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alista (诸神的黄昏)》之铭言：
: 要用摄政王制，那人选就是恭亲王，咸丰与恭亲王的关系不好，这种制度当然不会被考虑
: 用顾命大臣虽有鳌拜的前例，但这种集体领导制的好处就是不易有强人出现，
: 理论上大家的权力是相等的，肃顺最多当个有权势的的话事人，不会影响同治接班
: 的可能性，所以最后杀肃顺的理由，都在抹黑肃顺有篡位的野心，
: 这部份倒是有文章可作，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太可能。
1861年咸丰猝逝，留下年幼的同治皇帝，前一次发生这样的状况是在顺治过世时
，将康熙托付给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大臣辅政，结果后来发展成
鳌拜专权，最后康熙皇帝还得用计擒杀鳌拜。
正是因为鳌拜专政的前例，这次咸丰为了避免顾命大臣专权，特别赐下两颗印章，
任何诏书的开头和结尾都要盖上这两颗章才能算数，一个交给慈安，一个交给同治，
因同治皇帝年幼，章实际上是由同治皇帝的生母慈禧来掌管，这下子顾命大臣得与
两宫太后合作才能施政。
慈禧是因此才沾上了权力的尾巴，不然她本来根本就与权力无缘的。
咸丰这个想法有没有问题，本质上是没有问题，咸丰希望以两宫太后与八名顾命大臣
互相制衡，乍看来很四平八稳，但问题出在时代因素。
......咸丰是因为英法联军打破北京所以才北狩，在承德去世......
在咸丰“北狩”时，把所有最亲信的大臣一并带走，只把他厌恶的人留下来跟“外夷”
打交道，包括当年与咸丰争储失败而一直被咸丰冷落的弟弟恭亲王奕䜣，以及奕䜣的
岳父桂良，还有军机大臣中咸丰最看不顺眼的文祥。这几个人当然不可能名列顾命大臣
之中。
桂良早在第一次英法联军时就是主和派，咸丰正是对第一次英法联军时桂良所签订的
《天津条约》不满想毁约，才引发第二次英法联军而被迫“北狩”。奕䜣原本也是个
仇洋“愤青”，但他与文祥留下来与英法打交道之后，眼界大开，从此成为坚定的
洋务派，文祥也同样成为自强运动的领导人，日后还经常以军机大臣的身份，亲自在
同文馆里头招呼学生。
另一方面，僧格林沁虽然指挥大沽口战役时曾一度挫败联军，但是后来在通州八里桥
惨败，咸丰怪罪僧格林沁，不但削除他的爵位，还把他排除在八名顾命大臣以外。
于是当咸丰去世时，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景像，所有负责与外国接触因而了解洋务的
重臣，与实际作战过因而了解军务并握有重兵的僧格林沁，通通被排除在权力中心
以外，而顾命八大臣却由仇洋且对国际无知的肃顺主导。
我们都知道慈禧权力欲很重，但是此时她只是个印章尾，不是可以她说了算的角色，
在政变中顶多是因为她足智多谋而成为出主意的人，不会是政变主导者，另两个主谋
慈安与恭亲王，日后一辈子都显示他们没什么权力欲望，为何在这个关头会发动政变?
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祺祥政变发生的原因。
奕䜣发现联军在北京城内驻守，所有的仓库、存有银两的各衙门，都门户洞开，
联军明明可以自己动手拿取，但是他们却没有把府库财物据为己有，而只是明文
开出条件要求五十万两现银。
奕䜣更惊讶的发现，当《北京条约》签订后，联军竟然真的撤军离开。
奕䜣原本把“外夷”都当作是野蛮人，见到他们如此“讲信修义”重视条约，十分惊讶，
从此对外国的观点完全改变，了解原来这些外国只是要通商以及对等的外交关系，并没有
想要占领土地或推翻王朝，奕䜣于《统计全局折》中叙述，外国可以用“信义”拢络。
而同时，满清还有遍布全国的民变要处理，该怎么做，答案很明显。
在英法联军之后，奕䜣等人明白联合外国力量以对付太平天国等民变，是唯一救亡图存
之道，排除肃顺等顾命大臣，不仅是争夺本身政治地位的政争，还是满清存亡之争。
在后半生对权力颇为淡泊的慈安、奕䜣在此时成为政变主谋之一，我认为关键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