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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八月 血染北京城红卫兵燃起文革烈火
2016/05/14 台湾.中央社
大陆文革专题之4（中央社记者蔡素蓉台北15日电） 2016年5月，北京孔庙所在地的国子监街洋溢着慵懒“小资（产阶级）”气息。很难想像50年前，孔庙里充斥血腥暴力的革命疯狂激情，一群作家跪地遭数百名中学生痛骂殴打。
1966年8月23日，老舍（原名舒庆春）与数十名知名作家被押到孔庙内，头顶地，跪在焚烧京剧服装、书籍的烈火堆旁，被数百名女红卫兵用木刀、铜头皮带劈头盖脸狂乱抽打数小时，之后再被拖回北京市文化局。
1966年文革期间在北京街头陈列的海报，描绘当时如何处置所谓的“人民公敌”。
这些红卫兵是16、17岁的北京中学生，她们当天冲到文化局等机关，为的是揪斗心目中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的是“打革命黑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满身是血的老舍当晚被拖回文化局，继续遭到毒打，之后被送到公安局，一直到半夜才获准回家，而且被命令第二天还必须接受“批斗”。67岁的老舍第二天出门了，但他去了西城区太平湖，投湖自杀了。
这是中国大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的景象之一，老舍并不是第一个遭到“中学生娃娃兵”红卫兵凌辱致死或自杀的文人或教育界人士。
致力研究文革历史、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把1966年8月称为血淋淋的“红八月”，光是这个月北京市就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更骇人的是，这些中学生红卫兵亲手打死的多半是自己的老师、校长。
“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狼？”而且是由中共高干子弟的“好孩子”率先发难？
中共专制体制所养出的狼孩现象
首先，得先回到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至1966年的17年来时空脉络纹理。
“无产阶级专政”一直是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所标榜的共产主义目标与理想，毛泽东主张手段是“阶级斗争”，把国内民众划分为“人民”和“敌人”，“敌人”不具备人籍，“只要你是阶级敌人就必须被消灭”。
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持续不断发动阶级斗争，在农村持续推动土地革命，杀戮数百万名地主，号召贫苦农民阶级斗争，斗垮富农。在知识界，中共1950年至1953年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157万人被整肃，逾80万人遭处死；1957年至1958年推动反右运动，数百万名知识分子遭到整肃。
在毛泽东眼里，民众有阶级区分，无产阶级永远站在历史正确一方，资产阶级必须被斗争。统治阶级的“红五类”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没有公民权、被专政的对象“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与右派”。
1957年反右运动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重新划分阶级”，左派是依靠对象，中间派是团结对象，右派是敌人，是打击对象。中间派又为中左和中右。
因此，每个人依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及政治表现而决定自己在社会中的阶级定位。
中共当时在城市推动“单位体制”，把每个人在一个具体单位（如企业、工厂、学校等）里的食衣住行“包下来”，同时搭配政治审查、政治鉴定、档案制度、劳动教养等制度，以确保每个人都能服从单位长官的指示、安排与调动。
在农村，中共1958年推动的人民公社，一开始标榜“吃饭不要钱、生病不要钱、住宿不要钱”，这种兼具政权、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组织合一的组织结构，可以把一党专政落实到农村社会最底层。
北京学者钱理群曾分析指出，把国家权力的控制落实到县以下的乡、镇、村，以至每个农民家庭，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可以说，自1957年之后，不管是城市或农村，中共都打造出一张绵密的网，党的控制力直达每个家庭之中。
接下来，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后，推动大跃进运动，但各地谎报成果，实际上反而引爆农村大饥荒，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千万人。
专研中共党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说，毛泽东为实现理想共产天堂，推动农业工业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失败告终。“在毛的心中，历史绝不能倒退回资本主义”，“革命就是为了往前走，不革命行吗？”。
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革命
因此，毛泽东决定再发动革命，而这次对象锁定的是中共本身官僚组织，“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革命”。
在毛泽东授意起草下，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般称为“五一六通知”。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标志。
这份通知强调要推动“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示警“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机会“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推动“资产阶级专政”。
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历经反右、农村经历大饥荒而显得奄奄一息。在中共建政之后才出生的16、17岁中学生立即以纯粹热情响应了“毛主席”的革命号召。 学者钱理群曾这么形容这些热血青年，“他们都非常单纯、非常简单、非常纯洁。他们脑子里只有两个概念：国家和党。别的都没有，所以他没有私心，也不怀疑，一心跟着共产党走，走向共产主义。”
他说，他们“把党的目标看作是自己的目标，然后勇往直前，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去。他们很容易被上级领导发动起来，不顾一切保卫某种价值，就算自己也未必真正理解这些价值，但保卫起来却显得毫无畏惧。”
这些中学生从小接受学习雷锋运动，也就是“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好战士。”而且自许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
回顾当时中共建政之后所开展阶级斗争、革命至上的教育。这就不难想像为何当年是由许多共产党干部子女所就读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5月底率先成立“毛泽东的红色卫兵”组织，响应毛泽东的文革号召。
钱理群曾分析，这些“又红又专”小红卫兵，父母是共产党干部，自小就有接班人的概念，自认“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而造反是为掌权，“大权一定要我们掌，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最大的权利。”
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清华附中100多人学生签名的“红卫兵”大字报－“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在1966年6月贴出。他们绝大多数是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中共高干之后。
几乎同一时间，1966年6月1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号召“亿万工农兵群众”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清华附中学生受人民日报社论鼓舞，陆续贴出“论无产阶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三张大字报。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大字报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大陆学者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表态支持造反
红卫兵组织出现，无疑立即成了毛泽东所寻找藉以发动革命的巨大的冲击性力量。
因此，毛泽东当年8月1日亲笔回信给清华附中学生以示鼓励。接着，他在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涉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6年8月8日，中共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文革的目的是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文件明定，文革主要手段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中共中央发布文革纲领文件后，毛泽东8月18日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公开支持学生造反。
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当时是北京红卫兵，她曾因一张在天安门上为毛泽东戴上红袖章的照片而闻名全大陆。她所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学校副校长卞仲耘。
8月18日的5天后，一群由女中学生所组成的红卫兵不仅只批斗自己的老师，还进一步批斗包括老舍在内的许多作家。
虽然，老舍是坚贞的中共党员，创作许多歌颂中共的作品，也曾积极参与毛泽东发起反右运动，而被誉为“人民艺术家”，却也在文革中遭批斗投湖自杀。
除了老舍之外，在疯狂“红八月”里，北京有数以千计的中学老师遭自己的学生当众活活打死。
学者王友琴告诉中央社，“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这些人不是用枪或者刀一下子打死的。而是用拳头、木棍、铜头皮带打死的。打死的过程长达数小时。”
全国性革命大串连
学生打死老师的暴力革命之后迅速扩散至全大陆各地，这不只因为中共1966年6月宣布停止大学入学考试，而且还以国家财政补贴鼓励学生到外地进行革命大串连。
中共中央1996年9月5日宣布，学生到外地参观学习运动经验，坐车、坐船不要票，吃饭、住宿不用花钱，各大中小学宿舍、机关厂房都须腾出来开设接待站。
此外，毛泽东从8月18日至11月底，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占当时中国大陆总人口的1.6%。这些都激发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热血疯狂激情到极点，外显革命行为也日趋暴虐。
接下来，红卫兵产生“全国性大串联”，从北京向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辐射分流，真正助长“天下大乱”的局面形成。
不过，率先在开出文革第一枪的“红卫兵”当时一定没想到隔几个月之后，自己也遭到整肃。
中共中央1966年10月5日下达“踢开党委闹革命”，还指示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者，应宣布无效，并予以平反。
这意指全大陆各地共产党的当权派，无权再领导当地地区、行业或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造共产党当权派”的大浪潮，无疑与高干子弟想造的反，背道而驰，因为他们父母就是当权派。
造当权派的反　全国开始内乱
因此，接下来有了“造反派红卫兵”的兴起。
这与1957年所重新划定的“左、中、右”阶级，几乎颠倒过来，原来的左派几乎变成“保守派”，也就是高干子女所组成的红卫兵，后来又称为“老红卫兵”或“保爹保妈派”。
原来的右派则变成了“革命的造反派”，或称“造反派红卫兵”。
“造反派红卫兵”可说是毛泽东终于找到“可以砸烂党机器”的最基本力量，这些在1957年因重新划分阶级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造反派，本身就有很多委屈与不满的能量，因此全力“砲轰”各级党组织，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受到摧毁性的打击。
这正是毛泽东想要的“夺权”，也就是透过“砸烂党机器”，整肃党内当权派，这蕴含了对当时担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党内当权派”等高干的整肃。
这也注定“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相互攻击，以及老红卫兵与当时代表毛泽东执行文革与斗争刘少奇的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冲突。
学者辛灏年研究指出，“老红卫兵”后来把茅头指向中共中央文革小组，陆续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等大字报，还数度冲撞大陆公安部，还在公安部墙壁刷上“火烧（公安部长）谢富治”等标语。因此，1966年底，不少老红卫兵被捕入狱。
老红卫兵或是造反派红卫兵“当国家主人”的黄金岁月只有短短几个月，在他们以革命引爆暴力血腥、开启打破伦常的斗争运动，达到“天下大乱”之后，中共中央1967年2月3日就宣布停止全国革命大串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7月起，红卫兵们再度接受毛泽东的号召，到农村再接受教育。
从1968年到1978年止的整整十年间，全大陆约有1700万名青年下乡到边疆和工厂去。其中很多人没机会再接受教育，成了“失落的一代”，同时“知识青年”的记忆也成为大陆一代人独特的集体记忆。
数千万名红卫兵就这样离开文革血腥屠杀历史的第一战场。但这场由毛泽东主导的“疯狂进击”文革并未停歇。
接下来几年，全大陆几亿民众都身陷这场触及肉体与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不管城市或农村，都展开对党组织的斗争、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武斗，农村地区甚至展开集体屠杀黑五类分子的运动。
约有近180万人在这场“人民自己斗自己”的时代中死去，文革中打破人性底线、伦常的斗争在许多人心中目留下一辈子难以抹灭的印记。105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