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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习近平上位之后，特别是2015年以来的外交动作，不难看出中国已开始告别“韬光
养晦”的方略，新的大国谋略正在逐渐成型，究其内容来看，笔者认为基本可以用“东
固”、“西进”、“北联”、“南跃”来概括。
“东固”：表面上看，中国在其东部和东南部（特别在南中国海）的态势颇具进攻性，
实质上却是在奉行“以攻为守”的方略。北京知道，要突破美国在那里处心积虑布下的
岛链，非一日之功所能及。设立防空识别区、在钓鱼岛海域巡航、在南中国海快速填海
造岛等举措，一方面是宣示主权，更重要的动机是在岛链之内建立据点，形成“进可攻
退可守”的防卫体系。
南中国海、黄海和东海既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日韩的重要能源输送通道，中国
的策略是：既然你设岛链封锁我，我也可以在岛链之内扼住你的命脉。所以，中国在此
只是佯作强势，固防才是真正的目的。
有专家认为，眼下的“一带一路”说明“陆权说”在中国战略中战胜了“海权论”，其
实不然，中国的国策明显是“双管齐下”，只不过在东部和东南部尽量保持低调，避免
节外生枝，但其“蓝色战略”贯彻之速度一点都不亚于西进的节奏。
在中国的东亚战略中，朝鲜早已从当年的“血盟”关系冷却为鲜有来往的邻居关系；而
韩国则成为保证朝鲜半岛均势和撬动美国远东安保体系的杠杆，被中国赋予更重要的地
缘政治意义。就目前来看，北京与首尔的关系合作大于竞争，但双方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还不是尽善尽美，亟待充实内容。
相比之下，“中日关系”一落千丈，从原先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 沦为普通
的“战略互惠关系”，即便是这个“战略互惠”也徒有虚名，双方现在更多地倒是对抗
，因此，日本至今仍然被排除在中国的“伙伴”序列之外。由于中国的崛起速度超乎寻
常地快，日本目前实际上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给中国做老二，要么继续做山姆大叔的跟
班。从目前的情况看，安倍政府显然选择了后者，因为他的当务之急是修改二战后束缚
自己的“和平宪法”，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唯有联美抗华这条路。
“北联”：中国北方的邻居只有俄罗斯和蒙古两家。“乌克兰危机”让俄罗斯在欧洲受
挫，迫使它不得不更加靠近中国。俄罗斯的远东部分有点像一座烂尾楼，经年闲置，野
草丛生，至今没有一个可行性很强的发展方略。普京描绘的“欧亚经济联盟”虽然包含
远东地区，但他的战略重点依然是欧洲，所以它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中俄关系。
蒙古从地缘政治和历史传统上说对中俄两国都很重要，矿藏也相当丰富，中国一直想拉
拢乌兰巴托，但又不愿做得太明显，刺激普京的敏感神经。直到去年夏天，习近平才带
著“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一带一路”的发展蓝图，去这个默默无闻的
内陆邻国串门，正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羌笛无须怨杨柳，春
风已度玉门关。”这是习近平要给乌兰巴托传递的善意信号。同时中国若要实现自己的
战略目标，也必须确保北部的稳定，因此，联合俄蒙就成了一种必然。
“南跃”：“一带一路”的第一步究竟应该在哪里迈出？相信中南海决策层对此早已胸
有成竹。的确，在这个大战略的三个进取方向中，西南部（巴基斯坦）要比西部和西北
部距离近阻力小，因为在中国众多的双边关系中，中巴应该算是患难之交，稳定性最强
，因此，伊斯兰堡在北京外交中独享“全天候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称谓也就
不奇怪了。
即便如此，两国并非单纯的“感性关系”，而是非常现实的战略互需关系：中国的“南
线战略”就是要跃进印度洋，避开被美国控制的马六甲海峡，缩短能源供给线，因此，
习近平2015年访问巴基斯坦时与巴方签署的价值460亿美元的经济协议，旨在形成以“巴
中经济走廊”为中心，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四重点的所谓“一
加四”的布局，同时，中国也需要通过巴基斯坦来制衡印度这个区域大国。中巴合作中
，中国主要的动机是政治战略性的，而巴基斯坦更多的是出于经济考量。
“西进”：中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的领土纠纷，以及美国奥马巴政府 “重返亚
洲”的所谓“战略再平衡”政策，一方面导致中国在东部基本处于冲突状态，另一方面
倒也催生了中国的“西进”战略。这个被习近平冠以“一带一路”的战略主要基于内政
和外交的考量：一、带动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二、输出中国国内的剩余产能；三、加
强与西部伊斯兰邻国的关系，有效控制疆独等恐怖势力的蔓延；四、开辟新的能源通道
；五、通过双赢合作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力，填补美国在那里的权力真空，从而增加与美
国的合作层面，减少与其在东亚的冲突压力；六、突入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陆心说
”），拉近与西欧联合的距离，形成欧亚携手的大趋势，削弱美国在全球的战略优势。
这个大战略饱含机遇，但无疑也充满风险。西行漫漫，雄关如铁，我们看到中国正在迈
步从头越。笔者相信，中华民族的复兴始于东部，但最终的完成将在西陲。
19世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可谓是外交斡旋的大师，他提出的“现实政治”（Real
poltik）曾经成就了他在错综复杂的欧洲棋局中游刃有余。俾斯麦认为，当政者在处理
内政外交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避免参杂个人感情、伦理道德、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等
因素。
习近平上台后的新政明显带有俾斯麦的“现实政治”色彩，与俾斯麦不同的是，中国已
经彻底告别结盟这种外交手段，更多信奉的是19世纪英国首相亨利·坦普尔说过那句名
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