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专访》欧巴马核心幕僚桑思汀︰决策盲点 总统身边人有责任提醒
2015-12-14
记者邹景雯／专访
美国欧巴马总统的核心幕僚、哈佛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凯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
接受本报专访指出，欧巴马总统绝不是孤立的决策者，他有很多的顾问与专家，可以提供很多不同角度的意见，
最后由总统他来作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决策过程。
如果发现领导人太过自信，他的资讯来源太过选择性，
其实总统身边的人都有责任提醒他：我们可能出现了集体决策盲点。
桑思汀是美国公共知识界最重要的人之一，也是美国法学界最受推崇的宪法学者，
他在二○○九至二○一二年担任白宫资讯及管制事务办公室主任，目前也经常接受欧巴马总统的咨询。
他的太太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是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之前曾任欧巴马的国安会委员。
桑思汀于本月九日至十二日来台访问四天，期间曾拜会马英九总统、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与司法院大法官，并分别在中研院与雷震基金会举行演讲，
探讨极端主义和言论自由、审议民主、政府管制的“推力”（nudge）等。
宪法可针对需求作新诠释
问：您曾经把宪法“原旨主义”者形容为企图以制宪者的死人之手，限缩法律人在当代民主应扮演的角色，这个观点极具启发。
台湾目前的宪法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国制定公布的，移植到台湾后，存在严重的不适用问题，
然我们的修宪门槛非常高，难以彻底的针对现状需要进行修改；
而台湾的政治菁英中更有相当比例的成员，抱持所谓的“法统”，
以宪法稳定为由妨碍宪法的与时俱进，对此，您有何看法？
桑思汀：其实宪法中有许多条文允许一定的模糊性，可以针对现在社会的需求进行重新的诠释，
有时候有些宪法或许制定的年代久远，或者其来源可能出自于其他人之手，这时候会面临很困难的处境，
但是我们可以有两个方法来寻求解决，
一个是去修改宪法，
另一方面去重新诠释宪法，
当然这两种方法也都有一定的难度。
在过去七十年来，美国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已经做了许多的改变，
例如针对言论自由、性别平等、推翻种族隔离、隐私权、同性婚姻等等，有显著的改革，
但是我们对于宪法并没有进行大幅度的修改。
问：美国的政治与法律菁英对诠释宪法的需要性有共同的认识。
但如果是在民主起步稚龄的国家，社会对于采取这种作为并没有足够的共识，
甚至掌握政治权力者不此之图，您是否有好的建议？
桑思汀：即使是在年轻的新兴民主国家，仍有就社会的需求，进行宪法重新诠释的可能性。
就美国而言，在开国的早期，最高法院对宪法的有些诠释，在当时都颇有争议，但现在看来，许多是合理的做法，可以让宪法更符合社会的需求。
有时候宪法的条文订得非常清晰，可能比较没有诠释空间，或有时可以诠释，
但法官认为只能朝一个方向解释，这时修宪就成为必要的手段。
修宪当然非常困难，需要法律界、政治界的意志力，可能执行难度也很高，
但这其实是每个民主国家，不论是年轻或成熟的民主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
德国、以色列、美国等国的宪法中，可能都有我们希望去改变的东西，以及我们还需要去面对的困境。
问：那么您理想中的修宪模式是什么？
欧巴马绝非孤立的决策者
桑思汀：宪法的重新诠释，通常是我们发现宪法文本中有含糊之处，
因此就此含糊之处进行诠释，这可改变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但无法改变宪法的文本，
因此会有一定的限制。透过正常民主程序，有公众的共识，当然是最理想的方式。
如果社会大众对于宪法应该朝哪个方向修改具有共识，有助于修宪的顺利，
也给予了修宪的正当性。
问：您在《Wiser》（破解团体迷思）著作中，探讨集体决策的盲点，为什么会对这议题有所关注？
桑思汀：我会对集体决策这问题有兴趣，是因为这是各行各业不同领域都会遇到的普遍经验，需要共同面对，
集体决策盲点的出现，通常是没有充分运用底下人员所提供的资讯。
之所以发生，一般是群体内有一些重要或资深的人员，他们可能非常主导决策的讨论；
至于团体中比较年轻或比较不重要的人，他们的资讯没有顺利传达到上面作决策者的手中，就会形成偏见。
不论是政府决策，或是报纸要发展数位化，企业有新产品上市，
个人的减肥问题等任何事，我们必须先确定是否一切资讯来源都充足。
不是仅限于一、两个或一、二十个人。
根据我们的经验，不论是在政府或任何地方，较好的决策过程是有外面的人来提供资讯，帮助你进行决策。
即使是报纸，既要聆听社内各种不同的声音，也要去聆听社会大众的声音，了解他们关心的议题是什么；
其他不论是国际关系、公共卫生等等，如果要运作顺畅，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点。
问：以您在白宫任职的经验，可否谈谈总统的决策模式？会像台湾总统一样，被孤立在总统府里面吗？
桑思汀：欧巴马总统绝不是孤立的决策者，他在国内与国际都有广泛的旅行，
他有很多的顾问与专家，可以提供很多不同角度的意见，最后由总统他来作决定，
这是一个很好的决策过程。
问：不过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领导者，特别是政治领导者，到达最高位阶时，会很自信，喜欢听到与自己相同的意见，
对于不同的声音，可能觉得不顺耳，那么要如何自我破解这样的困境？
桑思汀：我不知道是否同意政治领袖都有这样的通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根据我的经验，其实很多领导人不管是在政府或私部门，他们都非常谨慎小心，
希望能蒐集到更广泛的意见，能听取到更多人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样做，
其实这是他身边的顾问以及协助他的人的工作，他们必须确保领导者能够听到更多的意见。
英文有个词叫“groupthink”，集体思维，这个词存在的本身，就已经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告诉我们必须注意一些盲点，因此在决策过程中，
我们可以提醒领导人：“我们现在可能出现了groupthink”。
在任何国家，如果发现领导人太过自信，他的资讯来源太过选择性，
其实总统身边的人都有责任告诉他、提醒他。
台湾可设亚洲首个推力小组
问：对于改善决策，您有何其他建议？
桑思汀：总统应该重视以成本效益分析作为政策制定的工具，成本效益分析在过去三十年有非常大的改变，
欧巴马总统在九月的时候刚公布一号总统命令，将人的尊严纳入成本效益的考量中；
此外政府官员在进行政策评估或法规影响时，必须清楚地将后续的社会成本和综合效益说明清楚，才能通过法规。
成本效益分析的工具非常的精细复杂，它可以提供现代政府最好的说理依据，
避免利益团体在背后施压，更可以让政府的决策透明负责。
此外针对推力的政策设计，我们已经和美国、英国、德国、澳洲政府合作，分别设立了推力小组（Behavioral Insight Unit），
如果台湾有兴趣，我们也很乐意看见这里设立亚洲第一个推力小组，改善政策和法律。
美选将对政策议题无法闪躲
问：台湾正值总统选举期间，我们的政治人物似乎为了给自己在选后较大的决策空间，
因此遇到实际政策问题，多会模糊闪避，不想在选前就政策进行明确的表态，在美国会这样吗？
桑思汀：我不想对台湾的情况是否正确作评论，因为我只是个外来访客。
我想在美国，不管是欧巴马，或是他的对手，或克林顿，或布什，或是现在的一些候选人如希拉蕊与其他人等等，
他们对一些政策议题的立场都非常清楚，不管是现在或过去的选举，我们都很相对地明白他们如果上任后的政策作为。
问：是不是可以这样的解释，美国人民已经有高度的共识，候选人如果讲不清楚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将得不到选票？
桑思汀：如果有个候选人说“我有一个好的决策，可以改善目前情况”，选民可能觉得这太抽象，就会不满意；
因此经常有人会要求政治人物不要抽象，必须提出更具体的说法。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940437
4.附注︰
关于推力小组：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652185
连美国宪法学者都来，看来美国爸爸有意要治理台湾的当局改革，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努力把KMT干掉，才有办法藉各国人才之力让台湾脱离跟中国绑在一起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