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历史上，日本也曾经遇过相当多类似的案件，虽说历史难以为鉴
（所身处的客观时空环境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判断与结果），
但难得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上日本是如何因应类似问题的吧。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谈中日近代外交史中一项满有名的人质事件：宜阳丸案。
时值民国十二年，当时中国四川陷于严重内战，川军的第二军杨森与第一军的
但懋辛、第三军的刘成勋为了争多地盘而展开多次火拼交战，
最后以杨森一方失败撤往湖北宜昌而暂时落幕。
但当时的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却想利用这个天赐良机，一举统一西南地区，
因此派遣了直系军队协助杨森一方“反攻”四川。
九月七日，日商的日清轮船公司所属的宜阳丸与云阳丸两艘轮船，
在行经四川涪陵时，被反杨森的四川军，但懋辛的部下，汤子谟等人的军队
发现船上携有直系要援助杨森的大批军火，因此被拦阻下来，双方产生冲突，
宜阳丸的日籍船长被当场击毙，大副等人则连同轮船一并被川军掳走。
发生此事后，汤子谟一方指控日方违反中立，私自运送军火介入他国内政，
违反中国规定，因此要求日方须备钜款以赎回被掳走的日本人质。
关于这起案件，实际的发生过程与责任归属先暂且不讨论，
由于中方与日方的说法迥异，但总而言之，
中方声称此事是因为日商为了多赚钱而走私，日方要负大部分责任；
而日方的说法则是该名日籍船长是受直系逼迫而不得不运送军火，中方要负大部分责任。
因此这事件在两方扯皮下一直无法有完整清楚的定论与处理方案，
虽然当时日本国的军事实力远强于中国，但由于四川属内陆，
日本的海军难以企及，又不可能派遣陆军登陆营救，因此陷入了鞭长莫及的窘境之中，
最后日方终于获得了“除赎回一法，更无救出之望”的结论。
但中方的北京外交部却无法认同赎款救人之法，主要原因有二：
一、认为日方赎款乃是“资敌”之举；
二、认为这会鼓励其他兵匪以掳外人为生财之法。
但这样的矛盾却因为当时中方面临相当多外交问题，
再加上直系军阀的首领曹锟（历史课本上有名的贿选的那位），
于当年的十月下旬就要接任大总统位置，为了营造中外和谐的外交局面，
在宜阳丸案后一个月，北京外交部终于改变决策，不排除以赎款方式救回人质。
但是就算同意用赎金救回人质，这个金额又要如何分摊又是大问题，
就像前文所述，中日双方对于案件的责任归属没有共识，因此谁要付钱成为了重大问题。
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多次向外交部表达关切之意，但成效总是不彰。
在一直拖延之下，日方向北京外交部持续会商，
声称已将赎款金额从原先的百万银元压到十一二万，
并希望由中国政府负担半数，六万银元。
为此，外交部在1923年3月6日向国务会议提交说帖，希望能拨交经费作为赎金。
最后国务会议同意中国政府负担五万，日方负担其余金额。
但其实，当时的中国政府连五万银元也挤不出，
最后还得向日方借这五万（有利息），直到1924年10月，经过一连串的转手后，
汤子谟才终于将日本人质释放，为时一年的宜阳丸人质案才终于宣告结束。
这起案件之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
主要是因为这凸显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内政的无力，对于外交上也缺乏手段，
而事件一开始的中国北京外交部说法也是人质案中一个永恒的疑问：
花钱赎回人质，究竟是否能获得好的结果？
是否会反而造成其余兵匪从此用劫掳外国人的方式生财呢？
是否又代表着，你花钱资助了，在现代的这个事件中的话，恐怖份子呢？
这样的疑问至今仍然未能获得完整的解答，
这同时也是为什么国际上都不太赞同以赎金的方式赎回人质的原因。
参考资料：
应俊豪，〈内战、轮船与绑架勒赎：中日宜阳丸事件(1923-1924)〉，《近代中国》
P117~137

推 很重要很关键的事件

中国那段军阀内战的历史很精彩

长知识推

结果后来抗战川军出最多力 果真资敌~

阿真是重要 好棒棒

长知识

所以还是没有结果阿 付钱也是 不付钱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