训保持警惕
解严迄今也30余年了，台湾人的日常生活中，仍旧充满著威权政治的各种遗绪，不管是公
共广场或各级学校，不时可见当年独裁者的铜像耸立其中，选举期间也常看到候选人出来
歌颂独裁者的种种事蹟，甚至还仿照办理。
由于台湾对于转型正义的意识与执行实在有限，大众仍停留在过往的潜移默化中，非但察
觉不到独裁者之前打压异己的动作，竟还能对其国泰民安的神话心存感激，威权幽灵依然
冷飕飕地飘在台湾上空。
我曾在〈在228这一天，从《邪恶的见证者》看见德国的转型正义，也盼望台湾的希望之
窗〉文中提到：
支持死刑、主张严惩加害人的台湾主流民意，却对过往威权体制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举世
罕见的不以为意，实在是非常强烈的对比与讽刺。直至今日为止，我们从各种报章杂志所
读到的风向，几乎都是被害人的身影，很少见到加害人出来表示反省的姿态。
台湾并不是一个关心“加害真相与评价”的社会。过往如此，曾助长了威权的横行，而这
般放纵对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分裂，也造就了现今台湾社会对于许多政治议题的歧见，让我
们卡在许多不必要的争执，无法大步向前，一切都来自我们疏于对历史事实追究。
面对历史教训，没有人想重蹈覆辙让极权主义再起，但那对权力集中的渴望，就像沉浮海
上朦胧看见的精灵一般，声声招唤执政者往触礁的航路上前进，身处同艘船上的我们，若
预见了船的未来，怎能不适时出手阻止？
《邪恶的见证者》这本书中肯地提醒我们：“记住，重述，才能持续进行”。作者蔡庆桦
提到：已发生的、已过去的错误，不会简单地在历史中消失，而会成为不断纠缠着的伤痛
，面对的方法就是不能忽略过去，加害者必须负起责任，幸存者必须不怕揭开伤口，去与
那段历史交锋，如此才可建立正常家园。
对过往保持敏感，可对照纳粹时期饱受争议的公法学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所
说：摧毁一切规则的方法就是将重点放在“例外”这个概念上；也就是说，神不知鬼不觉
地将例外状态变为常态的规范秩序，如此人民便会为了虚假的安全放弃真实的自由。这都
是我们向未来——无论疫情或主权议题——都应心存警惕的。
4.附注、心得、想法︰
可怜阿
到了今天
无数的人
依然缅怀那个党国戒严
或是
被他的运作洗到骨子里而不自知
没办法
忍受现代社会
只能放弃治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