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巨像陈映真 3之2－最敬爱的文学兄长
2009-09-24 中国时报 【吴晟】
陈映真带领我的，不只是他迷人的小说、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温暖的胸襟。我在文学道路上，受过很多人的提携和爱护，陈映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我最敬重的文学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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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零年代末，我去服兵役，在北投复兴岗政工干校受训，有一次全队带去参观“匪情资料馆”，馆内竖立一座一座大型看板，看板详列一个一个匪帮，什么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邓拓、吴唅……，每个匪帮附带说明某个事件，什么三反五反、三家村札记“借古讽今”……。
　在反共体系军训教育中，这些匪情，断断续续的介绍，我未必“能详”，至少有些“耳熟”。
　我对广义的“政治”，原本就很有“兴趣”，或者说关心，有这机会进一步了解，当然不错过。一一仔细浏览每座看板，突然发现一座看板上，陈列思想犯陈永善密谋叛乱的罪证。他竟然也被列为匪帮。
　看板上有一份陈永善的手稿，标题记得不真确，好像是“民主台湾同盟宪章草案”。我一直盯视著“起草人：陈永善”那几个字。
　当时完全愣住，有些恍神，真是不可置信。
　陈永善就是作家陈映真，他的小说，散发著忧郁、感伤、落寞又充满悲悯的独特魅力，我们这一辈的文艺青年，不知有多少读者多么着迷，包括我在内。
　陈映真被逮捕的消息，在文学圈里悄悄传布著，我虽然闭塞，还是有所耳闻。而今，“罪证”真实摆在眼前，内心澎湃著不可言说的激愤，强自忍住，不敢张扬，也有可能怕被发现我同情匪类，有些紧张，竟而全身不自觉的微微颤抖。
　这一幕景象，十分鲜明留在我的脑海中。
　尔后陈映真自然而然成为我和少数几位文学好友相聚时的重要话题。
　青少年阶段所谓的文艺青年，懵懵懂懂，未必真正了然多少世情，只凭著一股单纯的文学怀抱，聚在一起，无论是近乎誓言的严肃使命感，或是率性议论文坛是非，评定某位作家某篇作品某种言说，往往畅谈到深夜，仍兴致高昂不甘解散。
　然而岁月匆匆流逝，冲刷了不少记忆。往昔那些年轻的聚会，谈了些什么，回想得起来的并不多，大多只留下模模糊糊的印象。
　无数环绕着陈映真话题的彻夜倾谈，则一直难以忘怀。
　我们谈论陈映真，混杂着一知半解的文学意见、时代风潮、思想争辩，以及神秘而“诡异”的案情……在各个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成员组合，情绪通常一样激昂。
　2
　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吧，我意外接到陈映真的来信，信不长，只有简短几行，大意是说，他在牢狱中，从官方杂志《幼狮文艺》读到我的“吾乡印象”系列诗作，甚为惊讶，向我致意……。
　这一年，陈映真刚“远行”归来。我拆信读信的时候，是在溪州街上一家名为外省面的面摊吃阳春面，这封信拿在手中，反复读了几遍，脑海中不断浮现陈映真的小说〈面摊〉、〈乡村教师〉的情节，内心无比激动。
　隔了些时日，我约了几位北上就读的家乡子弟，一道去陈映真家拜访。开门之际，我留意到陈映真向外面及巷口迅快张望一下，才请我们进去。他笑了笑说，巷口常有人盯哨，怕连累你们。
　我向来“憨胆”，明知戒严体制下军警特情治系统，有多严密多严厉，还是觉得没那么严重吧。我在陈映真文集中读过这样一句话：那杀得了身体杀不了灵魂的，我们投以极度的轻蔑……。我自知没有那种气概，但心里隐隐响起一种声音：你都敢当陈映真了，我连亲近一下陈映真都没勇气吗？
　陈映真的顾忌不是没由来，他曾说过：他妈的，我就算每天蒙头睡大觉，他们还是不放心，还是会猜疑我不知想干什么。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美丽岛事件之前，他们果然按耐不住，再度逮捕他。
　很巧的是，似乎有什么感应，当晚我有事打电话找他，是他岳母接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陈映真出事了。语气中仍掩不住惊惶。
　据说当天出动了数十或近百位军警特人员，守候到凌晨三、四点，家家户户正酣睡好眠，才展开逮捕。以这么大阵仗，在三更半夜，对付一个除了思想，找不到任何犯罪的书生。
　唉！这样的政权，不得不轻蔑之！鄙夷之！
　据说早在乡土文学论战如火如荼之际，已经伺机而动，拖了一、二年，忍到这时候，是因为明显意识到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势力更加高涨，再也压不住，即将“动摇国本”、危及政权。
　没料到此次“出脚手”，踢到铁板，来自国外（主要是美国）许多有力人士的声援，一波一波传过来，给执政当局很大的压力，审讯了几天就释放。不过，同一波逮捕行动中，好像还有一位李庆荣，没有引起注意，悄无声息的被羁押、被判刑。
　另有一说，这只是大整肃的开端；也有一说是，这次踢到铁板，反而让执政当局警觉到，似乎整肃错了方向，转而积极设计美丽岛事件的大肆逮捕……。
　3
　我不善于广泛交友，不过在人生每个阶段，总有幸结识几位知心的文学朋友。虽然偏居乡间，较少参加活动，彼此见面相聚的机会并不多，但情谊常在。
　初访陈映真之后，我们的交往还算密切。
　我每年大约会去一、二趟台北，每趟去台北，通常会和几位文学朋友相约见面。陈映真便是我少数常“相找”的人。并且常夜宿他家。
　陈映真再度被逮捕的前后那十年左右，是台湾社会运动力量最蓬勃，和执政当局试图强力压制的肃杀之气大角力的时代，因此，陈映真还是“危险人物”。而这十年，也是我和陈映真往来最频繁的时候。
　曾有几位友人出于好意的提醒我：你和陈映真太亲密，不会有问题吗？
　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我只知道，陈映真是我最敬重的作家，既然有机缘相识，可以多亲近，有什么好顾忌呢？
　陈映真也曾数度来我的乡间作客，其间有二、三次是偕同丽娜大嫂一道来。我母亲对丽娜印象非常好。
　回想我们的交往过程，我的内心一直隐藏着无比的愧疚、不安。陈映真来我家，我拙于安排、招待，那也罢了！而我几乎每次去陈映真家，他们夫妇必定亲切款待，我常只顾谈兴高昂，疏忽了夜已深、时间已晚，没有顾虑到隔天早上我可以睡到饱才离去，他们却必须早起去上班。甚至陈映真身体健康出了状况，我名为去探病，还是坐下来便忘了起身。而他们仍是耐性的陪我谈到尽兴。早上出门前，不忘在我床边留张便条，叮嘱几句。
　相对于陈映真的体贴、恳切和宽大，我显得何其粗率而自私。
　一九九二年，好友曾健民结束日本的医业，返回台北定居，开设牙医诊所，直到数年前，陈映真离开台湾到北京，这十多年来，几乎都是健民陪我去陈映真家，有时也约在外头见面。
　曾健民是我屏东农专的学弟，比我小了数岁，但他擅长理论，年轻时候偷偷读马克思，背诵毛语录，在思想体系上，和陈映真更亲近，对我的创作也有不少启发作用。有一次我们三人在一起，我坦白承认，其实很多理论我似懂非懂。陈映真大概听出我不无感慨，恳切的安慰我：诗来自生活，你是天生的诗人，不需要懂太多理论。他笑了笑指向曾健民说，搞理论的事由健民来做就好了。再望向我说：你只管写诗，写出感动人的好诗。
　陈映真带领我的，不只是他迷人的小说、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温暖的胸襟。
　我在文学道路上，受过很多人的提携和爱护，陈映真是十分重要的一位。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我最敬重的文学兄长。
　4
　陈映真一直是备受争议的作家。他的小说成就，有没有被私心自用的人，暗中排挤，难以论断；但公开的文学评价，确实普遍受到推崇。
　他的争议性，主要来自于他的政治信仰。
　他一直不能见容于台湾当道。国民党戒严体制时代，他被反共文人围剿、封杀；民进党执政八年，不一定打压他，至少，不理会他。当然，他不见得“稀罕”有没有“被理会”。
　最近一、二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当年挟反共为名，对陈映真喊杀喊打的那批人，早已急急奔赴匪区，和他们口中的共匪一家亲、十分热络，应该没有理由再排斥陈映真吧？而陈映真已离开台湾，无从“证明”，况且世情复杂难料，谁知道呢？
　这到底是历史的荒谬，还是讽刺？
　若说文学归文学，政治归政治，那不是痴人说梦话就是睁眼说瞎话。那个作家没有政治立场？不过是表露得鲜明不鲜明的区别罢了。或者，“闪躲”得够不够“巧妙”。
　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某些“理念”相同或相近，未必就“好作伙”；相异的政治立场，也不必然没有文学情谊的交集，何况是年轻时候的情谊，难道因立场相异就全盘否定？
　最重要的是，“立场”是不是忠于思想、忠于信仰？还是别有所图。
　一九八○年我应邀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访问，和中国诗人艾青、小说家王蒙、及香港作家李怡等人住在同一栋公寓，经常相处、谈论、聊天；同时看了不少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手资料，重重冲击下，我信奉的社会主义祖国梦，彷如虚拟的世界，逐渐瓦解、幻灭。
　从爱荷华归来，我很坦诚向陈映真叙述我的思想困惑和转变。我确实有不少困惑，文化大革命将人性的恶，推到极致，是来自怎样的文化源头？锦绣山河、自然环境不惜大破坏，向资本主义狂奔靠拢，何来革命的初衷？若说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列强欺压中国，如何可恶；中国霸权又是怎样镇压、威吓弱小民族的“同胞”？
　记得我们深入长谈，讨论过几次，陈映真很有耐性的为我“开破”。而我的作品本就和台湾农村土地深深连结，台湾意识越来越成形，越来越清楚，不再一厢情愿拥抱祖国。
　简单说，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超乎“民族大义”。
　然而，我对陈映真的敬仰没有丝毫改变。每趟去台北，还是最想去和他见面。感谢他能理解我真诚的“本土情感”，仍然以好友相待于我。
　陈映真一生坚持他的信仰，为他的信仰付出了七、八年的青壮岁月在牢狱中，没有妥协余地，至今，也未从台湾任何政权，得到任何“好处”。这样的人格，即使反对他的政治立场，也有一定程度的尊敬吧。
　回归文学本身，我最大的憾恨是，在陈映真债务与疾病交迫的晚年，连小小的栖身之所都保不住。在冠盖满京华、豪宅满街林立的台北，竟然没有谁、没有任何单位出面，连我也未适时大声疾呼试试看，至少，将陈映真的居所保留下来，徒然留下心中的憾恨。令人痛心的台湾现实社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