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fifa186 (落叶)》之铭言：
: 本来只想用上一篇回你就好，但觉得有必要把话讲得更清楚一些
: 我不会跟你强调因果报应真实性，或跟你讲一堆报应的例子
: 这种东西讲太多，只是增加你的瞋恚心，反而是在造口业
: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与其说是为“因果”而困惑
: 不如说您是受到“报复”和“心魔”的影响，而起杂念并动摇己心
从自己心魔入手分析确实有劝化意义。
不过或多或少让我读来有点觉得有鸡汤文的味道。
（或许您本心并非如此，抱歉！）
也许原PO真的是走不出瞋心，那么劝他放下确实很好。
但原PO提的问题其实是个相当普世的问题：
世间是否有公义？如果遵守道德并无奖惩机制，那还有没有必要守道德？
这个问题也是许多古人提出过的问题，
也是许多宗教家诉诸来世（不论是末日审判或三世因果）都未必能让人心服的问题。
会不会有人就真不是因一己之私，
而是观察到世间善人受难而恶人终身享福，从而发出不平之鸣呢？
这也就是司马迁在列传开篇故意用伯夷起始的缘故。
伯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未必有信使可考，身为历史家的司马迁很清楚这点。
但孔子（先不论现代人怎么乱骂，司马迁内心很敬重孔子的）曾经说过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伯夷、叔齐，根本不会在乎别人对他们坏，他们心胸开阔没什么怨。
他们追求自己所追求的，最终也为自己所追求的而死，他们没任何怨恨。
可真的故事这么单纯吗？这就是司马迁提出的疑问。
司马迁认同孔子所说，伯夷、叔齐的价值观就是仁，他们不会怨别人。
可是司马迁采访到的口传资料，
却让司马迁怀疑伯夷、叔齐会怨天道：
暴君当政虐害百姓，之后又是以暴易暴用血腥手段的家伙来打倒暴君！百姓何辜！
（先不论现代考古与翻案，这里只说司马迁在他所获的材料中的认知。）
伯夷叔齐确实不怨别人，但他们留下的诗，难道不是在替其他受害者抱怨吗？
当然或许你会说，司马迁这么写，是他自己未走出瞋心他自己被心魔蒙蔽。
确实王允就是这么看的，他就觉得司马迁就是对汉武帝不爽所以写书泄愤。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
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看起来司马迁对天道的质疑或许就是他自己在汉朝受了一堆气嘛！
可是我们看事情真的要看这么浅吗？
有些事情司马迁是很清楚的：
有可能他所相信的仁义原则 —— 待人以仁待友以义 ——
虽说是为人好但未必合乎某些人所认可的“天道”。
也就是《庄子‧外篇‧胠箧》而尤其是《庄子‧杂篇‧盗跖》，
借由“盗亦有道”的盗跖来讥讽守着规矩却只会伤害自己的夷齐或孔子。
熟悉文献的司马迁当然知道这些故事。
（也姑且不论庄子外篇与杂篇是否庄周本人所述，至少那代表某流派的道家。）
而司马迁把“老庄申韩”归在同一列传，
也是他很清楚：
虽说看似老庄守虚静而申韩主苛薄，
但他们的核心思想都相同：
舍弃情感而依法则行事，或规划自己或操弄权数酷法来规划国家。
但，人真的就得走向这种没感情的政治机器吗？
这也就是司马迁总结清楚的地方：
“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关键仍在价值观的差别。
而仁义守则，正是自己清楚知道不应伤害他者而遵循之，
并不是只是求取长生或夺国的工具。
最终还是得靠当事者自己的警醒，而不是另外有个奖惩来让人变成规则的机器。
当然，儒家关注此世，道家或法家关注体道或国家机器，
走的路线都未必与佛教的求从紊乱恐怖的蕴缚之网中寻解脱（乃至助他者解脱）。
所以“克服自己的心魔”确实是“修行者”的要务。
不过我个人的体会是，原PO所问亦另有其味，
但未得佛家要旨（我的体会是印度所说的业主要就是行为与结果，也不是奖惩，但欺虐多
了路自然危险是其义），
至于，姑且套用大胡子老马的那一套简化切割法（也未必正确就是），
这业到底是客观唯心派的模型还是主观唯心派的模型，
或许也并不是那么好说清楚的。
所能知道的也不过就是我们能控制的变因确实只在自己主观方面而已。
（所以同样质疑天道的《旧约‧约伯记》，
道出了约伯明明行善却遭恶报，还被别人侮蔑成必定是为恶才会遭神罚，
那种极度绝望的心情，
终究也仍只能诉诸自己的坚定。）