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wwer0916 (wwer0916)》之铭言：
: 韩国总统涉嫌贪污：我自杀！ （不论是以死谢罪 或是以死抗议）
: 台湾总统贪污确定坐牢：我大便有血！ （白痴！那是你昨天饭后水果是火龙果）
: 韩国：抗议日本强征我妇女为慰安妇！
: 台湾：你有证据证明每一个慰安妇都是被迫的吗？
: 而且国民党也有831啊
: 韩国人会不会瞧不起我们啊.....
慰安妇之类议题，我是很好奇，要跟韩国比较之前，你知道韩国处理慰安妇
事件的始末吗？同理，你知道台湾在中华民国政权下处理该议题的流程吗？
如果两方面都很陌生，你是能比较出什么鬼？讲那些话不觉得可笑吗？
台湾部份，之前已转贴过刘夏如梳理台湾在这议题上所面对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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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增韩国部份。但我知道转贴这种长篇文章，很少人会看，然后同样的
论调会一再出现，跟台语议题一样。
【书摘】《帝国的慰安妇》：“爱国”的慰安妇与帝国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389
书评书介 朴裕河 发布于 7 月 9, 2017
书名：帝国的慰安妇：殖民统治与记忆政治
作者：朴裕河
译者：刘夏如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日期：2017/07/01
“爱国”的慰安妇
1.“自愿性”的结构
“慰安妇”的“强制连行”，基本上只限于战场与占领地。吉见教授指出，印尼的“安
汶岛上确实发生过强制连行与强制使役”。（吉见义明，二○○九夏季）但正如前述，
那里的强制性与朝鲜人慰安妇所面临的强制性，两者并不能等同视之。那些朝鲜人女性
，很多人都是在贫困的日子中，为了奢求“吃口白米饭”，或是想读书却受制于家父长
制的束缚，想逃离现状而离家出走，追求个人独立生活。
然而，即使看起来是“自愿”前去的，那也只是表面上的自愿性而已。是整体社会结构
驱使那些女性选择从事“丑业／性工作”工作的，与她们个人的意志无关。她们只是因
为贫穷、因为生在殖民地以及强大的家父长制社会，没有机会受教育（累积文化资本）
可以从事其他工作来独立生活。
所谓工作，是让自己有“立足之地”，不用依靠家里、经济自立、对社会有贡献。但提
供“性”的工作，即使制度上没有问题（例如合法公娼），仍然无法在社会上／心理上
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从事那样的工作，若她们是“自愿”前往，其背后社会结构的
问题才是应该思考的重点。更何况，那些参加招募而来的女性，她们除了必须在战场最
前线忍受炸弹和暴力的折磨，同时还要应付士兵们的性需求。
战争开始，我们就拿起锄头挖洞，在岛上四处走避空袭。那时，杨应七（音译）跟任昌
洙（音译）两人会让我坐油轮移动。等我身体恢复后，再运送炸弹。逃难途中，我会拿
木板挡一下洞口，然后就在洗衣服的大木盆里放满水，清洗下半身。没多久，男人就扑
过来了。有时，会在香蕉、椰子或sasapo（意义不明）等水果树下，搭起帘子就跟男人
们做了。有时，我会拒绝喝醉酒扑过来的军人，说我性器肿胀疼痛没办法，他就用剑打
我肩膀。有时也会被军人用枪杆打脸。而且，有时连走路都没办法好好走了，还是得帮
忙清洗染血的绷带。（《强制》2，六十页）
这些女性所从事的工作，已经连丑业／性工作都不能算了。在那种极限状态下，能否拿
到“报酬”（“军票”）实在很令人怀疑。最重要的是，这个证言很传神地说明了，她
们所扮演的角色，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娘子军”。她们挖洞藏身、逃难途中必须运送
炸弹和洗绷带；然后，空档时间还得应付士兵们的性需求。身体很不舒服时，虽然会拒
绝军人，但还是竭尽全力协助日本军队的作战。她们做这些工作，事实上无关自愿与否
，是背后无形的压迫结构，逼着她们不得不如此。
2.慰安妇扮演补助军的角色
慰安妇围绕着士兵们，“她们聚集过来，很热心做生意、打招呼，不断向我们献殷勤”
，“看起来很开朗快乐”、“一点也没有所谓‘性奴隶’的样子”。（小野田宽郎，二
〇〇七）以上是否定论者的证词。但之所以有如此表现，与前述无形的压迫结构有关。
她们的献殷勤、开朗、快乐，其实是因为她们想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为“国家”奉献。
在业者严密的监控管制下，她们已经明白，无法凭自己的意志来改变一切、回去故乡。
最初的为难困惑、愤怒与悲哀，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不想再自怨自艾，转而采取积极
的行动。但对此又有谁有资格能批判她们呢？如同小说《蝗》的情节，“唱歌的慰安妇
”与“悲惨的慰安妇”，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存在。“献殷勤”的笑容与慰安妇的悲惨性
，其实也是可以并存的。
这些女性，对于自己被赋予的“慰安”任务，恪尽职守。那种热心殷勤的笑容，不只是
卖春妇的笑容，更是“爱国女孩”的笑容，完全忠于自己慰安士兵的角色。即使有否定
论者所说那种“用眼泪欺骗士兵或下级士官，诈取高于规定消费金额的钱，是很厉害精
明的女人”（同前书）的情节，日本人自己也完全没有立场可以批判她们。因为，是日
本为了“慰安”士兵，才需要这些殖民地女性去当慰安妇的。或许也正由于她们“很厉
害精明”，才有办法忍受白天洗衣看护、晚上陪睡的那种残酷严苛的重劳力生活。
帝国的男人们以“为国”而战的大义名分，远赴战场。身为殖民地人民、身为“平民女
性”，这些朝鲜人慰安妇仅存的尊严与生存意义，就是“慰安”那些为国而战的士兵们
。（木村才藏，二〇〇七）她们只能肯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内化成“爱国心”。同
样地，战争动员时期，“除了内地之外，有许多志愿赴战场的人，不断从朝鲜、台湾涌
过来”。（同前书）这种“爱国”的表现，毫无疑问，是日本刻意让殖民地人民将其内
化的结果。
日军慰安妇当中，有些人甚至会跟着军队进到深山内地，其中多为殖民地女性。她们是
是个人选择抑或结构所导致，无法明确得知。但她们确实“为了国家”而跟着日军跋山
涉水、留驻在那样的地方。日本的“爱国者”（往往也是慰安妇问题否定论者）批判这
些殖民地慰安妇女性，其实是很矛盾的。如果因为是朝鲜人才被置于那样严苛的环境，
那么就是对殖民地女性抱持着“阶级与民族”的双重歧视。即使是“自愿”选择前去，
她们的自愿性与积极性，也都必须置于前述“爱国”的强制性结构下来重新理解。
不管是为了赚钱或被强制，朝鲜人慰安妇身处危险之地、饱受生命威胁是事实（《毎日
グラフ别册 日本の戦歴》，二十一页，与军队共同渡河的照片及照片标题说明）。即
使真是出于慰安妇个人的积极性，“为了不想被歧视，必须表现的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
”这样的殖民地结构，我们也不应该忘记。
如同在陈村那样，大陈岛这里也是，入冬后，一个月会有一天的休假日，不用慰安军人
。休假日早晨，会到日本军人的墓地除草、拈香、扫地，双手合十致敬。那里都是一些
死后无法归乡、埋骨于此的军人。即使是下雪酷寒之日，也会上山来做这些工作。不清
楚墓地的时候，知道地点的人就会来带我们过去。假日会清洗有血污的军服或棉被，将
它们重新缝整好再拿去部队。
另外，军人们出征时会开欢送会，他们回来时也会出去迎接。偶有空档时间，会做些消
防演习，或摆好装米布袋，做刺枪练习。消防演习在陈村也做过，但此时在这里会戴上
黑帽、穿黑色绑脚雪裤（工作服）。（《强制》2，一七七页）
朝鲜人慰安妇，不仅必须慰安活着的日本军人，也必须抚慰死亡的军人。清洗“有血污
的军服”以备下一场战事。为了必要时可以跟日本军人一起作战，有时也要接受备战的
“训练”。这些已经是国防妇人会成员在做的事了，完全就是战场上的国民总动员风景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她们可以被视为与日军“命运”相连、生死与共的“同族”（古
山高丽雄，〈白色田圃〉，九十页），一起参与日本的战争。
有关战场上士兵们的性行为，该如何看待呢？面对死亡这样的“非日常”，在巨大的压
力下企图重返“日常”，或许也是种苦闷欲望的展现吧，很难一律贬斥。但要追究这个
问题的责任时，性行为的主体─日本军人（或其后裔），或许会认为当时的军人在慰安
所的性行为是“为了确认自己曾经短暂活过”。（诹访澄，二〇〇七）但那种确认，对
本人或许是活着的“证明”，但对他者而言，可能就只是纯粹的痛苦。会有这种“证明
曾经活过”的想法，基本上并未考虑到他者的立场。
安倍晋三首相曾将慰安妇与韩国的“妓生之家”（キーセンハウス）做比较（《歴史教
科书への疑问》，一九九七，三一三页）。慰安所是为了“战争遂行”的军人专用场所
。“妓生之家”则是七〇年代时，韩国为了吸引日本观光客而设置的卖春设施。从帮助
国家赚取外汇的角度来看，“妓生之家”与过去的“唐行小姐”，结构上是一样的。但
即使如此，多数慰安所还是有其特殊性，那是一个被迫移动到远方、生命饱受威胁、暴
力被日常化的战地场所。而里面的朝鲜人慰安妇，对习于绝对服从的军人而言，她们是
自己唯一可以行使权力的对象。让女性身处那样的权力关系结构，不仅默认不管，甚至
进而强化那样的结构，这是朝鲜人慰安妇问题当中，日本政府最大的责任所在。
慰安妇与帝国
受到尹贞玉教授见解的影响，韩国的慰安妇问题相关人士，一直将现代日本视为军国主
义国家或具有侵略性的国家，认为慰安妇问题是日本特有的问题，原因即在于天皇制与
武士传统。
然而，慰安妇问题的根本源头在于公娼制度。公娼制度允许传统社会买春卖春的性交易
活动，并加以管理。步入近代之后，越来越多的贫困少女被贩卖至海外，她们最初的安
身之地，大多是港口城市。近代国家为了管理这些人口的移动，同时，也为了尽可能留
住那些“热望国家势力扩张”的筑梦男性，进而将海外公娼合法化。就此意义而言，公
娼制度促进了帝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扩张与在地化。
将这种海外公娼制度移植到韩国的，正是日本（参照第一部第一章第二部分中的“业者
的参与协力”）。而比日本更早在亚洲设立海外公娼制度的，则是西欧各国。西方国家
在亚洲建立殖民地，日本为了避免被西方殖民地化，自己也加入了帝国主义行列。整体
而言，公娼制度与帝国主义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日本在台湾、朝鲜半岛以及中国部分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同一时期，英国在香港、法国
在中南半岛也都有殖民地，荷兰甚至更早就在印尼建立了殖民地。其中，“亚洲的英属
殖民地，公娼习俗作为制度性的存在，甚至比近代日本的开国更早。”香港早在一八四
五年六月就正式承认娼楼的存在，一八五七年公布“性病检查条例”（条例第十二号）
，一八六七年制定新条例，规定了娼妓的登录与实施身体检查等相关事项。（矢野畅，
一九七五年，四十页）
描写日本“唐行小姐”的名著《山打根第八号娼馆》（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馆）（山崎朋
子，一九七二年），曾提及长崎少女被卖到婆罗洲的故事。当时亚洲女性的人口移动方
向，多是流往欧美各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地区。类似像新加坡那样，充满了“淫荡白人
蠢蠢欲动的港都”（矢野畅，一九七五年，十页），往往是故事常见的背景。传统社会
的家父长制、支持海外扩张的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都是驱使这些贫困少女“海外
移动”的结构因素。
不消说，军队的存在，是“军队慰安妇”问题的根本理由。但“慰安妇”的存在，并不
只是为了服务军人，同时也服务那些因为商业目的或失业等理由，远赴海外谋生的劳动
者。例如，被动员来日本矿坑开垦的朝鲜人劳动者，他们的性需求也是慰安妇存在的理
由，因而有所谓的“企业慰安妇”。企业慰安妇基本上，正是为了支援日本的劳动力、
壮大日本帝国主义发展而产生的。这些被动员而来的朝鲜人女性，可说是朝鲜半岛出身
的“唐行小姐”。在大日本帝国境内，这些朝鲜人矿工，以及群聚在矿场周遭的朝鲜人
企业慰安妇，皆可视为由边缘往中心移动、支撑大日本帝国的境外劳力（“唐行者（か
らゆき）”）。为了竞相“打造帝国”，对于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言，“慰安妇”的
存在，几乎是结构上的必然。
社会底层女性为求生存的人口流动，往往也意味着将她们编入不同的经济运作体制内，
并借此提高其“身价”，导致底层女性人口的海外移动，络绎不绝。换句话说，所谓的
“慰安妇问题”，不仅仅是国家或帝国等政治层面的问题，本质上更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帝国／国家以商业“交易”为名，强迫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形塑出对自己有利的环
境，再从中进行商品买卖获取利益。同样地，从事人口买卖的业者或雇主，则是以女性
身体为商品，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在经济的层面，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这
些业者或雇主，无视这些人的存在，将无法看清慰安妇问题的本质。
这些人口商贩们，在离乡背井的环境下，苦心竭虑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在异地打拼的
过程中，不管是日常生活上的纠纷，或是战争层面的议题，难免会与国家利益产生冲突
。帝国主义当局，必须一一克服这些矛盾难关，妥善因应并管理，尽量让他们留在当地
，越久越好，才能继续维持帝国势力的扩展，贡献国家经济的成长。慰安所表面上是为
了军队征战所需，追根究底，则在于前述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压榨个人以追求最大利
益的资本主义。所谓的“战争”，有时不过是借由武力的手段，来成功扫除经济竞争途
上的绊脚石而已。日本近代启蒙主义者福泽谕吉曾说过：“娼妇到海外卖春，对日本而
言，乃‘经世上之必要’。”（矢野畅前揭书，四十五页）这句话，真是不可思议的准
确点评。
近代国家为了追求“富国”，必须确保资源、贩卖商品，不断地扩张领土与国家的影响
力。现代国家，虽然不敢再如此明目张胆地扩张领土，但为了本国的利益，依然会在各
方面拓展实质的影响力。只要这种国家的欲望和推进力持续存在，必然就会持续动员军
人，以达成其目的。而为了服务这些单身离乡的军人，女性们再度被动员，以配合本国
或对手国家的利益。换言之，“慰安妇”可说是军人长期远在异乡、身处隔离状态下、
不正常的结构性产物。不论当初是业者配合招揽或女性个人主动，国家一旦理解到“慰
安妇”的效用，最后势必会介入、管理这个特殊性产业。所谓的“慰安”，不过是以“
爱国心”为中介，让当事人及他者，都难以洞悉个中压榨本质的修辞罢了。相较于其他
国家的军队性服务，日本的慰安妇之所以特殊，在于将慰安妇“皇国臣民化”，让她们
成为战争的协力者，而近代天皇制正是让战时“国家总动员”体制成功的关键。这点与
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美国和韩国，情况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