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广场”改名事件，2007
这篇的时序有点跳跃，但是我想利用这个非常典型的事件，来说明陈水扁在执政上
采取的是怎么样激进的手段，导致许多不能预料的后果。
整个经过可以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来说明：
中正纪念堂是一个独立的“三级机关”，对于它的改名与修正，受到《
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条例》的限制，该条例要改变的话，必须经
过立法院。
民进党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在教育部下设立一个“四级机关”，制订〈
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组织规程〉，然后就以这个办法直接去换掉“中正
纪念堂”的匾额。
立法院要来关切时，民进党政府以“四级机关”的管理权限属于行政权
，立法权无权干涉为理由，拒绝任何修正。
看得出这种作法的不合理之处了吗？
陈水扁从台北市长以来，他一直只有掌握到行政权，立法权上永远是少数。原本行
政立法分立制度的设计，是希望促成双方协调、互动，以及相互制衡，然而这些作法
都不在陈水扁的考量中。
陈水扁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他有很强烈贯彻自己意志的行为模式。他在执政
上的作法，不是与立法院进行互动，而采取了两个取巧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如上所述，用“行政权不能被立法权干预”为理由，强行通
过他们要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首先搞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正名”行动，因为那些立法权不该能涉。
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甚至发展出“抵抗权”这种说法，拒绝任何立法
院的要求。核四停工也是很类似的作法，行政权单方面停止继续施工核
四，强调这是行政权的基本权力。－－然而，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就
是为了要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第二种模式则是民粹主义，借由号召群众、动员群众的过程，直接对立
法机关施压，强迫立法机关做出让步，再将这称为“人民的胜利”。
“在怎么野蛮”的广告，可以说是这类作法的典型代表。陈水扁很致力
于塑造自己“被欺压”的形象，争取人们的同情，转化为政治施压的动
能。
对于后者我想再补充一点，这种“装弱势争取同情”的惯用手法，虽然在国内与选
举上能产生效果，但是国际社会却完全不吃这一套，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进党外交政策
整个来说是惨败的核心理由。国际社会不会说：“啊，台湾好可怜，我们应该要声援
台湾谴责中国”，他们会说的是：“那就再残忍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