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小组约谈承办检察官郑深元，他说，他依短信内容清查，发现该帐户果真有一笔以柯
:建铭名义存入的金钱，金额与短信和电话内容一致，他因此认为0972门号是柯建铭的助理
:在使用。
:郑深元说，检察事务官调出0972门号登记资料，确实是立法院申请，当时他认为立法院会
:办很多门号给立委和助理使用，0972这支门号可能是柯的助理使用，且该门号打完后，又
:有柯的助理使用的手机传短信，研判以两个门号交叉做这件事，可能是为了避免被监听，
:加上中华电信资料只写立法院，没写总机，他才以为0972是手机门号。
这种说法根本是在欺骗不懂法律的人
我们来看最高法院怎么说的
裁判字号： 最高法院 102年台上字第 1597 号 刑事判决
裁判案由： 违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等罪
裁判日期： 民国 102 年 04 月 24 日
裁判要旨： （一）刑事诉讼法第 159 条之 1 第 2 项规定，乃现行法对于传闻法
则之例外所建构之证据容许范围之一，依其文义及立法意旨，尚无
由限缩解释为检察官于讯问被告以外之人之程序，须经给予被告或
其辩护人对该被告以外之人行使反对诘问权之机会者，其陈述始有
证据能力之可言。是以，侦查中检察官讯问证人，虽未经被告亲自
诘问，或因被告不在场而未给予其诘问之机会者，该证人所为之陈
述，并非所谓之显有不可信之情况，而得据以排除其证据能力，依
依同法第 159 条之 3 第 3 款之规定，认有证据能力。
（二）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 11 条第 1 项第 2 款规定之监察对象为通
讯监察书应记载之事项之一，其目的系在规范声请机关慎重将事，
特定其监察对象，确立实施范围，以确保人民权益，并厘清监察责
任。然关于受此强制处分人之记载方式，相较于传票、拘票及押票
须将被告之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或出生地）及住所或居所，
为翔实记载，尚属有别，而较诸搜索票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不明时
，得不予记载，则较类似，此乃传票、拘票及押票系对已确定之人
实施侦审，重在维护其防御权或供证义务；搜索票、通讯监察书则
对尚未确定之事证为蒐集，重在隐密（被实施者事先不知情）及真
实之发现，两者显然有别。故前者刑事诉讼法第 71 条第 2 项第
1 款、第 77 条第 2 项第 1 款、第 102 条第 2 项第 1 款
规定人别须确立，后者同法第 128 条第 2 项第 2 款但书则可
得而知或未知均属无妨，应为当然之解释。又关于监察对象，依通
讯保障及监察法第 4 条规定，除同法第 5 条及第 7 条之被告
裁判字号： 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字第 6706 号 刑事判决
裁判案由： 违反毒品危害防制条例
裁判日期： 民国 100 年 12 月 01 日
裁判要旨：
另案监听所取得之证据，如系执行监听机关自始即伪以有本案监听罪名而
声请核发通讯监察书，于其监听过程中发现另案之证据者，因该监听自始
不符正当法律程序，且执行机关恶性重大，则其所取得之监听资料及所衍
生之证据，依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 5 条第 5 项规定，悉应绝对排除，
不得作为另案之证据使用。惟若非上述情形，应否容许其作为另案之证据
使用，参照另案扣押，允许执行人员于实施搜索或扣押时，对于所发现“
另案应扣押之物”得以立即采取干预措施而扣押之，分别送交该管法院或
检察官，及鉴于此种另案监听执行机关并不存在脱法行为，且监听具有不
确定性之特质，其有关另案之通讯内容如未即时截取，蒐证机会恐稍纵即
逝，是以，基于与另案扣押相同之法理及善意例外原则，自应容许将该另
案监听所偶然获得之资料作为另案之证据使用。
首先通保法第十一条规定很清楚了
通讯监察书应记载监察对象
其目的系在规范声请机关慎重将事
特定其监察对象，确立实施范围，以确保人民权益，并厘清监察责
今天检察官既然以柯建铭或其助理涉及贪渎案件而请监听
则监察为对象就仅及于柯建铭或其助理
怎么可能扩及到其他人
除非检察官认为该电话所属的的其他人亦为共犯
否则其未确认该使用电话所属人士
一并申请讯监听
早已违法通保法第十一条所规范的监听范围
属违法监听显然
依最高法院的见解
纵使此时法院核准通过
亦属违法监听
请不要再拿错误的资讯来误导大众了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