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专栏：“半民主化”在中国也不可能？
习近平近来一系列左倾威权主义动作开始引发人们对中国社会是否要走回头路的担忧。
（BBC中文网）
针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先生近期出版的新书《中国的未来》里的观点，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先生近日（4月4日）在BBC中文网发表署名文章《沈大伟对中国政
治制度的错误估计》，宋鲁郑先生文中提及沈大伟对中国制度有了一些新的提法：“民主
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论。我当然不会建议中国采用美国式的民主。” “如果中国采取
半民主（Semi-Democracy）模式的话，应该是非常接近新加坡模式。”
有趣的是，宋先生并没有认真探讨半民主的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而是一味强调中国
现在的政权模式的特色性，似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注定了中国现在政权模式不可改变，
天然合理。
宋鲁郑先生文章给读者的感受是，中国现在的体制是合理的，中国连沈大伟先生提出的“
半民主化”，也不需要。
一、 关于前后30年
宋鲁郑对沈大伟观点的评价是：“沈大伟先生的错误在于，要么他完全忽视中国政治制度
在前30年的积极性作用，要么过高估计政治制度在后30年中国发展的作用。”可惜，我们
没有看到宋先生对毛时代30年中国政治制度的积极性作用的精辟分析或指证。宋先生在文
中也指出，中共结束了文革，从个人集权制过渡到了集体领导制，经济上从计划经济过渡
到了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经济出现了活力，也实现了“崛起”，跃居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
体。
宋鲁郑看到了中国政治的改变，但并不完全尊重史实，甚至不尊重中共自己作出的关于文
革的相关决议，毛泽东从三反五反到打击右派，再到文革，以过激的社会主义建设与阶级
斗争方式，使数以百万人遭到迫害，数以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国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还要从人类罕见的政治灾难中找到积极的作用，如果真有所谓的亮点，只能说那是
人类的某些生存或发展必须的本能，带来的些微进步。还有，专制形态下，剥夺公民的自
由选择权，用政治号召来制造红旗渠、大寨这些人造政治工程，均是非市场经济行为下的
“政绩”。这些政绩的背后，既不尊重个人劳动
财富的创造，也不去评估投资与产出的绩效，特别是像大炼钢铁这样的大运动，对森林与
生态的破坏，对私有财产的掠夺（百姓要砸锅为铁，奉献给公社炼钢），结果都是灾难性
的。
有一种诡辩逻辑，叫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诡辩逻辑总能在反人性的历史事实中找到自己需
要的积极意义，譬如人民公社这样的反人性剥夺私有财产的政治体制，辩证唯物主义者们
却看到了它的积极一面，就是办了许多大专案，一句政治号召，百姓就交出土地，甚至交
出耕牛与粮食，然后吃公社大锅饭，最后酿成数以千万计的人被饿死，还有，公社要兴修
水利工程，百姓就离乡背井，逃荒要饭，无偿让出土地。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诡辩逻辑，根
本忽略的是人权，或对人的生命权的敬畏。生命对这些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永远都是政
治工具，为了政党的政治目标，随时可以奉献一切。
毛时代的30年，中国社会既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经济自由，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政治完全控制社会经济，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行政权力来生活。改革后的三十年呢？中国经济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但中国人民没有选举与被选举权，也没有宪法保障的各项自由权，连中共政党内部，也没有党内的民主。
现在沈大伟提出的，只是希望中共迈半步，实现半民主，达到新加坡那样的一定政治控制下的法治、民主自由社会（半民主半自由法治社会）。
二、中国的权力交接仍然充满刀光剑影
宋鲁郑的文章，与中共主流媒体一样，强调一党领导的优越性：“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
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
的出现。”
宋鲁郑如何解释欧美宪政民主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民主共和制，定期选举国家领导人，
难道就没有国家长期战略？民主与极权国家的国家长期战略是一样的存在，只是，民主宪
政国家由全民或公民委托的议员，来参与国家制定国策，而极权国家只会由最高领导人或
最高领导集体来决策国家战略。最为致命的是，共产党的战略完全不是国家战略，而是解
放全人类的战略，如果不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并进而实现全人类的解
放，那么，共产党就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属性，如果共产党尊重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么，中
国的国家战略则是要改变人类未来进程的战略。
再说到政治强人，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没有解决政治强人与政治庸人的问题，毛泽东是政
治强人，邓小平也是，前30年的中共体制，没有解决毛泽东的政治强权问题，因此酿成了
文革等一系列灾难，后三十年的开始，中共也没有解决邓小平的强权问题，邓小平因此可
以罢免了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共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而其内部，则遵循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治强权，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拥有了党内的核心
地位。只要是党领导军队，军队没有国家化，那么，宋鲁郑所言的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就是一个笑谈。
没有独立的国会议会制约，一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不可能遏制政治强人的出现。这是一党
政治的悲剧性宿命。至于说到它的安全性，宋鲁郑提及，中共政制至今几代转换，都是和
平的，但宋鲁郑没有细细思量它暗藏的刀光剑影，毛泽东把政权交给华国锋、江青，权力
交接是失败的，邓小平把政权交给江泽民，并隔代指定了胡锦涛，不受制约的江泽民因此
拥有了军队的拥戴，所以把胡锦涛变成一介政治庸人，而胡锦涛在移交最高政治权力之时
，既遭遇到薄熙来的挑战，又受到周永康的异变，迫使习近平改变了刑不上常委的中共政
治潜规则，中共现在的政治格局，某种程度上，
是被一记耳光、一场车祸改变，薄熙来对王力军的一记耳光，以及令计画儿子的一场车祸
，就将中共的政治格局完全改变了。
一个庞大政治体的暗箱政治，总是给人一种和平假像，但它是靠专政维稳机制来维系它的
稳定，专政机制一旦失灵，就必然分崩离析，而它的最终崩溃，就对社会与当局自身造成
重创，甚至是灾难性的大变局。
三、庞大而不受制约的行政体系
宋鲁郑为了证明中共官僚体制的正当性，不惜从传统中国社会中找资源：“如果从中国自
身的传统和现代演变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
拔。”这种观点无疑是在证明中共仍然延续了家天下的极权模式，只是传统社会中的家天
下，变成了现在的党天下，传统中国社会选贤任能，通过科举制来实现，所谓道德文章优
秀者，朝为放牛郎，暮入天子堂，个人的德性与才华，是被选入各级行政职位的标准，所
以传统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是建立在德治与法治互补之上，还有就是，传统统治者毕竟还
有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对生命的神圣性有一定的良性认知。
而中共的政治体系没有信仰，把政治观念当成个人信仰，把一党统治当成最高价值追求，
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一党的专政统治。如果说战争年代早期中共政治人物还有一定的理想追
求的话，和平时代特别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共则完全是一个利益集团。中共的人治，使官
员的进入机制、升迁机制、淘汰机制都 非常随意，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共高级领
导人的子女均可以被分配安置一个副部长级位置，这种权贵联盟一直深刻地影响到现在中
共政治格局。譬如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从国企直接任职山西省副省长，而李鹏的女儿李小
琳是重点央视的掌门人，近日曝光的巴拿马档上，就有她的洗钱记录，由于离岸洗钱的名
单涉及更多的中共领导人，中纪委也难以入手调查处理。
所以，现行体制这种靠血亲与利益维系起来的政治同盟，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能有几成？
宋鲁郑先生的文章里，均刻意回避了这些无法回避的事实。与传统社会的政权相比，中共
政权既庞大，又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它的宏大在于，既有党系干部，又有团系、妇联、
工会、文联作协等等政权辅助体系，这一行政体系叠床架屋，使国力不堪重负，而且这一
体系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最基层的乡镇，党团系更是深入到村一级。传统社会的政权只是到
县一级，县以下靠自治，靠士绅或家族的力量维系。特别是传统社会一般只有三五名县官
，而乡镇机构和人员不断扩张，不仅普遍建立了党委、政府、人大（专职主席副主席及办
公室）、纪委、武装部等所谓“五大班子”，一些地区还设立了政协机构。
如此庞大的行政机构靠谁养活，当然是纳税人，各级地方政府不仅需要财政供养，还是地
方巨大债务的制造者，由于政府不断换届，所以地方债务是无责任债务。在经济快速增长
之时，中央与地方、官与民勉强可以维持经济平衡，但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出现危机之时
，社会矛盾必然会集中爆发，当地方政权不能向上级政府获得经济支持之时，他们会通过
各种巧取豪夺方式，来维持政府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国庞大的行政体系是在经济快速扩张过程中形成的，既是为了扩张公权力的势力，又是
福荫各种权贵关系，在经济下行或危机过程中，必然会撕裂社会，它会造成基层社会的利
益冲突与撕裂。
庞大的官僚体系不仅吞蚀著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在政治上，其公权力也无法形成制约，
无论哪一级政府的五大班子，都会形成一个以党委书记为核心的权力中心，每一个成员或
机构都要在各级核心的羽翼下生存与发展，所以，每一级党委政府，都会是一个权力与利
益的共同体。在家天下时代，百姓只需要供养一个帝王的大家族，县级行政编制也不过三
五名，而现在的党天下，百姓却在供养政府之外，还得供养党系及其附庸机构（工青妇以
及所谓的事业单位）。
有鉴如此，中国的政治转型，要么是自上而下的积极转型，要么是经济不堪重负，被迫转
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经济与社会各种危机爆发，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动荡，最终实现转
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政治形态不可能例外。
中国的政治转型，像沈大伟提出的半民主化，也是一种妥协方式，中共如果能积极主导这
种政治转型，也许可以避免灾难性的突变，如果仍然迷恋宋鲁郑式的赞美，不思政治改革
，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悲剧。
＊作者为旅美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