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件至少有过失，所以过失的部分，就不赘述了。
刑法关于犯罪之故意，系采希望主义，其直接故意，系指行为人
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明知并有意使其发生（即刑法第13条第1 项
），至于间接故意，则指行为人对于构成犯罪之事实预见其发生
，且其发生不违背行为人之本意而言（即刑法第13条第2 项）。
前者学理上谓为意欲主义，后者谓为容认主义，但不论其为“明
知”或“预见”，皆为故意犯主观上之认识，只是程度强弱有别
，行为人有此认识进而有“使其发生”或“任其发生”之意，则
其形成犯意，前者为直接故意或确定故意，后者为间接故意或不
确定故意。且不确定故意，系以已有构成犯罪事实之发生为前提
，始足据以判断行为人对于该发生之构成犯罪事实，如何系预见
其发生，及不违背其本意。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915 号判
决可资参照。
从上开判决意旨，我们可以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不确定故意”
要以“有构成犯罪事实之发生为前提”，所以，前面很多人推文
说什么“酒驾一上路”、“一飙车”就构成杀人未遂，似与“不
确定故意”成立的前提不符。
再来，所谓的“不确定故意”，实务、通说采“容认理论”，只
要有“任其发生”的意思，就可以认定是不确定故意，这套理论
如我在前面推文所说的，在提供帐户的帮助诈欺案件中，用的非
常多，例如台湾高等法院107 年度上易字第1180号判决认为：“
基于申办贷款之意思提供金融卡及密码与对方时，是否同时具有
帮助诈欺取财之不确定故意，并非绝对对立、不能并存之事，亦
即纵系因申办贷款业务而与对方联系接触，但于提供金融卡及密
码与对方时，‘依行为人本身之智识能力、社会经验、与对方互
动之过程等情状，如行为人对于其所提供之帐户资料，已预见被
用来作为诈欺取财等非法用途之可能性甚高，惟仍心存侥幸认为
不会发生’，而将该等金融机构帐户物件提供他人使用，可认其
对于自己利益之考量远高于他人财产法益是否因此受害乙节，容
任该等结果发生而不违背其本意，自仍应认具有帮助诈欺取财之
不确定故意，而成立帮助诈欺取财罪”；像这种也是可以反过来
说：“被告系基于申办贷款之意思提供金融卡及密码与对方，业
据其提供相关LINE对话记录在卷可查，被告抗辩其确信对方不会
将上开金融卡、密码用于诈欺取财等非法用途，应属可采，自难
认被告有帮助诈欺之不确定故意”（例如台湾高等法院107 年度
上易字第1349号判决），类似的事实，用不同的推论，可以推得
不同的结论，不是吗？但是两者的推论都很合理，对吧？
在本案中，是不是能够推论有杀人的不确定故意，个人觉得应该
要从客观事实判断，例如当时的时间、路况、甚至车子的状态等
等，若依新闻所报导的内容，当时是上下班时间、车流辆大、汽
修厂老板已告知谢车辆有问题的情况下，仍于道路上为竞速之行
为，套用台湾高等法院107 年度上易字第1180号判决的推论：“
依被告本身之智识能力、社会经验等情状，其应可预见驾驶性能
有问题之汽车，在上下班时间、车流辆大的道路为竞速之行为，
造成其他用路人伤亡的可能性甚高，惟仍心存侥幸认为不会发生
，而上道路上为竞速行为，可认其任该等结果发生而不违背其本
意，自仍应认具有杀人之不确定故意”，这样子的推论，我个人
认为在论理上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要不要采，就像帮助诈欺一样
，存乎承审法官一心之间而已。
以国考而言，当然写刑法第185 条第2 项前段或第276 条是比较
安全的，但是就法律问题的讨论而言，承上述本案并不是没有成
立杀人罪的空间的，而且，讨论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下和
我们结论不同的人的推论过程合不合理，就像我们希望国考的改
题老师要看的是推论过程而不是结论一样，而不是一看到结论和
自己的不同，就认为对方是不对的呢？
另外，有板友提出“罪疑唯轻原则”，我个人是认为这个原则是
在无法证明的时候才用的，例如Ａ持刀砍Ｂ的头部一刀，如果说
从客观事实能够推论出被告是有杀人犯意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个
原则的适用的，而原ＰＯ拿这个案例出来讨论，应该是要问有没
有论以杀人罪的可能，和罪疑唯轻原则似乎是没有关系的，况且
，本案尚未经过检辩攻防，遽认检方无法证明被告有杀人故意，
而有罪疑唯轻原则之适用，是否过于……？
最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06 年
度交重诉字第1 号刑事判决、台湾高等法院106 年度交上诉字第
198 号刑事判决。
※ 编辑: ceres1209 (223.139.137.79), 10/15/2018 17: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