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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浩／转型正义的艰难——重新理解“和解”与“妥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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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者 The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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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1日，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在风雨飘摇中挂牌成立，不过数月，更遭遇
内外的重大挫败。现下的台湾，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不啻是最受误解也最
受滥用的概念。其原因甚多，我在此试着从法政哲学的角度，提出两点观察：一是台湾在
地文化里欠缺了转型正义中重要的“和解”元素，二是台湾作为民主跳级生，对于民主政
治中的“妥协”精神有所误解。
日前，唐奖法治奖得主、国际知名的法政哲学家拉兹（Joseph Raz）来台领奖，我有机会
与他私下交流，并交换彼此对于转型正义的想法。我跟他说，“和解”（reconciliation
） 并非本地的文化传统，台湾虽然有“慈悲”或“放下”之类相近的想法，但政治思想
传统当中其实不存在真正相似的概念。他满脸讶异，但未多说。事实上，对拉兹这么一个
倡议不同的世界观之间存在完全无法沟通之可能的多元论者来说，这不意外。
然而，“和解”的概念正是源自拉兹本人的文化传统，也就是犹太教。正如英国的犹太教
首席拉比萨克斯（Jonathan Sacks）在《差异的尊严：如何避免文明冲突》（The
Dignity of Difference: How to Avoi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书所解释，犹
太信仰的核心教义，就是和解，而上帝与人类的故事就是一部关于上帝主动原谅人类，并
寻求与犯了罪的人和解的故事。
和解，是加害者承认错误并道歉，受害者接受道歉并放下仇恨，不再计较，也就是放弃了
自己原本“理应可进行报复”的权利，让两者关系恢复到原初，或至少不是敌对的状态。
犹太教相信的上帝耶和华是一位在人类尚未悔改认错，便主动原谅的神。而和解，在旧约
圣经当中，不仅是一种人必须遵守的诫命，也成了一种固定仪式，不仅涉及个人之间，也
适用于族群与族群的关系，是上帝子民的一个义务。
当然，这教义说来容易，落实起来却相当困难。人，毕竟不如同主动选择原谅的上帝，也
不会因为自己是胜利的一方就愿意大度原谅另一方，即使另一方是加害者且已成为相对弱
势。对仍然处于弱势的受害者而言，这更是难上加难，甚至是一种甘愿与暴力或妥协的怯
懦立场，甚至，拉兹的以色列哲学家好友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在其转型正义
研究当中亦曾指出，倘若受害者不在人间，后代的子孙更可能感受到一种道德压力，亦即
深感“替先人接受原谅”是一种背叛。
追求转型正义者都明白时间不是朋友，是敌人。马格利特的观察替这说法增添了一层注解
。时间不只会让受害者在未得到平反、正义（加害者道歉或接受某种形式上的惩罚）尚未
彰显之前就过世，也可能让受害者家属更深感必须为凋零的前辈奔走，否则形同背叛。这
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受害者家属，但，我们也不应替他们选择原谅。
以拉兹的话来说，即使两个同样重要的价值亦可能在实践上彼此冲突，必须选择，且择取
的理由不是两者的高低之分，而是关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人选择替过往的受害者
争取应得的平反，我们或许可以指向自己认为重要的其他价值，但不该指责，也没有更高
的道德立场来要求他放下负罪感。
价值多元论的基本想法
上述关于价值冲突的说法，是拉兹的政治哲学核心思想，以他的术语来说是一种“价值多
元论”（value pluralism）的立场。作为当代世上最重要的法政思想家之一的他，讲的
道理其实简单，懂得忠、孝不能两全的人，一定能明白身陷道德两难的人必须做出选择，
而怎么选，则意味着他想当一个孝顺的人或忠于国家的人。现实环境时常逼迫人们做出选
择。历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包括爱情故事，不乏以抉择两难作为主题。
关于道德两难及其政治意涵的论述，首推拉兹在牛津大学的老师兼朋友柏林（Isaiah
Berlin）所提的政治妥协理论。纵览整部西方思想史过后的柏林说，过往的哲学家与革命
家几乎清一色都是“一元论”（monism）的信奉者，认定世上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而且
一定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找到那个答案，且所有的答案必此之间必然没有冲突。
对一元论者来说，真理必然只有一个，真相也是。而且世界上的苦难或问题，往往可以归
咎于单一原因，只要解决了那个因素，美好的社会将会成真。那个单一原因，可以是存在
每个人身上的人性（例如“人性本恶”或基督教所谓的“原罪”），可以是一个阶级（例
如共产主义革命份子所认为的资产阶级），也可以是一个族群（例如纳粹眼中的犹太人）
，甚至是一个政党或单一个人，只要消灭了他们，一切问题就解决。
相较于这种简单归因，且不论问题的理解或解决问题的方案，思考的起点与终点都都是从
单一的观点、角度乃至科系学门出发（例如社会问题、政治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柏林
提出的价值多元论则主张：世上值得追求的价值多元繁复，好的生活也不只一种，甚至，
诸如“自由”、“平等”、“正义”等政治改革者念兹在兹的价值，也不只有一种理解方
式。例如，自由可理解为消极地“不受他人干涉”，也可理解为积极地想要“独立自主／
当自己的主人”；平等亦至少有“齐头式平等”或“按照差异给予不同对待”两种，彼此
之间在概念上无法相互化约，也就是把两种理解归类为同一种，而且在实践上常常会彼此
互斥。是故，即使双方宣称都在追求自由或平等的两造，可能因理解的不同，落实的方法
有异，甚至可以因而产生嫌隙与冲突。
一个价值多元论者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并试着从异己的观点来观看世界。拉兹本
人借用了心理学的“格式塔转换”（Gestalt switch） 概念来说明这种差异和理解的可
能。就像人们可以把下面这张图看成花瓶或两张对看的脸，虽然一次只能看成一种图案，
但其实有能力在不同时间看到两个。下一点功夫，我们将能暂时搁置自己看法，去理解另
一个人的世界观。
花瓶幻觉（By Alan De Smet at English Wikipedia (Transferred from en.wikipedia
to Commons.)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花瓶幻觉（By Alan De Smet at English Wikipedia (Transferred from en.wikipedia
to Commons.)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有价值信仰才能谈妥协
读者或许想问：如此简单的道理，何必需要一个思想家来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不就是如此
吗？问题刚好在于，伟大的思想家或伟大的革命领袖，往往是自认为手上握有真理，且是
唯一真理的人。他们以先知乃至救世主的姿态降临群众，揭示世界的唯一真相、即将或必
须变成的那种世界之样貌，没空理会日常生活的琐碎，向人们诉说其异象或天启都来不及
了，哪能浪费时间倾听异己的声音。
另一方面，即使人们有能力同情理解他人，也不代表总是有意愿；甚至许多时候，直接批
评持不同意见者，更加简单方便，连下一点功夫都可以省略。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承认
对方想的也有道理，那将冲击到我们对自己信念的坚持，而且必须接受如此承认的另一个
后果：学习与异己和平相处，并就不同的看法上达成某种“妥协”（compromise）。
正如柏林所坚称，倘若我们不希望看法不同或观念上的差异衍生成社会对立或更严重的政
治冲突，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去同情理解另一方，然后想办法达成某程度的妥协或共存之道
。前者等同一种放下自己、倾听他人的修为，后者则更是一种涉及首先必须弄清楚自己真
正想法，自己到底在坚持什么、和为什么价值坚持的自省，然后据此和他人沟通与争辩的
政治活动。
这正是价值多元论者所主张，身为一个人来回应“价值多元”这一个事实最适切的回应方
法。选择不同价值的他人，与我们一样都是人，甚至与我们同样理性客观的人，也可以在
众多的价值当中，做出与我们不同的选择。
所谓的妥协，绝非模棱两可或似是而非，或故意把话讲不清楚的高来高去手段。相反，对
柏林与拉兹等人来说，唯有把话讲清楚、说明白，弄清楚自己坚持的价值，并试图让人理
解，才是进行妥协的第一步。
举例而言，面对虎视眈眈、不惜以武力侵犯的强大邻国时，想在主权上让步以换取安定，
必须清楚告诉人民此时以安定为重，因此某程度牺牲了主权。若坚持主权的不可退让，则
须极力捍卫，并想办法安定民心。抛出一种两边似国非国的论调，是一种不仅无从欺敌，
也说服不了人民的障眼法，甚至会让自己在国际社会当中陷入其他国家无法帮腔的窘境。
正如一个面对忠孝不能两全而必须做出选择的人，择取其一不意味着对另一个价值的拒斥
，毕竟，是同时感受到两者之重，才会不论选取哪一个都留下遗憾，才有两难。不上战场
而回家照顾年迈双亲的人，是孝顺，但并不代表他不在意国家安危或荣辱。选择走向前线
护国的人，也不代表毫无保家的意愿。选择的必要，是因为人生处境、现实条件不允许两
者兼得，而非不想两者兼顾。
是否有道德底线？
是故，因为坚持了两相冲突或不可能同时落实的价值，才须妥协；只能感受到单一价值重
要性或糊里糊涂的人，不会有两难的抉择。想必读者至此开始意识到了，这种说法与我们
语境当中的妥协不尽相同。当我们听到中文的“妥协”两字时，浮现脑海的似乎是那些缺
乏中心思想、没有原则的人，或见风转舵的骑墙派，甚至是作为酱缸文化特征的和稀泥。
前文提过的以色列思想家马格利特于2010年出版的著作《妥协与烂妥协》（On
Compromise and Rotten Compromises）刚好对上述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论点
。他指出民主制度底下的妥协，大多称得上是可接受的“适度”（decent）妥协，但人们
必须提防一种超越了道德底线，也就是对人施加“永久的残忍与羞辱”的烂妥协。
马格利特似乎对民主宪政体制深具信心，因此他的主张其实允许了某程度的“不公义”得
以在正当程序之下维持一段时间（精确地说，一个世代）——倘若如此可以换得走出僵局
的机会，且那种不公义可以在稳定当中持续消弭。换言之，走出僵局是妥协的主要目的。
一个杰出的领导人或一群称得上政治家的人，必须在考量僵局的继续下去和与对手做出某
程度的相互让步之间，择取后者，才对得起人民，才能让民主运作下去。妥协于是乃一种
政治对话与协商的过程，而且不该以无限上纲己方原则的方式来进行。
根据上述标准，除非对方的要求超出了上述的底线，例如：向迫害特定族群、进行种族屠
杀的独裁者俯首称臣，否则都该以走出僵局为重。对此，美国政治科学家艾古德曼（Amy
Gutmann）和政治哲学家汤普森（Dennis Thompson）忧心忡忡，认为马格利特的论述对妥
协的接受程度过于狭隘。于是，他们在两年前出版的合著专书《妥协的精神》（The
Spirit of Compromise）一方面深化政治妥协的概念，一方面试图修正马格利特的论述。
他们对马格利特的主要回应是：首先，在某些历史条件底下，让某种不义的情况维持超过
一个世代，也可能是一种必要，因为其结果将利大于弊。因此，我们不该默认立场，认为
一个世代的时间是我们对不义所能容忍的最长时间；再者，就算马格利特的原则可以运作
，也不代表所有符合该原则的妥协，都是适度的，毕竟，满足这条件的妥协可能在另一方
面或对另一群人造成更多的不义；最后，在政治协商正式开始以前就默认立场，限制协商
的范围或选项，根本忽无视协商的本质乃且战且走，瞬息万变之下一切都有可能。
换言之，好与烂的妥协其实无法事先取得一个清楚的界定，毕竟，此举等同于设立了一个
“不容妥协”的标准，根本犯了一种逻辑上的自我矛盾。替妥协设下了该与不该的界线，
反而坏了愿意进行政治妥协的精神；既然是必要，就不该设限。
政治妥协之于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美国国会大厦。（摄影／AFP PHOTO／MANDEL NGAN）
美国国会大厦。（摄影／AFP PHOTO／MANDEL NGAN）
事实上，《妥协的精神》的两位作者是美国长期倡议“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重要学者，而转向“民主妥协”是其关于审议政治理论的最新发展。该书
正文的第一句话即是：“妥协是困难，但治理一个民主国家却不进行妥协，根本不可能！
”
过去，审议民主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共识”。倡议者相信，人们的意见不同乃至冲突，肇
因资讯掌握的多寡有别，因此，在一个资讯完全充足的情境底下，理性的人应当会做出相
同的判断，而民主就贵在人们愿意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亦即对自己手上所掌握的资讯与
证据，不过分自信，且愿意再更加充分的情境底下改变原初的想法。知识上的某程度谦逊
，加上理性沟通的意愿和交换彼此的资讯，是审议民主实际运作的过程。
然而，此时的古德曼和汤普森则认定，政治妥协的实际进行不免涉及多种具体措施的混搭
，不仅彼此在逻辑上冲突，道德上也可能互斥，但，愿意接受这种“价值冲突”的处境才
是真正的妥协。取消了马格利特所设定那一个绝对性的道德原则，反而让协商的空间更加
宽广。更精确地说，废除了一个被认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之后，其他各种原则反而从
此可以进入谈判桌上来讨价还价，让双方走出僵局的可能性增大。
这才是《妥协的精神》一书标题所欲传达的讯息。对作者来说，不仅民主制度本身不该拒
斥政治妥协，审议民主才是最能容纳并彰显此一精神的制度。甚至，他们援引了德国哲学
家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1994年著作的一句话，来宣称此一审议民主理论的创始
人，自始即认定政治妥协是其不可或缺的一环。
如此一来，原先高举理性共识之可能并拒斥价值多元论的审议民主论者，终于往柏林60年
前开始倡议的“不稳定平衡”（precarious equilibrium）概念靠拢，并和长期主张“暂
定协议”（modus vivendi）的另一位价值多元论代表人物葛雷（John Gray）进行了理论
上的某种和解。
不过，古德曼和汤普森的主要思想资源，来自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者兼代议民主的理论
奠定者弥尔（John Stuart Mill）。上述的柏林、拉兹与葛雷三人，其实也都是弥尔的追
随者。弥尔强调，民主制度底下的人们当然要致力于捍卫并试图彻底落实自己的理念，但
是，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妥协是一种必要，特别是当对手的立场其实并非全错，且让步
之后反而可以让局势有利于自己所坚持的理念之落实的时候。据此，古德曼和汤普森进而
主张，倘若双方各退一步可以走出僵局，而且妥协的方案并不会违背我们的目标与原则，
那么，我们就不该坚持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理念进行到底、且一次达标的想法，而是选择
各退一步，让腾出来的空间成为各自能再次施力的地方。
妥协的敌人之一：把选举时的对立带入日常
值得一题的是，《妥协的精神》一书并非出自于单纯学术旨趣的著作，而是企图唤醒曾经
存在美国历史、让民主得以顺利运作的一种精神。而两位作者之所以从理性共识转向政治
妥协，某程度反映他们对美国民主的看法，试图在逐日陷入困境的僵局的两党政治，特别
是在立法过程当中，寻求一条出路。
对该书两位作者来说，政治妥协出自于务实的考量，但本身是一种双方“互相尊重”的展
现，是让两党能以一种亦敌亦友的方式来进行政治的方式，因此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且应
该是民主制度的日常一环。
进一步解释，政党政治当然以两个以上的敌对政党为基础的竞争，但，此处的“敌对”是
一种修辞，并非真的是一场你死我活，必须歼灭对方的战争，而是各自借由政策与说服能
力来争取选票的竞赛。选举过后，双方连同选民都会继续存在，没有人应该在任何一场竞
选过程当中被彻底歼灭或离开共同的社群。因此，竞选过程的敌人，在竞选过后仍是同一
个政治共同体的朋友。
然而，《妥协的精神》指出，在过去频繁且任何一方愈来愈难以大获全胜的选战当中，你
死我活的对立从竞选过程延续到选后的政治日常，甚至是一切的立法与施政过程。政治人
物的相互尊重不再，必须彼此合作、容纳对方意见才能在辩论过后顺利推动法案的情境，
也几乎省略，转为直接诉诸选民或媒体，导致政策意见的不同提升为社会对立。
原本应当秉持的审慎精神与理性对话，当然日益困难，而妥协不但几乎不可能，任何意图
与对手进行某程度妥协的政治人物，甚至会在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渲染之下沦为背叛者、
立场不坚定的骑墙派，然后遭到己方政党和选民的唾弃。
古德曼和汤普森提醒，即使捍卫个人自由毫不妥协的弥尔，在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也同
样表现出死也要将自己主张进行到底的决心，以无限上纲特定的价值来激励选民，赢得选
票；但是，当选之后，弥尔却愿意寻求与对手合作，进行妥协，不让对立延续到选后。
一言以蔽之，竞选期间与执政期间是不同的时期，仰赖不同的策略与作法。政治人物混淆
了两者不但让自己疲于奔命，也会让政治沦为无法停歇的对立。换言之，选上的政治人物
不该马上想着连任，把选战精神和策略延伸至就任期间。败选的人当然也不该尽一切手段
在这期间进行选战的延长赛。另一方面，媒体更不应该刻意断章取义或乐于见缝插针，关
于任何政治议题的报导也不该总是聚焦于谁输谁赢。这样的政治文化与媒体文化导致妥协
难以进行，若不立即制止，美国的民主运作将会持续恶化，最终彻底撕裂社会。
民主跳级生来不及修的一堂课
阅读至此，想必读者对于古德曼和汤普森两位美国政治学者的担忧并不陌生。同样的政治
现象与媒体文化，在台湾亦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我们缺乏“妥协精神
”严格说并不是一种政治传统的遗忘，而是挥之不去的威权遗绪使然，而且与“宁静革命
”民主化过程有关。
首先，让我们先确认一件事：民主制度除了选举之外，还必须有 ：
“法治”（the rule of law）的落实，其核心为人权的保障，通常以宪法一方面明
文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一方面限制公权力的行使，并以三权分立方式来防范权力过于集中
于特定政党或机构。
人民具备相应的“公民精神”，亦即关心公共事务，并负责任地使用自己手上的选票
。
特定的“政治文化”，亦即公民与政治人物愿意采取理性沟通和对话的方式来理解与
争辩政治议题。如果古德曼和汤普森正确的话，也包含“妥协精神”在内，民主才能让顺
利运作。
再者，之所以称台湾的民主化为“宁静革命”，当然并不是说过程中没有经历过激烈的社
会运动或学运，毕竟，党外运动和民主抗争在解严前后都不曾断过。其“宁静”之处在于
，一来未曾掀起许多国家曾经历过的大规模流血革命，而是政权和平转移，二来转型过程
当中也没进行过历史清算，特别是并未针对威权时期参与白色恐怖或各种侵犯人权政策的
官员，进行真相调查与清算，即迳行实施选举制度。此外，我们才以短短数十年时间就完
成了西方民主国家花了200年才达成的基业，从威权体制转为民主普选制度。
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奇蹟。不过，并非没有代价。相较于许多晚近民主国家经历过落实转型
正义来建立法治，包括制定新的宪法、军队国家化、进行关于过往侵犯人权体制参与者的
人事清查，一方面杜绝威权复辟，一方面彰显捍卫人权的决心，并还给受害者在威权时期
所不可能获得的正义，我们的宁静其实也意味着错失了巩固法治，宣示不让侵犯人权事件
再犯的决心。
另一方面，虽然英、法等国家经历了200多年的民主化过程，但那却是一个人权法治思想
扎根的过程。换言之，国家采取了民主制度不是因为统治精英的思想转变，也非迫于国际
压力，而是对于日益壮大的公民社会民主诉求的回应。然而，我们的跳级式成就，意味着
选举制度的运作，必须仰赖长期接受党国教育的人民自行觉醒，从服从权威、唯命是从的
“顺民”转为认定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公民”——亦即否定党国教育所教导人的“政治乃
（政治菁英）管理众人之事”，开始相信政治是各种公共事务的参与，关乎集体命运的决
定，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尚未妥善处理的威权遗绪
国庆大会观礼区。（摄影／许倩）
国庆大会观礼区。（摄影／许倩）
事实上，民主跳级生来不及修的那一堂课，内容包括了妥协政治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除
了也有古德曼和汤普森所指出，阻碍美国的妥协精神之类似条件——亦即包括政客过度在
意连任，把竞选时期的策略与心态带进了就任期间，加上见缝插针的媒体文化，导致政治
不断两极对立化——我们还有一个尚未妥善处理的威权遗绪，以隐微的方式妨碍著民主妥
协的进行。
进一步解释，让我们首先考虑党国教育的一个明显后遗症。正如前文提及，缺乏转型正义
之下的台湾民主，运作上自始必须仰赖原本接受党国教育的人能自主转变为具备公民素质
的选民，然而，这并不容易。姑且不论这教育致力于灌输对特定政党的歌功颂德，对特定
的领袖崇拜，并妖魔化敌方意识形态以及过往政敌等内容，其教导的思维方式正是上述拉
兹等价值多元论思想家们努力提醒人们应该避免的“一元论”：历史只有一个正确的（中
华民国正统）史观，政治是由上而下的管理，仅关乎经济发展，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采取了
简单归因的理解方式（例如相信经济奇蹟乃一党甚至一人之功劳），而相信任何问题只有
一个标准答案。
“简单归因”和“领袖崇拜”当然是民粹的主要特征，如果说台湾政治有民粹的现象，其
根源当可追溯回过去的党国教育。虽然几次政党轮替已经让多数人不相信任何造神文宣，
但，也不乏对过往威权时期的怀旧者。不过，本文在此更在意的是，欠缺多元想像的思维
方式，也是一种威权的遗绪，且禁锢着我们的政治运作，也是让古德曼和汤普森所倡议的
民主妥协，难以进行的因素之一。
如此理解，“ＯＯ党不倒台湾不会好”这种想法，本身也是拜党国教育所赐。然而，比这
更隐微地影响，也可见于对政治妥协的直接拒斥。这是一种强烈的道德立场。过去，一个
异议者面对独裁者时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是一种道德立场的宣示，也是高贵人格的展现
方式。然而，在没有独裁者的民主时代底下，拒绝妥协虽然可能宣示特定的道德立场，却
可能不具有对抗独裁政权那种高度，而是一种坚持诸多价值当中之一（例如环保或经济发
展）并将它无限上纲的展现。
如果说美国忘了妥协精神，是因为政客和媒体把公仆的就任期间当作竞选的延长赛（或预
备赛），那台湾对于妥协的拒斥原因，则再加上我们把威权时代的思维习惯与心态，带进
了已实施选举制度的民主阶段。
诚然，制度可以在一夕之间改变，公民精神的养成与政治文化的形塑却不可能。落实转型
正义是出路，但无奈上述威权遗绪的两面，也影响了我们对转型正义的理解与实践。
转型正义即是一种妥协政治
根据美国法政学者墨菲（Colleen Murphy）2017年出版的权威性专书《转型正义的概念基
础》（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转型正义基本上是一
种关于不同种类的正义与不同道德要求之间妥协。此一理解正好符合笔者10年前根据柏林
与拉兹的思想所提出的主张：转型正义严格说不是“一种”正义，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
底下，必须在司法正义（对个人究责）、分配正义（因为涉及补偿或赔偿，需要动用国家
资源）、代间正义（例如党国时期的特定公务人员享有相较于民主化之后公务人员的优惠
存款利率）之间，以及人权、原谅、和解等诸多道德价值之间，做出权衡。
人们常说的“德国模式”或“南非模式”，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模式。德国采取司法
起诉的方式来面对过去侵害人权的政权及其官员，南非也的确允许了加害者以交代真相来
换取特赦。但这两个国家的作法并不是从模式出发，按照特定蓝图进行。相反，他们都是
在不同价值之间择取了认为重要的价值，加上政治与社会现实条件的考量，制定出他们所
认为最可行的方案。
进一步解释，德国诉诸的理据假定了一种次序：以人权为目的的自然法高于宪法，更不用
说白纸黑字的一般法律；是故，针对侵犯基本人权的法律追诉，不受法治原则（如：“不
能溯及既往”原则）所推翻。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的法律传统当中包括了自然法，
所以可以据此认定纳粹政权制定的那些违反人权的法律其实“违法”。更重要的是，当法
院以“违反人道罪”来定罪时，其实是再次伸张了西方法律传统本来就应该捍卫的价值。
相较之下，南非并未援引层次上高于国家法律的自然法，而是诉诸了两造能接受的政治高
度，亦即稳固社会、不进一步激化原有冲突的目标。其根本属性是政治，不是为了落实特
定模式或道德理想，也不涉及无限上纲的“和解”价值来进行。不过，他们的做法实则仰
赖了南非白人的基督教神学与黑人的乌班图（Ubuntu）文化，刚好存在一个相通的“和解
共生”想法，并以此作为进行历史清算、还受害者公道的一个方向，且实际制定的解决方
案，也是考量了许多现实条件才做出的权衡之计。
正如墨菲所说，转型正义的“正义”指的其实是妥协结果的适当与否，因此可以有程度上
的差别。据此，倘若我们把人家的妥协结果，也就是特定历史脉络底下，多种价值之间的
权衡，加上和现实的磨合，当作一个可移植到他国的“模式”，其实等同把世界当作黏土
硬塞进去一个模型的想法——其本质无异于那种自认为手上握有真理，或世界上只有一个
价值值得追求的一元论心态，亦即柏林所谓缺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生搬硬套”。
是时候O和稀泥酱缸文化了
转型正义让德国走入了新的宪政主义时代，也让南非重建了分裂的政治社会。虽然两国诉
诸的理据层次不同，但成功的共通之处是，不让过往的事件或历史记忆继续维持在原本的
认识框架当中，而是有了另一层“新”的意义，其内涵是由新的意义框架所赋予。
德国的“新”在于以司法途径再次确立自然法与人权作为政治与立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南
非的“新”则首要在于挥别过去的敌对与仇恨，让社会步入另一个阶段，使双方得以走出
过去那个旧有的“理解框架”，不再从两个族群原先的高度（例如族群史观与价值观）来
互相审视对方，而是从一个“未来”的团结政治社群之视野，来端详此时的现实，从而携
手走出各自表述的历史与经验。不论其终极目的为何，两者的转型正义工程都是为了与前
朝的政治制度与价值体系划清界线，从而开创出一个真正的新时代。
是故，与其争辩德国或南非“模式”孰优孰劣，亦或进行转型正义的路线之争，不如认真
开始社会对话，让不同的过去理解与未来想像进行争辩，并借此过程确立我们的社会到底
追求什么价值——社会稳定、族群和解、应报正义、人权或法治等等，都是重要且不可忽
略的价值，只不过，我们必须记得，并非所有的价值可在同一时间百分之百彻底实践，因
此必须做出妥协。
当然，妥协不是和稀泥的酱缸文化。事实上，前总统马英九曾在2006年采用了葛雷提出的
“modus vivendi”（ 其字面意思为“活路”）概念，提出了两岸应该发展一种国际参与
的“暂行架构”之方案 。然而，执政之后实际执行的“活路外交”却是在“一中原则”
底下没有国际参与的做法。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为马格利特所说，是一种对于不义政权
的屈从，既丧失了道德底线、也损及了自身的价值与尊严的“烂妥协”。根据古德曼和汤
普森的说法，默认立场且缩限选项的协商，根本称不上妥协，更不是让人能走出僵局的方
法。
或许，故意把话讲不清楚、高来高去的和稀泥政治，正是让“妥协”长期在中文语境底下
含有负面意思的原因。而面对权力即放弃立场或道德底线，甚至与之靠拢，更是人们厌恶
的见风转舵式妥协文化。
然而，本文所讨论的妥协精神，并不是立场不坚定的骑墙作法。相反，那是唯有以坚持特
定价值为前提，在道德底线之前的一种让步。而之所以让步，一方面是为了腾出一个协商
空间，也是一种尊重对手的做法——更具体说，是承认了对手并非我们真正想彻底歼灭的
“敌人”，而是选后或转型正义进行过后，仍然要继续和平相处下去的同胞。
在威权时代底下，语带模糊或许是生存之道，且拒绝妥协是一种道德高度的展现。然而，
刚步入民主时代的社会需要的却是一种把话讲清楚，不以模糊作为政治高明的妥协政治，
更不需要动辄以不对话、不合作、不协商来证明自己或维护个人清誉。此时的政治人物，
若不思索如何寻求与对手妥协，共同走出僵局，许是受困于挥之不去的酱缸文化——抑或
威权的遗绪仍然在心里作祟。
4.附注、心得、想法︰
支那酱缸乃文明永远之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