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亚洲硅谷”产业创新政策的思索
内文:
新政府在“亚洲硅谷”产业创新政策的误失反映了诸多关键课题，除先前所提的“行政体
系与部会角色失能”外，尚包括“承袭过时的投资驱动手法”与“缺乏对前瞻创新实务的
理解”等。以下还是想详述上列课题，并试着提出开放性的建议。盼望政府紧抓创新人才
发展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轴向，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根本变革。
Michael Porter①过经济发展具有其阶段性，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驱动力量都不一样。
全球先进国家皆在创新驱动耕耘已久，而我国政策规划却仍旧停留在要素驱动 (factor—
driven) 与投资驱动 (investment-driven) 阶段。也就因为政府未深刻觉察创新驱动经
济的意涵，才导致产业政策持续沿袭要素投资的旧思维，相关行动方案不仅前瞻性付诸阙
如，更逆向奢望以实体招商引资带动创新动能。
传统投资驱动思维使得政策制定落后两个世代以上
我国创新体系之所以必须尽速变革，就在于核心思维至少落后两个世代以上。第一个创新
世代的落后，就在于我国未完全进入创新驱动式经济架构。台湾虽面临产业环境剧变，国
发会仍承袭外部资源引进的增长式经济手法。除了忽视内在质量优化外，更将价值创建的
掌控，高度依赖在国际大厂画下的游戏规则中。这类持续以投资方式引进各类要素的作法
，只会让我国产业处于迭代更新的循环周期上头，持续深陷效率竞争与过剩冲击的困境。
我国创新体系思维落后的第二个世代，就来自未严谨看待互联网与知识经济的深刻影响
。网络科技一路延伸到智能科技，信息传播速度与覆蓋席卷一切，全球领导型企业也在信
息经济下持续深化影响力。突破的创新思维才是引领产业前进的要角，这不只影响到个人
与社会发展，也已扎扎实实削弱了研发支撑产业发展的力道。
政府在两个世代创新驱动认知的落后下，持续以总体经济的增长思维进行投资，不但无法
优化内在发展质量，还持续赔上产业结构失衡、所得不均、社会福利无法到位等社会问题
。所以林全第一件事并不是定义“亚洲硅谷”，而是翻新我国陈旧的经济成长思维，抛却
投资驱动一厢情愿的量化做法，自然能脱开追赶与模仿的泥淖。
政府在两个世代创新驱动认知的落后下，持续以总体经济的增长思维进行投资，不但无法
优化内在发展质量，还持续赔上产业结构失衡、所得不均、社会福利无法到位等社会问题
。所以林全第一件事并不是定义“亚洲硅谷”，而是翻新我国陈旧的经济成长思维，抛却
投资驱动一厢情愿的量化做法，自然能脱开追赶与模仿的泥淖。
新世代典范必须做到不连续创新，而非追求迭代更新
扮演这一波创新驱动要角的知识与信息革命，已让全球产业完全落在思维创新引导的洪流
中，各类新创独角兽深深影响了民生与社会发展，谁能突破思维利用网络快速带领市场想
像，谁就有机会引导产业前行。
这种以创新思维积极突破应用与模式的做法，亦即归类为“不连续式创新”的类型，正是
引导早期创投全力寻求的投资目标，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从未严肃看待。执政者长期任用
经济或科研学者背景的官员，仍持续以单一产业或狭隘的科研定位进行政策研拟，新兴业
者也多追随以技术研发为唯一上位，我国产业自然陷入创新经济冲击不断的困境。
Amazon 近期在家庭应用智能化带进新可能性，Apple 长期力求走到下一条不连续创新的
曲线上，便足以看出我国政策目标不应大幅关注在国际大厂供应链上头，而是要促进更多
突破性应用新创的出现。这种聚焦不连续创新的方向必须被确立，同时强化新创独力建置
服务生态的空间。
一开始就投入迭代更新的既有供应链定位并非没有价值，但这类做法的关键投资阶段多偏
向中后期财务投资，这也是台湾创投业多半不需要关注早期新创的原因。只是这类企业一
开始就得以大量资本持续扩张生产线，也很快地面临性价比竞争模式，所有运营关键都落
在必须频繁面对毛利降低、增长停滞与过剩生产等不定期的冲击中。
“亚洲硅谷”产业政策以进入供应链打工为先的作法，真实地重现我国长年面向供应链参
与的老路，这种完全停在生产制造效率优势的手法，其实正直接断绝不连续创新的想像。
在政府不了解并正视迭代更新的风险下，完善供应链作法一开始可能就瞄准在过剩动能上
头，招商引资等规划更是错投药方，浪费资源在无力带动我国自主创新的国际大厂身上。
如前所述，引动早期投资以创新价值切入的视角，绝对跟中后期财务投资有巨大差异。以
近年来大量吸引资金与人才的独角兽新创观之，就可以知道不连续创新突破的主轴才是关
键。这类以创新理念或体验加速应用或模式落地的企业，才有机会吸引早期投资者目光，
带动最优质创新动能。我国持续忽略运用知识与信息驱动的力道，投入不连续式创新的人
才与战略等要素，就遑论要如何吸引早期资金到位。
因此，执政者要引领投资动能，关键就在大幅支持更多知识型创新的人才与企业，并加速
聚焦以应用与模式创新的探索为先，才能引导不连续式的创新到位。产业政策更要抛却支
持供应链到位与科研技术优先的作法，严谨看待知识创新与不连续创新的意涵，自然能汇
集源源不断的早期创新投资。
偏执于产业发展思维，创新体系失能导致政策品质不良
我国创新体系未正视知识创新影响力的后果明显易见，执政者沿用旧思维擘画国家大政的
凿痕处处可见。包括规划、协调到执行都一路错以产业轴向聚焦，使得各类专业背景官员
无法穿越经济成长的表象迷失。
在核心价值思维落后、预算资源至上与下位落地执行等缺失下，只见由产业政策到行动方
案莫不紧抱供应链与技术研发进行规划，也持续错置各部会有限的预算资源。这不仅让产
业深陷创新驱动的跨域冲击，政府也因为对知识创新辨识不足，更无力引动早期资源建立
新典范。
政府上位者对战略创新作法觉察不足导致政策品质不良，大部分是因长期依靠幕僚单位进
行政策规划的结果。各部会首长在同温层氛围下随意发想，仰赖各式外包与层层交办完成
填充题，扮演幕僚的法人单位往往如变戏法般拼凑到位，只见智库研究员每每匆促写下的
提案，一不小心就变成了国家政策。
最麻烦的还是部会首长对政策规划品质不良之无感，许多策略规划只流于填鸭补洞，轻忽
总体环境分析、内外在因素解读与愿景塑造的严谨度，所以会有类似“亚洲硅谷”这种不
实愿景的出现。不顾创新认知落伍、价值轴向不一、规划执行错乱等缺失，重大政策内容
不仅常在匆促间形成，还因政治正确来了许多莫名的坚持。
大力破解同温层与共生架构，才能听见真实的声音
执政者对认知落伍的问题无感，也持续误认只要作政策突破就是创新，根本原因还是在国
家创新体系前瞻性与开放性不足所致。包括行政院层级现有会报组织，都承袭了过往科技
政策体系的部会分工方式，无法聚焦创新驱动优先性进行收敛，在忽略战略性创新人才发
展的核心轴向下，也就产生部会施政叠床架屋而无力梳理的缺失。
国家创新体系必须尽速检讨现有部会分工型态，各首长在资源争取优先与力求短期政绩之
下，下位到落地执行单位的思维比比皆是。而这种短期又下位执行的作法，相当程度地耗
掷政府多数的资源。本文一开始即提出创新驱动的根本思维，因此我国国家创新能力指标
必须尽速翻新，产业发展必须回应并紧扣社会与个人发展，以终为始拟定核心创新指标，
以对位并收敛各部会运作成效，才能积极翻转施政重叠与落地执行的迷失。
政府自从大力鼓吹创新创业相关活动以来，研究法人未先行改善体质却跃居创新要角，承
包专案却同时肩负政策规划执行，都可看出政府不了解建立创新驱动独立视角的重要性，
同时深深自陷在同温层与共生结构的困境中。
各部会长期以委外法人机构与公协会执行相关专案，却又同时要求进行政策规划相关幕僚
作业，也直接导致政策前瞻性与开放性不足的缺失。这些外包单位在承接业务为优先考量
下，必须全力迎合部会首长短期政绩表现要求，更难在相关政策规划上站稳独立性判断的
角色。
这些委外执行单位在各部会创新视角不清下，同时扮演政府对外触角与政策规划的重要角
色。在仰赖政府经费滋养下，其独立性不足且角色紊乱，重执行轻规划且自相矛盾。导致
政府在急需更多行动方案下，多以满足短期指标需求为唯一方向，并从而加深只看量化 K
PI 的弊病。
各部会在短期政绩优先又下位执行的施政作为下，同温层与共生结构已让问题更形恶化。
因此，国家创新体系除以创新核心指标收敛运作成效外，在政策规划品质不良上，更须破
解同温层导致思维落后的缺陷。
系统转型优于产业升级，国家创新体系先活过来才是上策
台湾目前面临的不只是经济或产业发展困境，我们需要的是由低廉人力运转模式过渡到优
质知识型社会的结构转型。一个国家创新体系要扮演创新思考的功能，就必须在创新价值
判断与优先性上谨慎拿捏，才有机会以不断的新思维带动国家运转。因此，国家创新体系
必须以发展独立视角为先，其中又以拥有不断创新的战略规划系统为根本。
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规划能力必须由行政院独立建构，台湾长期忽视精实化战略人才与
系统规划能量的根本，也就直接失去以新世代思维引领战略规划。台湾这类战略规划能力
有刻不容缓的需求，并进而引导行政体系的创新思维，才有机会一体化解决思维落后，方
向感偏差的课题，从而导正愿景定义清晰度不足的负面影响，化解各部会时刻交付任务的
心态。
为求加速优化国家创新体系，创新会报必须改变部会分工作法，重点聚焦在创新要素的快
速连结。不以单一产业创新政策或行动方案为目的，而改以社会与个人发展视角拟定创新
核心指标，才有机会系统化综整各部会分工定位，去除所有施政对位经济发展、产业升级
或创新创业落地的表象目标，以发展国家创新能力为根本轴向。
为了严谨面对结构转型课题，尤应注意创新驱动已走到以人本为先，优质生态平衡需求高
于实体建设发展的概念。因此相关战略规划必须以社会环境发展为前提，积极提升劳动部
、文化部、卫福部、环保署与中小企业等下位又偏向产业的视角，才有机会直指核心本质
进行思维突破。
创新从来代表的就是支持社会人文的关怀与进展，因此提升对社会对创新文化的重视相当
重要。台湾必须回到支持个人自主发展为核心，才能兼顾并发展独有的社会与产业优势，
而这种以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趋异化”战略，不只会是结果，也绝对是实务所必须。
以美国政府对硅谷创新力的评估来看，特别看重的就是人才到位与流动速度。因此政府必
须思考如何大幅开放并解构资源，极大化支持个人与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不论经济
、产业、社会、文化到教育政策，都应直接以个人自主发展能力做优先性判断，并大幅优
化知识、技术、人才、金融与市场的连结速度，才有机会建立一个面向非直线创新的国家
创新体系。
重视脑力而非滥用人力，支持创新战略人才发展
“亚洲硅谷”以发展物联网产业创新为目标，但所规划的都是基盘型科研技术推进与试验
场域架建作法。说真的，从全球新创独角兽主导应用变革的潮流，加上Amazon Echoō⑧?
瞩目都应知道，技术研发只是必须到位的根本，而非引领产业创新的主要关键，创新的重
点必须由应用层紧扣客户内在需求，这才是积极促进“不连续创新”的重点。
台湾物联网产业的技术含量绝对足够，但须要跨越系统服务化与应用价值化的两道障碍，
物联网扮演的是人与环境协作的中介，因此在系统应用阐释照护生活与环境的新观点才是
重点。底层的硬件技术研发与验证并无法在进行这种关键突破，中介系统与设备协同工作
能力必须是根本，观照人本思维才能展现新价值主张，这点由早期 Nest 与近期 Echo 出
线都可得到印证。
Nest 近期的发展虽然缓慢，但他进行Works with Nest迌弇P啲lectric Ireland琇力公
司的合作，都说明布建生态系能力才是决胜关键，这包括建立行业标准或独特标准、连结
应用服务生态与商业模式架接等能力。物联网新创典范必须能同时协作多样智能物件，积
极架构自己的生态系，以独特价值与模式优化生活体验。
因此要在物联网产业引领潮流，必须向加速新创公司极大化产品应用价值跨出大步。包括
强化对“不连续创新”的认识，并进行聚焦而有效的推动。除了上述的战略规划人才外，
必须积极推动新创公司进行换轨思考，同时大幅降低连结关键要素的成本。
我国从教育政策未觉悟其沿袭制造工业化人才的重大错误，到产业界还持续以低价人力成
本为傲，政府若不能从自身政策施为即刻导正，就会一再让社会跌入无法自拔的困境。在
这个积极以知识与思维突破的年代，政府必须尽速认知脑力人才就是关键，而目前大多政
府计画滥用人才为人手的结构也必须彻底检讨。
降低创新发展成本，资源对接速度必须极大化
所谓硅谷概念指涉的应是社会与产业的不停演进，并以创新协作型态积极发展，现今的知
识型创新经济就代表高度虚拟分工与连结为先。为能激励并优化产业对接协作，政府应修
正产业政策偏向大企业主导的作法，改以创新人才与中小企业为上位优化对接效益，才有
机会超越困境。
调研机构 Gartner 报告也指出，一半以上的物联网方案都出自成立三年内小型新创，但
台湾多数物联网开发资源却仍集中在大型公司，这对物联网的发展相当不利。因此，针对
创新人才提供最适切的资源对接，才有可能在激烈竞争的物联网产业中取胜。
政府近年来戮力推展各类资源连结，可惜的是偏重线下到位的思维，反倒成了产业创新的
反向指标。我们必须回到以高值化新创为目标，鼓励加速对接客户与验证价值，也就是以
缩短所谓产品市场相合 (Product-Market Fit) 为指标。
因此政府必须直接解构基盘资源以支持产业创新政策，包括去除行政与适法性成本、加速
人才流动与连结、大幅降低技术来源与市场知识门槛，才有机会建构一个非直线创新的国
家创新体系。
开放法人资源，对接创新人才优先
全球市场节奏现今更迭不断，为能协助加速新创企业进入市场或面对变动，台湾必须大力
培育最欠缺的市场战略人才，正视非科研领域的人才与知识，并在资源分配尽速优化，以
利引导新世代典范与价值积极到位。
除了协助创新人才发展为先外，在加速创新应用进入市场上，政府应调整科研机构研发成
果商用化作法，完全以加速支持不连续式创新为优先目标，积极调整现行各机构独力衍生
新创作法。近期鼓励拟定个人或中小企业对接技术办法，包括建置开放平台或聚焦进驻/
对接成果，长期则应拟定三年以上国家未商用化技术成果开放运用办法。
相较于解构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作法外，现今市场与应用知识稍纵即逝，因此直接开放知识
型法人研究成果或是市场资讯更是刻不容缓。以物联网产业创新政策为例，除应强化应用
与模式研究外，更必须以数据与资讯接取的最大开放为指标，抛弃传统过时的市场报告制
作，才能发挥市场知识与数据的最大价值。
而所谓国家级投资公司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引导早期新创尽速进行市场落地，才有机会展
现价值引动投资。一旦徘徊在短期投资效益与点燃早期投资火花之间，势必落入产业投资
驱动的迷失，别不用期待如何带动突破性的产业新局了。
过剩的年代，是个一不小心就被远抛在后的时代
台湾的行政系统一直未能好好回应这个过剩年代的困境，执政者也无法真诚觉察内部系统
优质化才是关键。我们并不需要以硅谷连结来评断自己的价值，缺的是能持续协助创新世
代发展独特视角的好连结。如果在知识要素为主的创新世代，我们不能积极突破思维限制
，就会造成原该以国家定位出发的产业策略，被下位到地区型或是园区式执行模式之中。
近期虽说沙盒 (Sandbox) 机制有机会提供法规前政府的缓冲区，但重点若仅落在促成沙
盒机制势必导本为末，政府能充分体认创新体系需要积极转型才是根本，如果成立沙盒机
制一年后，政府仍无法逐步进行体系革新，这一类举措不只无法达到目的，还会延宕创新
应用进入市场时机，更忽视全球厂商直接现场实地验证的市场力。
世界各国在面对创新要素快速更动下，无不积极翻转对新时代的觉察。我国更必须在失去
数位科技驱动经济的机会后，借由知识与智能紧扣社会生态优质化的需求，变革国家创新
体系相关作法。
任何产业创新的目标都是寻求对社会人文发展的关怀，执政者若能以个人自主发展为根本
，搭配质量优先的上位政策聚焦施为，就能直视“社会生态发展”本质的无限机会，积极
穿越“拼经济发展产业”的糖衣表象，为这块土地找出永续发展的关键活路。
出处:
https://panx.asia/archives/5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