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低端人口”的问题﹐一个是快递小哥数量的问题。
正好今天上午空了一点﹐可以多说几句。
你说的前半段是一点都没错﹐
外卖小哥、快递小哥工作很辛苦﹐无论刮风下雨多数时间都能按时送到﹐
如果我现在在京东上下单买了食物、家庭用品等﹐下午就能收到
如果我在盒马鲜生上点了外卖﹐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收到
所以﹐中国大陆有这样方便快捷的外卖、电商、物流﹐和他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和社会上食利阶层相比﹐他们是更加值得尊重的劳动者﹐
然而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有些人称他们是“低端人口”
ps. 我再强调一遍﹐低端人口这个词并不是规范的说法﹐
尽管或许少量文件会用﹐但绝大多数正式场合﹐是没有这个词出现的。
在我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如果有外行提到这个词﹐会立即被纠正﹐很早就这样了。
并且﹐用“低端人口”来形容他们一点也不确切﹐这些小哥的收入并不低。
上海不少刚入职场的小白领甚至包括公务员的收入﹐不过也就6-7k一个月﹐
他们的平均收入也差不多这水平﹐折合新台币30k上下。
不过﹐他们确实比较能吃苦耐劳﹐
为了省钱﹐一般居住在城市边缘﹐或者群租房﹐
甚至条件非常糟糕但租金便宜的违建中。
所谓“低端人口”﹐真的很不确切﹐很多低端劳动力﹐收入真的不低。
前几年﹐我曾经请了一位月嫂/育儿嫂协助带小孩﹐
其实就是经过简单培训的大妈﹐文化水平也不高﹐根本不会外语﹐
一个月一万出头﹐据说现在又涨价了﹐
并且吃住都在东家家里﹐所以一个月净收入一万多﹐
这和月入两万多（相当于100k新台币）的工薪阶层收入相当。
月入两万多﹐这在上海已经算较高水准﹐政府公务员都达不到。
这些年﹐北上广深地区确实出现了部分人口外流的情况﹐
但是主要受产业转移的因素影响。
环保标准在提高、人力成本在升高、土地成本也在升高﹐
在北上广深这些地区﹐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很难生存﹐
所以很多产业从沿海地区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部地区﹐
安徽甚至出台规划﹐建立专门承接产业转移的皖江城市带﹐
我曾经去这些地区考察﹐多数公司都是从长三角地区搬迁过去的﹐
大陆最大的钢铁集团﹐还把利润率较低产品线搬到了福建、武汉去生产﹐
这是很典型的产业集聚-扩散过程。
产业的外溢效应﹐也导致了相关产业人口的外移。
这就导致了城市人口负增长﹐然而这样负增长的量是很少的﹐
上海2017年人口减少1w出头。相对于全上海2400w而言﹐可谓九牛一毛。
我不知道哪里报道说大部分“低端人口”都离开了﹐这绝对是一种误导。
所以﹐也让你产生了疑问﹐逻辑正常的人﹐应该都会有这个疑问吧。
如果没有这些快递小哥﹐哪怕只是减少一点点﹐生活都会变得很不方便﹐
并且上海马路上的快递小哥仍然很多啊﹐完全没有感觉到哪里变少。
真正服务业者的离开﹐上海会变得很荒凉﹐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比如春节期间﹐外地人大多回家了﹐
对于非常依赖网购的人来说﹐就感觉回到原始社会一样。
违建集中的区域﹐治安、防火、卫生等等各方面条件都很差﹐
这些年﹐很多城市政府为了改变城市面貌﹐大规模整顿违章搭建﹐
上海也能看见很多强制拆违的情形。
北京去年违建集中区的一场大火﹐让北京市政府对违建下了狠手﹐
但是﹐大规模拆违﹐也闹出不少民怨。
从整个北京市而言﹐违建毕竟是少数﹐不可能说导致所谓“低端人口”的锐减。
但是在违建集中的区域﹐对于低端劳动力的数量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
那时我正好有快递发北京﹐所以我知道当时北京局部区域的快递派送速度减慢﹐
这对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由于北京的强制拆违规模过大﹐引发了反抗﹐并且周遭的居民也不支持﹐
所以当时社会影响很不好。
但是说是为了驱逐人口﹐市政府不会干这种事﹐
政府巴不得来买房的人多一点﹐可以多卖点地﹐土地财政才能得以支撑。
※ 引述《fordmvp (无名氏)》之铭言：
: 倒是很好奇一件事，据我所知北京、上海的外卖、外送、快递等廉价劳动力
: 是依靠所谓的“低端人口”住在类似城市外围的“贫民窟”或者是“违章建筑”
: 靠着微薄的工资，住在很差的环境支撑出来的。
: 住在北京、上海的人能待在家里用手机APP点餐、付款和叫外卖、外送是
: 靠这些人的牺牲奉献支撑出来的。
: 但自从所谓“驱逐低端人口”后，这些人一大部分离开了，北京、上海还有
: 这种服务吗？还可以维持这样的体系吗？
: 有点疑问？
: 像台北就没有这样大量的廉价劳工可以支撑这样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