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局长也出炉了，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越来越荒唐了。。。。真是难以置信。
这位很年轻的许医师，选战时搞什么 "公民咖啡馆" 有功，那应该改行去开咖啡馆才对啊，
怎么当起毫不适任毫无一点概念的社会局长一职。
阿扁很坏，但阿扁并不笨，能力也不差。当个市长其实也不需要多聪明，只要他的团队能干
就行。让人害怕的不是笨，而是笨但却以为自己很聪明，我行我素，乱搞一通，以为只要敢
，只要冲冲冲，就连开航天飞机也会开似的。
这些新任官员里头，我认识的还不少；少数一两位比较适任的人之一是卫生局长黄世杰。我
跟他共事过几年，了解其为人与能力；只是把一个好人给拖进这样一滩浑水，能够有何作为
，我是很怀疑。
至于所谓什么开放政府、全民参与有的没的，或所谓自己的官员自己选，其实全是选举语言
；遴选也是选假的，早就内定，或是候选人自己挑评审，然后评审选出他，宣布他当选。
我很纳闷，那些当初选柯大帅的人，不是满腔民主热血吗？遇到这么离谱的一些选举骗术、
黑箱作业以及论功行赏、分官封爵等等等，怎么公民们却不沸腾了？应该马上占领市政府大
肆破坏，才像个热爱民主的伟大公民啊。
在一些西方国家，比方说我比较熟悉的英国，社工的社会地位很高，在医院里更是一言九鼎
，人们十分敬重其专业与相当程度的道德性。总归医疗是医疗，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两者
平起平坐，各有所司。
刀该怎么开，药要怎么吃，那是医师的专业，但病人的种种权益及一切有关社会性或社会资
源的事务处置与考量，却全都必须由社工来主导。
但在台湾却完全不是这样哦。特别是在医院，社工就跟倒茶扫地的小妹或祕书没两样。当然
，社会工作方面的大小事，他们仍然得一手全包，但却只能听从医师的指挥，仿佛社工不是
一种专业，而只是一种仆役或祕书，只能执行，而没有丝毫专业自主意志。
在绝大多数台湾医师的心里或院方高层或医疗事业主的眼里，对于社工真实的想法是：他们
只是一种专门处理各种杂事、接受医师呼来唤去的祕书或服务生的角色。特别是一些比较中
小型的医院，社工往往身兼多职，包括当总机，接电话，只差没有派去扫厕所清马桶。
许多时候，我总感觉在台湾当医生特别疲惫，好像永远都没法下班的感觉。一部份当然是因
为自己能力太差，事情总是做不完；一部份是因为有些医院社工功能不彰，我只好自己兼任
"社工"，做许多有关社工的工作。
即便是医学中心其实也好不了多少，特别是在更早的年代，社工或社福功能异常萎缩。例如
二十年前，在北部某医学中心，有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没上学，经常一身褴褛整天在急诊
室游荡，常会跟病患家属或护士要东西吃。
那阵子，我常在急诊室值班，天天看到这小男孩在附近闲晃。我发现他似乎有智能上的障碍
；问他家庭状况，他说爸爸好像是杀人被抓去坐牢，妈妈早就离家跑了，很少出现，家里只
剩下一个行动不便的阿嬷。
于是我就打电话给社会局，他们爱理不理。打了几次没用。于是我就联络家扶中心，下班后
就自己带着这孩子去家扶中心，请他们接手，请他们进一步连系家人，往后若需相关费用我
来出。
原本以为这下没事了，没想到几天后，他又出现。于是我又再次送他去家扶中心。家扶方面
说，碍于种种法令障碍与人力及设施短缺，实在爱莫能助。于是我也只好撒手不管，任他自
生自灭。
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英国，保证一整个社福团队马上会来接手，而且效率强大，一言九鼎
。哪需要医师自己透过各种人脉或社会资源四处找援手却不可得。
先进国家往往非常重视社福与社会安全体系这部份。事实上，一个国家，如果这部份不是重
点，那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施政面向称得上是重点？
念医学院大一、大二时，看到台湾小学教育很腐败，愚化学生愚化得很厉害，让学生从小一
看到书就怕，于是我一度严肃考虑办理自动退学，想跑去唸师范学院，当个小学老师，结果
引起家庭革命，大家都说我头壳坏去了。
同样地，当了医生一两年之后，我又想，社工或社福这么重要，那么多人的问题明明是一种
社会问题而不光是医疗问题，但在台湾，社工体系却一片荒芜，社工毫无专业地位可言，那
我是不是应该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改行来当社工好了。
后来我自然没有跑去唸师范学院，也没弃医改当社工，因为我知道，如果整个体制结构及其
内涵与相关资源配置不改，如果社会主流心态不变，依旧把知识当成手段，把文凭当成目的
，把社福与社工当成一种仿佛点缀性、可有可无的服务生角色，那我就算自己跑去当小学老
师或当社工，又能起得了什么作用？
台湾社会真的是迷失得很厉害，人们完全迷失在颜色与虚荣里，把一些毫无意义的作秀(亲
民秀、民主秀、变装秀等等)或声光演出，当成评价施政或评价政治人物的依据，却完全不
在乎一个社会真正重要的生存要素，例如交通安全，例如下水道设施的普及，例如食品安全
，例如工安，例如犯罪率与各种公卫指标等等。
例如台南的施政，除了打零分，我不知道还能打几分，非常可怕的一种彻底荒芜腐烂；在这
城市，只要你敢，只要你拳头够大或权势够硬，你真的是完全可以为所欲为。看你要怎么开
车，怎么霸占马路街道走廊，怎么乱倒垃圾都没关系。这些都还只是随处可见的小case。还
有很多我连提都不敢提的可怕问题。
我在这只是要说，人民的水平，决定了政治的水平。人们如果轻重不分，好坏不分，本末倒
置，乃至黑白颠倒，自然你就会得到一个如你所愿的社会样貌。
常有人说我什么充满理想，是什么理想家、梦想家，这全是外行话。我根本不是那种不切实
际的人。
概念上，乃至哲学思想的定位上，如果硬要贴个标签，我会给自己(以及给维根斯坦)贴上一
个 "实用主义者"(pragmatist)的标签。
至于实务上，我会说自己(或说维根斯坦)是一个实践主义者，相信 "使用"(use)，相信 "实
践" 是世上意义的来源。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空谈或清谈者，并且对空谈清谈感到十分厌恶。
当我真的在乎一个问题时，哪怕只是一加一为何等于二这样一个乍看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我
就用一辈子的时间，用远比别人更辛苦百倍的努力去回应这个问题。
就如殷海光所说，“一个人一生的基调，大约也只能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不可能凡事都参
与实贱。但至少，在我自己所选定的问题上，我是用一生的岁月全力以赴的；我从来都不是
那种很爱做梦、很会谈玄说虚、很爱耍嘴皮的人。
我要说的是，我对社会发展的看法也一样，它应该务实，应该实践，而不是整天讲一些纯粹
只是骗选票、玩概念的假问题。
血肉之所在，生命之所在。道若在屎溺之间(庄子语)，那么，一个社会或一个城市的血肉其
实就在于它是不是能让人健康、快乐、无后顾之忧，如此而已。
那些喜欢谈玄说虚讲大理念大理想的人，老是喜欢说 "做大事者不拘小节"，但在我看来，
水沟通不通，地上干不干净，交通安不安全，教育是在诲人还是毁人，夜里出门放不放心，
有没有歹徒，吃东西卫不卫生、有没有毒，空气好不好，水质干不干净，各级医疗品质如何
、普不普及，新闻是不是整天造谣抹黑专讲毫无营养的事，平常能不能安静干净地看场有点
文化水平的电影，生了重病或出了意外或老了卧床，有无后顾之忧...等等等，所有这些所
谓 "小节"，才是真正的大事；而不是空洞口号满天飞，半生不熟的愚蠢概念讲不停，或甚
至整天仇中反华搞文革搞党国忠贞搞思想检查，让人痛苦不堪。
讲到社工，是因为看柯大帅似乎不把社会局长一职当一回事。我倒也不是说非得社工系毕业
才能当社会局长，只是你看这位许医师讲话，实在荒腔走板，难以置信。
例如什么他参与过社运，所以知道怎么当社会局长；社运跟社工虽然都有个社字，但是两码
子事。我小时候常在田里种田，采荔枝，难道我就能当农委会主委或教起农业经济？
这位许医师，甚至还说他曾救援雏妓，可我印象中完全没有这个人。当我们救援雏妓而饱受
来自黑白两道的痛苦与伤害时，实在没听过许立民这号人物。当然，我不敢说我认识每一个
参与者，只是我不认为这足以做为一种担任社会局长的理由。
我此时上身只穿着一件T-shirt，这T-shirt 已经穿了25年，有点破损，上头印了几个英文
字：ECPAT。ECPAT就是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End Child Prostitution in
Asian Tourism 的缩写，亦即 "国际终止亚洲童妓运动"，应该是成立于1990年，随即遍布
全球几十个国家的一个国际性组织。
我有好多因为社运而来的T-shirt或夹克外套，往往穿了二、三十年还在穿。但我绝大部份
都不敢再穿出门，因为这些运动几乎都已经变成一种丑陋可耻的记号，变成一种政治斗争的
工具，例如台权会，例如一堆台独建国的衣服，例如反核或环保，例如反刑法一百条，例如
劳阵，例如郑南榕出殡那天穿的特制T-shirt等等。
有时穿在里头当内衣，外面穿衬衫，结果出门之后天气一热，满身大汗，可我还是宁可中暑
或热死也不敢把衬衫脱下，怕被外人看到内衣上面的社运标志，觉得很可耻。
不过，我倒不会对任何国际组织的参与经历感到这样一种污秽感。除了ECPAT，例如我也属
于PHR(国际医师人权协会)、ICBL(国际禁止地雷组织)、CAAT(反军火贸易组织)、CADU
(Campaign Against Depleted Uranium，反贫铀弹运动)、MSF(医师无国界组织)Save the
Children(拯救儿童运动)、CARE (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
等等。
当然，我只是隶属于这些团体或过去经常捐款给他们，除此之外倒也没有什么实质参与，但
这样一些国际组织，当我跟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关系连结时，我不会感到可耻，也不会羞于穿
上它们的衣服，因为它们正正直直地从事运动，而不是让一些绿油油的混蛋给把持了，占领
了，进而毫不羞赧地把运动当成一种政治斗争工具。
至于许医师当社会局长，我倒也不是要下断言其必然不适任，而只是说，不管在医界或整个
台湾，对于极其重要的社工或社福专业往往非常轻忽甚至轻视。
当事人若以为，仿佛我只要对于某些社会议题采取了某种政治正确的立场，我便能胜任社会
局长一职，那无异是一种张大帅式的笑话；张大帅看到女学生打篮球，就说每人发一颗球大
家以后不用抢了那般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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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 (医师)：本名陈兴正，台湾台南市人，知名精神科医师、党外运动人士、519绿色行
动成员，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哲学系博士生，曾任台大医院云林分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曾是
民主进步党创党党员，曾在《台湾立报》连载〈哈巴狗电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