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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乱杀黑五类 每斗必死每死必吃
2016/05/14 台湾.中央社
大陆文革专题之5（中央社记者蔡素蓉台北15日电）大陆文革爆发后，学生打死老师、造反派斗死党政官员，革命激情暴虐蔓延至全国，甚至出现“乱杀风”，“黑五类”惨遭满门抄斩。十年期间，180万人遭“同胞”批斗、屠杀身亡。这等于杀了现今的一整个台南市人口。
在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造当权派的反”下，1967年1月开始，时任大陆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太太王光美数度遭到几十万名红卫兵的批斗、殴打，之后刘少奇遭中共中央认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久开除党籍。刘少奇之后遭软禁，1969年因病身亡。
鼓励人民造反的国家
一个公开鼓励人民造反的国家，名义上国家最高元首、被视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都遭到几十万人公开批斗，军队元帅、各地方首长也都惨遭批斗身亡，那么，这个国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事实证实，这使得造反蔓延至全国各地，造反派与当权派互斗，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一股“乱杀风”，而丧命者却往往是早已遭共党极权体制剥夺公民权的“黑五类”。
乱杀风兴起
1967年至1968年，广西73个县就有6至8万人遭无辜屠杀，许多“黑五类”惨遭满门抄斩，当地还出现“吃人群众运动”，动不动就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
大陆学者郑义在“红色纪念碑”一书具体描述，吃人运动到达高潮时，“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一踩，心与肚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
北京学者钱理群曾分析说，这些杀人者之所以杀人，“大都是怀着神圣、高尚的革命激情和幻觉，以及革命的恐惧感”，这和大饥荒求生般的吃人不一样，“此种革命的嗜杀狂，是更令人恐惧的。”
一名当年曾参与杀人吃人的广西老人生前接受媒体访问说，“是我杀了他。谁来问我都不怕。干革命，心红胆壮，全村人都拥护我。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我犯了错误，应该由政府来杀，不该由我们来杀。”
老人的话让人了解到当年集体屠杀的背景确实是出自革命激情嗜杀与不杀死对方自己就得死的恐惧。正如大陆知名报导文学家苏晓康所言，发生人吃人的人伦悲剧甚至不是因为饥饿，而是“纯政治性的生存绝境”。
毛泽东转移斗争对象
钱理群曾分析指出，1967年至1968年，毛泽东把自己“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的失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归之于早已被打倒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并再度号召民众斗争。
事实上，上述这些人早在中共建政后，就被“戴上帽子”，被视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没有公民权，。他们动不动就被拉出去批斗，因而大多“不敢乱说乱动”。但文革时期，他们不只被批斗，还遭到屠杀。
在中共二元思维鼓吹下，“敌人”等同于“非人”，这些人已被“从人籍中开除出去”。他们在文革时被形塑为“反革命分子”，也就是所谓“叛乱分子”，可能会动摇国本，因而遭到极刑对待，甚至是抄家灭族。
红色教主毛泽东
毛泽东一声令下，各地讨伐力道如此强烈，还因为当时毛泽东惊人的“红色教主”地位。毛泽东不仅在党内建立独尊地位，更成为全民的精神导师。不管保守派或造反派，都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文革时期，大陆书店里清一色只有毛泽东著作，全民每天都要集体诵读“小红书”，也就是“毛语录”，“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还要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诚”。
“毛泽东的肖像和语录都被神圣化了，连他送给红卫兵的芒果都被当成圣物来看待。若不小心损毁了印有毛泽东三个字的报纸，更会惹上‘反革命’的罪嫌，遭到无休无止的批斗。”专研中共党史的中研院院院士陈永发这么形容。
当时各地街头上到处都可看到以朱红颜料写成的毛语录，农村里的广播，每天播放“毛主席语录”、革命歌曲及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
在全天候无止尽的广播动员下，大陆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毛泽东指控“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反动势力，大陆许多地区传出许多“反共救国团”、“暗杀（红五类）团”组织成立、黑五类分子要夺权叛乱等谣言。
抓出隐藏的敌人
再加上“毛主席说，要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而且‘要抓出隐藏的敌人’。”不少农村陆续出现大屠杀行动，因为必须“制敌为先”，原本就是“阶级敌人”的黑四类或黑五类分子优先成为祭旗对象。
早在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大兴县13个农民公社就屠杀325名四类分子和子女，有22户被满门抄斩，年龄最大的是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
1967年秋天一直到1968年8月，广西也发生集体大屠杀黑五类及子女的事件。1967年10月，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2天内坑杀76名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揭开广西大屠杀序幕。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要求广西停止武斗，严惩现行反革命分子，反而酿成第二波大屠杀高潮。
黑五类遭满门抄斩
广西遭集体大屠杀的受害者，多半被控参与“暗杀队”或是“反共救国团”，且受害者绝大多数是黑四类分子。
2006年，时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苏阳曾发表研究指出，文革时期，云南、青海、内蒙古、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都曾出现“系统性地成批处决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同于群众街头武斗所造成的伤亡。
他分析说，在集体大屠杀前，地方政府会先编造谣言，然后展开镇压屠杀。杀人过程是有组织的，有时召开群众大会，即公审大会，当众处死多人。有时被害人会被捆绑带到无人地方处死。这类行动还会得到政治奖励。
消灭阶级敌人演变为大屠杀
“受害者大多是四类分子及其家人。这意味着集体屠杀是消灭阶级这一党（中共）的长期政策演变为集体灭绝的过激表现。”苏阳根据种族灭绝的文献，从政策角度提出这种分析。
他分析广东、广西、湖北三地的集体大屠杀事件后发现，“越是贫穷的边远地区，越可能发生集体屠杀。”这是因为当城市阶级斗争语言向下传播时，在乡村会以极端暴力形式表现出来，与国家对暴力的鼓励也有关。
黑五类：中国的犹太人群体
评论者林达在凤凰网发表评论文章，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被中共定义为历史反革命）、坏分子”称为中国的“犹太人群体”，这个大约2千万人的群体从1949年就开始大规模的被非法杀戮、被无罪监禁、被非法限制自由、被非法剥夺财产。
文革时期，黑四类扩大为黑五类，甚至是21类分子。“纳粹和文革浩劫的问题，是彻底毁掉法治基础，大规模诬陷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平民。”林达如此分析。
文革结束后几年，中共陆续对“地富反坏右”、党外人士、台港侨属、投共前的国民党人员等人“摘掉帽子”，给予公民权，他们不再被视为政治贱民。逾300万名中共党员干部得到平反。
陈永发说，“在文革中曾被批斗的党政干部，文革后得到平反，不仅官复原职，还升迁很快。但是那些地主、富农与资本家呢？”
黑五类只是被摘去帽子，但被中共定义的身分历史罪始终未能平反。105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