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4.6“伪中华民国”中国党逮捕台湾大学师范学生“四六事件”http://ppt.cc/stsP
【“四六事件”：戒严前的最后激情】(台大意识报 /法律二 李柏毅)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时任台湾大学园艺系助教的康有德教授一如往常的在研究室里忘我
的进行研究。不料当时的总务长竟然陪同两位上校前来逮捕他，身为一位学者的康教授被
迫像犯人般铐上手铐、送入监狱。虽然在污秽不堪的监狱中经历多次讯问后因学期开始而
由校长傅斯年担保出狱，却仍在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被两次逮捕──只因他在学时期
曾参加“耕耘社”而被怀疑涉入被政府视为共党所鼓动的学潮──“四‧六”事件。
当时的学生多半经济困苦，即使身怀曾受征召与日军作战的“青年军”身分来到台湾大学
，康教授也无法身免，只能领着寥寥数元的贷款和配给的糙米清苦度日。这时有人提议以
校地种菜以便自给，“耕耘社”也因此成立，当时就读园艺系的他成为第一任社长。然而
日后昔日一同躬耕的伙伴们竟也一一因被怀疑涉入左派运动而屡遭囹圄之灾。
然而，耕耘社社员们的经验并非个案，而是在国共两党相互倾轧之下激起的时代浪潮下淹
没的人民共同背负的哀伤。
→背景：高压统治激起的涟漪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日本移交台湾伪中华民国，台湾人时时翘首以待的回归时刻终
于来到。但伪中华民国却在政治面强力压制台人政治地位，在经济面则推动统制经济，造
成台湾经济力低落、民不聊生。而随政府迁来的“外省人”多半视台人为次等公民，言语
上也多有轻侮嘲讽。
无法再承受政府次殖民地式的统治，台湾爆发了“二二八民族屠杀”伪中华民国治下第一
场社会运动。由于大量台人菁英在随之而来的“清乡”大遭屠戮，因而使台湾人菁英失去
了对抗政府的力量。与此同时，虽然没有参与“二二八”的抗争，但是学生在社会菁英凋
零后接下发表异议性声音的地位，并在台大这块自日本时期即被多元思想浇灌的丰壤中开
出了反抗之花。
当时的台大主要社团有“方向社”、“耕耘社”、“麦浪歌咏队”、“台大话剧社”等，
其中的“麦浪歌咏队”于前期扮演中国民谣推向台湾大众的角色，尤其是诸如中国学运所
标榜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具爱国思想的歌谣更是大量传唱；演出之余则偶有
政论座谈会、读书会等与政治相关活动；而台大话剧社亦推出数部讽刺时政的戏剧一飨为
时局所苦的学生及民众。这些社团都以艺文活动的方式将自由民主的思想传递出去，对当
时学生的思想启迪起了关键的作用。
眼见台湾经济在战后仍是疲敝不堪，出于对于中国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的怀疑，台湾的
知识份子转向着重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以寻求为台湾开辟出一条活路。而受到这
股风潮所影响，这些学生社团毫不避嫌的阅读左派书籍，并对于社会主义的理念的推崇备
至，这对伪中华民国自是一种共产势力抬头的现象；而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伊始，共产党便
以地下党以及吸收职业学生鼓动学潮试图扰乱中国党后方，包括昆明“一二‧一”学运以
及南京“四‧一”学运等等，虽然都以反对内战为由举行，但背后也可隐约可见共产势力
的影子。在未遭战火波及的台湾，台大学子的行径使警备总部戒慎恐惧。
虽然积蓄在校园中的能量已经点燃变革之火，但这一星火苗仍在找寻一个适当的导火线来
燃起熊熊大火。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引发“四‧六”的近因“三二一”脚
踏车事件发生：事件前一日（三月二十日）有一名台大学生及师院（今师大）学生因脚踏
车双载而被警员取缔，当时传出双方有爆发肢体冲突。这导致三月二十一日有达千余名学
生由台大游行至台北警察总局并要求道歉，但由于回复缺乏诚意，两校学生决定罢课游行
抗议。
三月二十九日，台北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决定以“和平救国、争取生存权、反迫害”
等诉求做为同日成立的“学生联盟”的口号，并在该夜于原法学院操场举办晚会。会中，
除了“麦浪歌咏队”演唱各地民谣歌曲外，亦有演唱一些在中国学运也耳熟能详的歌曲。
而这次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集会自然引起当局注意。
而在“四‧六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师院就发生了学生领袖遭到诱捕的事件，但于途经台
大宿舍时脱逃，并在台大学生的护卫下回到师大。当晚在师大宿舍召开紧急会议以因应警
总的逮捕行动，并决定第二日游行示威。警总眼见情况紧急，便由副司令彭孟缉带领，于
四月六号凌晨兵分多路火速包围师、台大学生宿舍，总共逮捕学生百余位。被逮捕的多数
学生被家长带回管教，少数被处一年至两年不等的徒刑。可惜的是，仍有些被怀疑是共产
党所吸收为职业学生而被枪决。
→结果：平静无波，暗潮汹涌
原任师院校长谢东闵在“三二一”事发以及“四‧六”发生后未曾为学生奔走，经过撤换
后的新任校长刘真更是以整顿学风为由，将师院以军事化的方式管理以便压制自由学风。
而自此师院的自由校风在两任校长无力保护之下渐趋保守。
反观台大，校园中多数的异议性社团如“麦浪歌咏队”、“耕耘社”、“方向社”等都遭
到清算，若非重要干部遭到逮捕、枪决便是被强制解散；而政府的思想、言论审查也渐渐
深入校园。在傅斯年校长力保之下，虽然仍难以避免被政府势力渗透的命运，但他一向秉
持的“自由开放”治校理念，使得在他校学生噤若寒蝉之时，台大校园中还是可以听到主
张民主开放以及宪政改革的声音。即使这场学生运动被被认为与左派思维有关，傅斯年仍
极力反对以暴力方式处理学生运动，并试图在政府管制之下维持校园内的言论自由。
在事件中，虽然多有无辜学生遭到波及，但是警总仍逮捕了数名潜伏于台大校园中的台湾
工委会成员以及被台共吸收的党员并中国党一一处决。但这些人真的如此罪无可逭？然而
他们的动机非为颠覆国民政府－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所应许的理想社会而吸引了这群富有理
想及热情的青年人。左派思想既非思想毒药亦非家国恶害，对于这群左派青年而言，它不
过是解救国家的一帖良方。
经后人研究，参与“四‧六”的台湾学生并非完全由共党所鼓动，完全将学生运动解释为
政治力量的操弄，某程度上将问题过度简化，且忽略了学生独立改造时局的勇气。他们自
发性的为纷乱社会呼求正义，这不仅是代表台大学生在时局困苦之时敢于传递多元思想、
期盼为社会找到出路的理想性，也象征著大学生追求社会公义的具体实践。
不久，“台湾省”主席陈诚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宣布《台湾省戒严令》，此举让台湾以来的
自由民主运动热潮暂时划下了句点，也让学生运动进入了长达数十年寒冬长眠，使学生的
热情只能蛰伏于舞文弄墨之中，等待能够再度解放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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